第二节 《佐治药言》的秘书思想

浙江汪辉祖,生于清雍正八年(1730),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字龙庄,萧 山人,少习法家言,佐州县幕。乾隆四十年成进士,其受湖南宁远县知县,曾任 两署道州,又兼署新田县,后因忤上级,被夺职归里,闭门读书,不问外事。阮元 曾为其作传,^①《清史稿》卷三百八十三有文传,汪辉祖是我国历代著名的秘书学 家之一。
汪辉祖是清中叶著名的师爷和良官。他在做州县幕府时,就“持正不阿,为 时所称”;在任县令时,治事廉平,“每决狱,纵民观听,又延绅耆问民间疾呼,四 乡广狭肥瘠,人情良莠”^②。阮元在其传后评论说:“天下虽大,州县之积也。州 县尽得孝廉者治之,则永治理也。予读《学治臆说》《佐治药言》,未尝不掩卷太 息,愿有司之治者若汪君也。”汪辉祖虽出身贫苦,但一生好学,除了上述两部书 外,还著有《元史本证》《史姓韵编》等,其作品在史学上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在他11岁时父亲去世,生母守寡,并与大母一起把他抚养长大。17岁时他 考中秀才,可是家境贫寒,无力再博科举考试,23岁时跟随做官的外舅王坦人当 了一名书启幕友。汪辉祖由于勤奋好学,声名鹊起,成为江浙一代的名师爷。 可是还是抵不住功名的诱惑,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参加浙江乡试,高中第三名,成 了举人。后来他先后参加三次会试,终于在乾隆四十年考中进士,殿试二甲第 28名。可是这时生母病故,按清律他要“丁忧”,回乡守丧3年,不准选官。这3 年他又去做了师爷。3年过后,他51岁时被吏部选为湖南宁远县知县,次年赴 任。此时他已是知天命的中人了,后兼知道州,57岁时因故遭弹劾,革职返乡。 他从幕佐治34年,先后为16位州县做幕友,而做官仅为5年。他做幕友“俱有 贤声”,却孜孜于科考,这不能不说幕友仅为佐治,不是正道。
他以毕生的师爷经验写就了著名的《佐治药言》,该书包括《佐治药言》《续 佐治药言》《学治臆说》^①,共四部分内容。在《佐治药言》的开篇,江西新城籍鲁 仕骥在《序》中提出,汪辉祖从事幕学已有30余年,积累了丰富的师爷实际工作 经验,所以他认为把这些工作经验汇集而成,对立志求读幕学的学子而言是一 件善事。该书是我国师爷幕学的重要专著,在学术上具有一定的影响。清学术 大师阮元很赞同作者的“夫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这一观点,认为治国首先应 治理好全国各地的州县,它是国家的基础,只有把众多的基层政权州县治理好 了,才能有效地治理国家。然而治理州县的管理工作在古代不甚重视,也对佐 治州县的师爷工作不重视,没有认真对待它,更没有把它上升到学问学理的高 度。汪辉祖从事师爷30余年,具有丰富的实际师爷工作经验,他把自身工作经 验进行梳理、整理,在我国秘书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师爷幕学的发展和成熟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填补了幕学中的学术空白。歙县鲍廷博在《续佐治药 言·跋》中叹道:“焕曾(汪辉祖)之以佐治名也,其来有自矣。他日以佐人者,自 为推此心而广之,福世福身,又可易量乎哉?”他认为汪辉祖的著作如果能为未 来大批治习幕学者带来莫大的裨益,且为国家大量基层政权治理有所益处的 话,那么,这本专著将是功德无量。
汪辉祖在《佐治药言》中多次提炼了他的幕学精髓,总结了师爷幕学的理论 精华。虽然在专著中他的观点、论述多有重复,甚至大段内容是他从事刑名师 爷的经验和体会,这些暂不细析,但我们发现他的最大贡献和理论精华在于他 对秘书思想尤其是秘书的职业道德方面的深入研究与理论总结。
首先,他提出充当秘书任职资格的要求,认为必须达到古代“士”人之水准。 换言之,唯有“士”身份的学子才能充当秘书,社会上三教九流、贩夫樵渔者不可 入职,他指出须把秘书列入社会“士”的行列。
“士”在春秋战国时代是具有渊博知识和办事能力人的统称。《说文》云: “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一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 引申之,凡能事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 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士在当时属于贵族阶级的下层,有文化有知识也有才 艺;但无经济实体,也没有封侯世袭之社会地位。后诸士开始游走,成为“游 士”,自由人,类似后来的师爷职业。“士任秘书使秘书工作在语言文字之外,又 有了参谋咨询的功能,秘书工作由此有了文书事务与辅助决策两个相辅相成的 功能,对秘书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士从春秋战国时期统治阶层的批判者, 发展到秦汉时期统治阶层的合作者,参与“共谋共治”。钱穆说道:“春秋末,孔 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 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中国四民 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以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 活动之第一期。两汉农村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 第二期。魏晋南北朝下迄隋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 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 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 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士之本身地 位及其互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 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 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①事实上,在君主集团与士人阶层共治合谋中,士人阶层 起到历史演变的主要推动力作用。客观而言,历史事实是双方相互依靠、互为 作用的结果。
同时孔子在《论语·泰伯》里提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 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就提出了“文化上的渊源又使士普遍接 受了‘士志于道’的价值观念。这便构成了道统与政统、道与势之间的对抗与融 合,道统是没有组织的,而政统的组织却日趋严密。道的尊严完全要靠它的承 担者——士本身来彰显,士能否以道自任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他和政统的代表 者——君主之间能否保持一种适当的个人关系。”^②士与君、幕友与主官仅仅在 “道”上是相一致的,但气质、为人与方式上可不尽相同,这就需要两者寻找最佳 的契合点,以“道”来统,以“道”为高,这也成为秘书师爷们选择职业和从事职业 的工作底线。顾颉刚曾说:“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 法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 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劝始皇统一思想的李斯,他是儒学大师旬卿的 弟子;劝武帝统一思想的是董仲舒,他是《春秋》的专家。”^①
为此,汪辉祖提出秘书必须先要成为类似于古代“士”的一员,才能从事秘 书工作。鲁仕骥在《佐治药言·序言》中曾道出一件逸事:“昔欧阳文忠公不受 范文正公陕西幕中辟命,而以书规之,曰:‘古人所与成事,必有国士公之。’士以 身许人,固亦未易,文忠公之自重如此。而文正公尝有言曰:‘吾幕中辟人,必其 可以我师者,则吾心有所严惮。’”这段话揭示士类中师爷与幕僚的不同,以及在 治理中的不同作用。欧阳文忠公不接受范仲淹的官职任命,并以文章说明之, 阐明了幕僚身份的局限性,并希望自己仍然成为一位自由人身份的“士”,且 “士”仍然可以辅佐上司成就事业,成为官师、军师,即后人所言的“幕友”。放眼 历史长河,世上所有大事、要事均离不开“士”的参与和辅佐。“士”乃国家之公 士,他们始终以国家前途荣辱为己任,是国家纲常伦理之践行者:“安而不忘危, 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 君”;即使遭遇厄运、屠杀,“士”也能“九死未悔”,哪怕“零落成泥碾作尘”,依然 保持其“香如故”的本色。鲁仕骥深刻指出,范仲淹不知两者的区别,甚至阅文 后仍然不知悉欧阳修的深奥之义。鲁仕骥还总结道:“然则文正之辟文忠,固深 知文忠者,而文忠当时则犹未深知文正也。然既未深知,则其不苟于就,固君子 自重之道宜然,此所以两贤卒深相知也。”说明秘书接受秘书职位必须建立在深 知主人的基础之上,重点是了解其服务对象即主官的为人与做事的特点风格 等。欧阳修辞受秘书职位,主要在于他认为对主官范仲淹还缺乏应有的了解和 理解,不能贸然接受秘书职位;并认为在位秘书与不在位秘书,事实上没有多大 区别。历来“士”从来不强调在位与否,他们内心均以国家社稷为重,不看重官 位、职位、地位等。从汉末党锢领袖李膺的“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到陈番、 范滂的“澄清天下之志”;从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到名末清初顾炎 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鲜明地看到中国士人精神的流脉。
此外,撰写该书《跋》的鲍廷博还进一步诠释了在其官位的幕僚与不在其官 位幕友(师爷)的工作性质与区别。他从辨析名士和律士的角度出发:“顾号称 名士以风流自赏者,往往不耐碎琐,一切以阔略付之,而墨守律令之士,又拘文 牵义,唯兢兢焉主人之考是顾。其弊也,操切为道,吏治之未能尽肃,安在不由 于是耶?”历史上固然有不少士从事管理,但很多名士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 子弟们,不屑从事秘书工作,认为工作过于琐碎,把好端端的年华抛掷在细微琐 碎的杂事上,难以成就大事。所以虽然有部分士从事秘书,但往往大而化之,或 粗线条式办事,没有把它看成是一门学问。还有一些律士,从事刑名和钱谷秘 书,工作上唯唯诺诺,拘泥于条文典籍,甚至把一切满足主人的意愿为己任,无 自己的主见。这也是历史上,士从事秘书工作中出现的常见的两种不良现状。 鲍氏提出,我们要向汪辉祖那样,才能宾尽其心,主勤其职,应具备“以义正己” “以义处人”的儒家风范。因而他大力推崇该书,认为“古之言吏治者多矣,未有 及幕宾之佐治者,余故急付剞劂,以广其传云”。鲍氏所写的《序言》,提纲挈领, 高瞻远瞩,揭示出本书蕴涵的学术要义。
汪辉祖在《学治臆说·自序》中说:“大人著《佐治药言》,为学幕者言之。” 他提出必须考虑到该人是否具备学习师爷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心理等条件,为此 他在书中专列“勿轻令人习幕”一条:“亲友之从余习幕者,余必察其才识,如不 足以造就刑钱,则四五月之内,即令归习他务。”清初苏州师爷万枫江在《幕学举 要》中也指出:“入幕本领原非容易,必胸怀高朗,气力明通,参观事变有素,然后 可当一面。”清末苏州师爷张廷骧在编辑《入幕须知》后,自附《赘言十则》,其中 称:“自古全才难得,习幕而可以佐入者,约有三等;识力俱卓、才品兼优、例案精 通、笔墨通达者,上也;人品谨饰、例案精通、笔下明顺者,次者;人品不苟、例案 熟练,而笔墨稍逊者,又其次也。……故凡有心习幕者,当先自其材力而后从事 于此,卒不至自误生平。”看来幕学也非为常人所学,学习者需擅长笔墨外,还须精 通各种案例、人品高洁等条件,这也使我们明了汪辉祖在《自序》中为何开篇阐释 此为重要条件之原委。可以说,他是首位把秘书与古代的“士”联系在一起加以考 察的学者,“古人所与成事,必有国士共之”。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事、要事,都离不 开秘书们的辛勤工作,所以中国一部帝王将相史,同时也是历代秘书们的工作史。
其次,汪辉祖重点阐释了师爷的职业道德。《佐治药言》开篇就把秘书职业 中最重要的职业道德摆在前列,如尽心、尽言、不合则去、虚心、立品、俭用等。 《学治臆说》卷三同样指出安命、治贵实心尤为清心、忽为非分之事、勤怠之分、 不节不贪、嗜好宜戒等立业之道。笔者考察发现,在《佐治药言》的40条中,涉 及刑名为12条,书启为4条,为官之道3条,其余为幕学原理21条。其重点阐 释师爷职业道德内容方面,首先指出立心,尽心、虚心,强调养心之重要。其次 为立品,自处宜洁、俭用、范家、省事、求生、读书、勤事、慎交、勿攀援、须体俗情、 戒已甚、勿过受主人情、就馆宜慎。再次为立言,如去馆日勿使有指摘、检点书 吏、须示民以信、勿轻令人习幕等。最后为刑名事宜。《续佐治药言》26条中,涉 及刑名为16条,其余10条大多为处事之道,如玉成有自、择主人获益、忌辣手、 仁恕获福、勿求全小节、勿忘本计、须成主人之美、处久交更难、宾主不可忘形、 不宜经手银钱诸条。《学治臆说》卷上有62条,其中有尽心、官幕异势、志趣宜 正、幕宾不可易视、勿令幕友上随为债、职不可恋、恩不可希、勿躁进、勿喜功、事 至勿忙;《学治臆说》卷下有61条,包含嗜好宜戒、饮酒宜有节、不节必贪、称职 在勤、上下宜隔、守身、衰病当知止等7条有关职业道德的内容。《学治续说》50 条,包含安命、勿为非分之事、事慎创始、退大不易、治贵实心尤贵清心、勤怠之 分、为治不可无才、用人不易、勿臧否上官寮友、与上官言不宜径尽等10条职业 道德内容;《学治说赘》只有14条,其中簿记十则(条)为书启内容,福孽之辨、勤 怠之分2条为职业道德类,其余另2条为刑名类。
第三,该书贯彻了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秘书工作原则。汪辉祖在《自序》中 叙述了自己的身世,“余不幸少孤家贫,年二十有三,外舅王坦人先生方令金山, 因往佐书”。他少年贫苦,23岁时跟随外舅到金山县去当书启师爷。后因骈体 文写得好,他被常州太守胡公赏识,做胡公的书启师爷,并私下开始学习刑名, 后又跟随胡公赴任苏松粮储道师爷。在此6年间,他一直学习刑名师爷业务。 在师爷下属的各类型工作中,刑名师爷的收入最高,地位也最贵,这也是汪辉祖 孜孜以求学习刑名的原委。然而,他的生母和嫡母听说他要从事刑名师爷后, “同声诫止”。因为刑名具有杀生之嫌,他家三世单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闹出 人命案,难以向长眠于地的父亲交代。于是汪辉祖“跪地而对”,且“誓不敢负 心”。在服务的16位主人、26年之中,他“推诚相与,始终契合”。最后他谆谆告 言:“良药苦口而利于病”,这是一本“余以素业于此,故言之独详”。
第四,汪辉祖提出秘书应当自重、慎独的秘书人格。他认为在就职前秘书 必须对主人有所了解,只有与主人的兴趣爱好志向等“深相契合”时,才能赴任, 这说明秘书工作不是一般的器物制造的简单流水线工作,而是具有深厚文化蕴 含和人类精神道德的灵魂工程师特征的工作。友人鲁仕骥在《序言》中说道: “今君(汪辉祖)自述三十余年所佐凡是余人,皆深相契合,有师友之义,而君尤 凛然自重,不苟去就,庶几古人之风也哉,君今自为也。”主人与秘书两者只有相 近、相似、相当时,才能深做朋友,才能形成共事合力。这就要求秘书必须具有 “凛然自重”的秉性与风范,否则畏缩不前,或成为工具,或成为奴婢,或成为帮 凶,不能成为主人的师长和宾主的身份,就不能实现和完成佐治辅助的作用。 汪辉祖在自序中说:“所主者凡十四人,性情才略,不必尽同,无不磊落光明,推 诚相与,始终契合,可以行吾之素志。”说明在服务14位主人而充任师爷中,他 均得到了与主人相互尊重信任的良好关系,因此能在其师爷的职位上有所建 树。反过来说,这也表明主人与秘书的契合程度是最重要的,带有一点缘分的 关系在内,有点古人所云的“可欲而不可求”之意。如果不契合,秘书须断然离 就。可惜,他没有在专著正文条目中显示,事实上,笔者认为“自重”应成为秘书 职业的重要条件之一。
把儒家君子中的“慎独”要求作为秘书的职业道德。在《佐治药言·跋》中, 鲍廷博写道:“佐州县吏数十年,声称灿烂,独不受主者关防。尝曰:‘闲邪以存 诚。’是方寸中事,未尝以非礼自冒,而主人防其非礼,是遇犹守贞之女,而曰若 无诲淫也,其谁能受之?受之而甘焉,转恐不可问矣。夫主之与宾,不尽素识, 猝然举身名以任之,关防固其所也。第阴察其实,而不阳著其目,则不贤者无可 隐,而贤者有以自居,斯两得之耳。”慎独,是在没有人监督之下的自觉行为,犹 如守道之玉女。而且主人与师爷毕竟还是不太了解,所以常常会私下察看师爷 的人品为人,以及生活作风等细节。一般而言,师爷如果对自己不太严格要求 的话,经年累月,常常会暴露。主人如果与师爷品行接近,贤能大德,这就会形 成新的合力。
第五,他指出秘书工作要具有认真求实和谨慎的工作作风。他认为,“为吏 之道,安静不扰,悃愊无华,遇事加详慎焉”。换言之,勤奋、踏实、埋头苦干、默 默无闻、静心、谨慎等都是秘书须必备的职业精神。作者谆谆教导秘书工作必 须勤奋、勿怠,一再阐释,其意自显。《佐治药言·跋》中安徽歙县鲍廷博曾拜访 过汪辉祖师爷馆处,叙录道:“辨色起,丙夜方息,不以寒暑少间。遇公宴,必以 漏刻补之。韩子有言,‘业精于勤’,岂不诚然乎哉!……律己以立品为先,佐人 以尽心为尚。以俭为立品之基,以勤为尽心之实。”他谈到,汪辉祖异常勤奋,每 天刚天亮时就起床,很晚才上床睡觉,天天如此,不管是寒暑季节。汪辉祖把此 书比喻成良药,并将他过去在做师爷时悬挂馆中的“苦心未比天终负,辣手须防 人不堪”加以自说。《佐治药言·勤事》指出:“办理幕务,最要在勤一事。…… 故能勤则佐剧亦暇,暇自心清;不勤则佐简亦忙,忙先神乱。”《学治说赘·勤怠 之分》中他评论道:“称职在勤,前已言之。怠之祸人,甚于贪酷。……呜呼!官 若肯勤,何至于是?余久食于幕,而不愿子孙之习幕,尝试为吏,而不乐子孙之 作吏,盖深惧其多缔孽缘,有亏先德也。”
清代法律规定官员要回避本省做官,而幕友也要回避本籍^①。师爷一般居 住在衙署内,一人一室,如果要衙外租赁民居,待东家与他往往商量不便,故一 般较为反对。所以州县师爷一般单身处馆,只有督抚幕友经东家统一才有携眷 处馆。如《儒林外史》中刑名师爷倪廷珠,待东家升任江苏巡抚时才把妻子接来 居住。作幕与教书不同,师爷常常远离乡梓,不能照顾家庭,常常出现人到中年 而仍无子嗣或者有子而失教的情况。万枫江自叹:“余游幕三时余年,身心岁 月,俱非己有。”汪辉祖也深深喟叹:“吾辈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 离妻子,寄人篱下。”游幕在外,师爷的生活是清贫清寒的,更不可能笙歌管舞, 而驻守在家的妻子更是望断秋月。赡养老人、抚养儿女、操持家务等均落在妻 子的身上,故师爷一般节俭养廉,洁身自好。汪辉祖认为“卖文之钱”,要事以积 蓄才对,如果挥霍殆尽,就“失寒士本色”。师爷通常数月带回百余两,并告诫家 人也要勤俭节约,“得馆仅足以济,失馆必至于亏”。
针对秘书深陷于人际关系漩涡之中,各种利益和矛盾集中一身的现状,汪 辉祖告诫秘书应提防辣手之事。因而,他在《续佐治药言·忌辣手》中特意记载 了少年时家中来的一位在外做师爷的丁君对他人格的影响。爷爷问丁君:“你 如何获得盛名?”丁君就一一道叙作为师爷,他如何做成了一些辣手之事,颇为 自得。等这位丁君离开后,爷爷告诫汪辉祖:“顷丁某言,汝闻否?虽多财,不足 羡也。辣则忍,忍则刻,恐造孽不少,其能久乎?”他还一边在汪辉祖头顶上抚 摸,一边问他明白了吗?汪辉祖答曰:“明白了。”果然没过多久,丁君客死,其子 只有十五六岁,无人管教,挥霍殆尽。很快丁君的妻子也死了,最后其子成为流 荡儿。本书对此细细道来,实例确凿,扼腕评议。
最后,汪辉祖提出秘书要尽心、尽力、尽言,合则留、不合则去等师爷的职业 操守和职业道德。其内容已在本书的《古代秘书职业道德》一节中有所提及,在 此笔者略而从之。他总结道:“律己以立品为先,佐人以尽心为尚,而俭为立品 之基,勤为尽心之实。”在今日看来,此言颇为精辟,有龟鉴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