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汉宫秋》的悲剧特质

真正能够代表马致远在杂剧上的成就的是《破幽梦孤雁汉宫秋》(下称《汉宫秋》)。它写的是众所周知的昭君和亲的故事。王昭君的事迹,最早见于班固的《汉书·元帝纪》和《匈奴传》,本来是非常简单的。范晔《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稍具始末: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月,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盛饰,光明汉宫,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
晋葛洪《西京杂记》,乃有诛画工之说: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至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案穷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陈敞、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下杜阳望亦善画,尤善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弃市。
历代作家却根据自己对于生活的感受和对于这位古代女性的同情,以自己优美的想象丰富了简略的历史记载,从而创造出了许多动人的富有悲剧气氛的传说。这种创造的顶峰,便是马致远的《汉宫秋》。在这个剧本里,作家大胆地增添了一些为前此所无的情节,突出了这一历史故事的内在意义。
在《汉宫秋》中,王昭君在被选入宫以后,虽然由于画工毛延寿索贿不遂而将她的“影图点破”,没有能够立时得幸于汉元帝;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元帝却听到她的琵琶声而宠幸她。于是,她被封为西宫娘娘。比起原有的传说来,她是较为幸运的。但这一短促的幸运,却导致了她永远的不幸。毛延寿在被她揭发以后,竟逃往匈奴,唆使呼韩邪单于指名要她和亲。当时以尚书令五鹿充宗为首的暮气沉沉、畏敌如虎的官僚们,则毫不为国家的尊严着想,而逼着汉元帝顺从敌人的意志。汉元帝骂他们“满朝中都做了毛延寿”。在这种情况下,王昭君挺身而出,为了解救国家的危难,毅然地、主动地请求去和亲。元帝尽管非常爱她,但是逼于匈奴的威胁,鉴于文臣武将的懦弱无能,又不得不割恩断爱,让昭君去和亲。昭君到了两国的分界线黑龙江边,以投江自尽来表示了她自己对于祖国和爱情的忠诚,对于自己不幸命运的抗义。这一刚烈的行为使得呼韩邪单于也警觉起来,于是毛延寿受到了正义的裁判,而汉元帝则长期地沉浸在自己痛苦的忏悔中。
我们知道,至迟是从唐代以来,王昭君在人民和作家的心目中,就已经不只是一个被迫远嫁异国,孤苦伶仃,为人所同情的妇女;而且更其主要的是一个不愿为着个人地位,丧失正直品行的人物和一个为着国家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人物。马致远的剧作则使得这一已经被杜甫以下的伟大作家所塑造的悲剧形象,^[1]在杂剧这一特定样式中,获得了完整的再现。虽然《汉宫秋》并不由王昭君主唱,因而她的戏是较少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这一优美形象的认识。作家是把她作为一个既具有美丽容貌,又具有美丽灵魂的普通民间妇女来处理的。她家道贫穷;而且天真地认为:既然皇帝是选色,那么长得漂亮就会得宠,她不会耍什么手段。于是她拒绝向毛延寿行贿,在元帝偶然爱上了她以后,她在惊惶失措之余,首先毫无顾虑地控诉了毛延寿,接着又恳求元帝宽免她父母的民籍,赐予一些恩荣。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这位少女是天真的,甚至于是幼稚的,是非常善良而没有机心的。但作家也认识到,天真而善良的人的心里,往往蕴藏着巨大的道德力量。于是,随着戏剧冲突的开展,王昭君的沉勇而正直的性格愈益呈露在人们的眼前。她是舍不得和宠爱她的汉元帝分离的,但当她明白了自己的去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时,便断然地将这种巨大的苦难担承了起来。在国境线上的投江,使得她的悲剧命运和悲剧性格得到了最完满充足的表现。作家在这一情节里写出了:王昭君为了保卫自己所爱的国家和人物,打击自己所恨的人和事,不惜将唯一的生命付出来作为代价;而这,正是中国普通人民所具有的平凡而又高贵的品质。
王昭君在这个剧本中是特别值得人们同情和敬爱的人物。要突出描写这样一个人物,将她作为主角来处理,将灞桥送别和国境沉江这些激动人心的情节写成戏剧冲突的顶峰,似乎更容易收到舞台效果。但马致远却避易就难,选择了一种和一般人想法不一样的艺术构思。他倒是着重地写了汉元帝对于这一悲剧的感受,特别是他的别后相思之情。这固然可以说是受了白朴《梧桐雨》的影响,而更主要的,则和马致远喜欢将自己的感情分配给剧中主要角色的习惯分不开。由于王昭君确实远比杨贵妃更值得人同情和敬爱,所以汉元帝对她的(在某种情况上说,也就是作家对她的)流连哀思之情,就更加深挚而富于感染力。
当然,这只是说,马致远在剧本中通过汉元帝之口,部分地寄托了自己对这一古代女性的咏叹之情,而不是说,汉元帝的形象就是作家自己的形象。相反地,作家对这个封建统治者并不是完全肯定的。在他的笔下,汉元帝首先是一个昏庸好色的皇帝,这位皇帝统治下的政府是一个腐败无能,充满了像五鹿充宗那种“全躯保妻子之臣”的政府,以至当强敌压境,就甚至于只有将西宫娘娘献出去,才能苟且偷安。我们很难设想,马致远对于这种皇帝会有好感。可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即使这个皇帝,作为一个皇帝,是不好的,但作为一个人来说,由于腐败的政治而引起他个人的不幸,又是令人同情的;同时,他的不幸是在于迫于情势,不得不失去了像王昭君这样一个女性(或者说,牺牲了这样一个女性),那就更其令人同情。这就使得作家有可以赋予这个在另外许多方面必须加以谴责的皇帝以真挚的情操,在他的语言里,抒写出人们对昭君和亲这一悲剧的感受。
〔七弟兄〕说甚么大王不当恋王嫱,兀良,怎禁他临去也回头望!那堪这散风雪旌节影悠扬,动关山鼓角声悲壮。
〔梅花酒〕呀!俺向着这迥野悲凉。草已添黄,兔早迎霜。犬褪得毛苍,人搠起缨枪,马负着行装,车运着糇粮,打猎起围场。他他他,伤心辞汉主;我我我,携手上河梁。他部从入穷荒,我銮舆返咸阳。返咸阳,过宫墙;过宫墙,绕回廊;绕回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黄;月昏黄,夜生凉;夜生凉,泣寒螀;泣寒螀,绿纱窗;绿纱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除是铁心肠。铁心肠,也愁泪滴千行。美人图今夜挂昭阳。我那里供养,便是我高烧银烛照红妆。

——第三折

〔蔓青菜〕白日里无承应,教寡人不曾一觉到天明,做的个团圆梦境。(雁叫科。唱:)却原来雁叫长门两三声,怎知道更有个人孤另!
(雁叫科。唱:)
〔白鹤子〕多管是春秋高,[[!GFDAA]]力短;莫不是食水少,骨毛轻?待去后,愁江南网罗宽;待向前,怕塞北雕弓硬。
〔么篇〕伤感似替昭君思汉主,哀怨似作薤露哭田横,凄怆似和半夜楚歌声,悲切似唱三叠阳关令。
(雁叫科。云:)则被那泼毛团叫的凄楚人也。(唱:)
〔上小楼〕早是我神思不宁,又添个冤家缠定。他叫得慢一会儿,紧一声儿,和尽寒更。不争你打盘旋,这搭里同声相应,可不差讹了四时节令?
〔么篇〕你却待寻子卿觅李陵。对着银台,叫醒咱家,对影生情。则俺那远乡的汉明妃,虽然得命,不见你个泼毛团,也耳根清净。
(雁叫科。云:)这雁儿呵,(唱:)
〔满庭芳〕又不是心中爱听,大古似林莺呖呖,山溜泠泠。我只见山长水远天如镜,又生怕误了你途程。见被你冷落了潇湘暮景,更打动我边塞离情。还说甚过留声,那堪更瑶阶夜永,嫌杀月儿明!
(黄门云:)陛下省烦恼,龙体为重。(驾云:)不由我不烦恼也。(唱:)
〔十二月〕休道是咱家动情,你宰相每也生憎。不比那雕梁燕语,不比那锦树莺鸣。汉昭君离乡背井,知他在何处愁听?
(雁叫科。唱:)
〔尧民歌〕呀呀的飞过蓼花汀,孤雁儿不离了凤凰城。画檐间铁马响丁丁,宝殿中御榻冷清清。寒也波更。萧萧落叶声,烛暗长门静。
〔随煞〕一声儿绕汉宫,一声儿寄渭城,暗添人白发成衰病,直恁的吾家可也劝不省。

——第四折

「七弟兄」等三支曲子,是这个剧作中最著名的唱词。它们非常真切地表达了汉元帝富于忏悔意味的、沉重的离绪。特别是〔梅花酒〕一支,因难见巧,巧而不纤,乃是马致远的一手绝活。第四折闻雁的唱词,情节、机杼和《梧桐雨》中听雨的唱词几乎完全相同。但值得注意的是:马致远以一个摹仿者的身份出现在白朴面前的同时,又以一个竞赛者的身份出现在他的前辈面前。正如同陆机、江淹之拟古诗一样,他以摹仿的方式向原作进行了艺术上的挑战。在《梧桐雨》中,那场秋雨不曾被赋与生命,白朴所描写的,只是唐玄宗听雨时的感受;而在《汉宫秋》中,那只孤雁却人格化了。它是引起汉元帝伤感的客体,同时它失群的命运又是这一对爱侣生离的象征。不像唐玄宗那样,对于秋雨是纯然地憎嫌,汉元帝对孤雁是既因为它的叫声惹起了自己烦恼而憎嫌它,又因为它的命运和昭君相类似而深深的同情着它的。汉元帝闻雁时的思想感情,比唐玄宗听雨时远为复杂,正是马致远不甘居于白朴之下,而要在艺术上和他的前辈较量一番的最好证明。这,也就使得《汉宫秋》虽然和《梧桐雨》具有大体相同的格局,却依然不失为一个具有创造性和独立特色的、足以和《梧桐雨》并驾齐驱的名作。焦循《剧说》称:“元明以来,作昭君杂剧者有四家。马东篱《汉宫秋》一剧,可称绝调;臧晋叔《元曲选》取为第一,良非虚美。”^[2]
在一篇散曲中,马致远写道:“至治华夷,正堂堂大元朝世。应乾元九五龙飞,万斯年,平天下,古燕雄地。日月光辉,喜氤氲一团和气。”^[3]同时,他也曾经从事过政治活动,并为了这种活动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而表示愤慨。因此,我们就很难说作家之写《汉宫秋》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要反映当时的种族矛盾。但种族矛盾既然是当时生活中一种巨大的客观存在,而马致远又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那么,他在自己的剧作中不自觉地、侧面地反映了这一重大问题,也完全是可能的、可以理解的。这种反映,在《陈抟高卧》、《黄粱梦》中,比较微弱,而在《汉宫秋》^[4]中,则似乎更明显一些。
但同时,也必须指出,无论是《梧桐雨》或《汉宫秋》,都只是通过作者的主观努力,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一些思想感情,因而获得了人民的爱好。它们是不能完整地代表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唐玄宗、汉元帝,作为戏中的主角,基本上乃是两个屈服的形象,历史的真实也是如此。这一类的形象,和屹立在蒙古贵族统治中国那个历史时代里的富于反抗精神的广大人民的形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在关于历史剧的讨论中,有人认为:昭君和亲,对促进民族友好,导致和平,在历史上是一种有意义的事,作家不应当以大汉族主义和封建道德观念去描写王昭君。从历史学的观念而论,这也许是对的。但因此而否定《汉宫秋》剧本,认为它的全部内容是:皇帝是情种,画师是败类,王昭君是封建专制主义最驯服的奴隶,匈奴是汉王朝最凶恶的敌人,而昭君出塞则是中国历史上涂不掉的屈辱印记,表现了大汉族主义情感和封建贞操观念。我们认为,这种论调是不妥当的。历史剧(或历史小说)固然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真实,但是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应该容许剧作家的艺术创造。评价历史剧或历史小说的创作,不能离开作家所生活的时代环境,不能把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混为一谈。当代作家可以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创作一本以促进民族友好为主题的《王昭君》,《汉宫秋》作为一份文学遗产,仍具有永恒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