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本《珠英集》两残卷考

1.写本描述
我们在敦煌写本中发现了《珠英集》的两篇残卷,它们很可能 是代表着这部类书的第5卷和最后一卷。这些残卷中的第1篇被编 为S. 2717号,现藏伦敦大英博物馆:其第2篇被编为P. 377l号,现藏 巴黎国立图书馆。
第1篇残卷的行文共包括由六七^①名作家所作的36首诗, 这些 诗中的15首在《全唐诗》中付阙如。

该残卷自S. 2717号写本背面第3页第1行开始, 结束于同一背 面第7页第21行。它共写有128行,几乎占据了整整5页。《〈珠英集〉 第五》的标题和卷数写于文末^②。写本中的文字很蹩脚,不大用心, 用黑墨书写,纸上既无格又无边线。每1页共27行,每1行24—29个 字。从一位作者到另一位作者或从一首诗到另一首诗,往往甚至没 有用另起行来标明。据翟理斯的目录^③和我所掌握的大英博物馆敦 煌特藏的显微胶卷的放大图版来看,该卷写本长366cm,共包括9 叶约为27cm×40cm的纸页, 但与我们本文有关的诗文则仅占据 27cm×193cm的面积。
至于该残卷的断代,大家可以根据其中的“今年天(大? )梁”^④, 而认为它抄写于后梁时代(907—923)。
第2篇残卷载巴黎国立图书馆P. 3771号写本的背面。该写本共 包括五六名作家的17首诗,其中12首未见诸《全唐诗》:

它共包括5页薄纸,呈浅黄色,其面积为27.7cm×181cm。该写本 背面的第1页仅有28.3cm长,而最后1页则为25.5cm长,其他完整的3 页为43cm×27.7cm。字体质量很低劣,略呈草体,不大用心,其墨有 时很浅淡。每1页共24行,每1行约为23个字,既无横格又无边线。在 一般情况下,抄经师对于每名作家而不是对每首诗都换行。在元希 声的第2首诗中, 我发现加入了1行反向书写的文字:“节度押衙银 青光禄大夫兼校国子祭酒阎乔(? )一心……”^⑥
2.对巴黎藏残卷以及无名诗考证的几点看法
伦敦藏残卷的标题为《珠英集》,而巴黎藏本则无标题,有待于 考证。王重民曾试图于其《巴黎敦煌残卷叙录》^⑦中来这样作,他在 其中断言,其作家们的名字都注录在《唐会要》^⑧所录之《三教珠英》 的撰写者名表中了,该残卷的文字与伦敦藏卷颇为相似。我于此将 对某些问题再补充某些看法。
李適(伦敦残卷)和胡皓(巴黎残卷)的名字未出现在《唐会要》 的名表中。但《新唐书》^⑨则强调李適参与了《三教珠英》的编撰。
至于胡皓^⑩,大家知道他在713年左右官居“著作郎”一职,稍后 不久又任“秘书少监”^〔11〕。这两种官阶均属于皇家编纂的职业。他很 可能是在713年之前开始这种生涯的,属于《三教珠英》的47名珠英 学士之列^〔11〕,其完整的名表未能留传到今天。
巴黎藏残卷共提供了5名作家的17首诗。如若再从中加入伦敦 藏残卷,那么每位作家的平均诗首数就为53/ 11,这就很接近《珠英 集》中的平均数276/ 47^〔12〕了。巴黎写本中的诗人均属于最低的官吏 等级之列,一般均为最年轻的少壮派。其中选择他们的诗相对没有 他们的上司们的数量多。我们还应指出,P.3771号敦煌写本背面与 S.2717号背面是相辅相成的,这就是说两卷写本不具有共有的诗人 和诗篇。
此外,我们知道,《珠英集》中的诗人是根据他们的官级分类 的^〔13〕。P. 3771号残卷完全符合这种相对不多见的编写方法。至于其 中的诗人,他们仍维持了在《唐会要》中指出的顺序,唯有乔备例 外。这种细微的变化,或是由于他们在《三教珠英》完成之后的晋 升,或是由于抄写者自作主张而造成的。
巴黎藏残卷中某些诗人的官号可以断代为702年左右^〔13〕。这就 清楚地说明该残卷撰写于702年左右,与《珠英集》为同一时代。《珠 英集》之外的另一部诗选,不大可能会与巴黎残卷具有如此之多的 共同点。王重民的考证是不容置疑的。^〔14〕
巴黎藏写本是以下面3首诗开始的,它们的标题分别作《春悲 行》、《渝州逢故人》和《感春》。它们恰恰于胡皓的诗之前重复。在稍 后不远处,我们于写本中胡皓的名下,共发现7首诗选,但仅保留有 4首及第5首的标题。此外,这一标题似乎是错抄的,被置于写本开 头处的3首诗也似乎未含有否定胡皓为其作者资格的内容。第2首 诗的标题说明,作者曾在渝州(今四川重庆)^〔15〕。事实上,胡皓曾被遣 往松州都督府(四川西北),此名(松府)出现于其诗之一的标题中。 况且,这3首诗紧接胡皓的诗之前,从而使此人诗篇的总数达到8首 之多。我们在等待更为令人信服的证据之前,暂时先假设认为胡皓 是这3首诗的作者。
现在很少有文献能使我们将《帝京篇》一首诗的作者资格归于 于季子,他在《唐会要》的名表中是紧接王无竞和沈佺期之前的诗 人。尤其是该名表仅仅提到26位珠英学士,而本残卷的抄写者似乎 是从诗集中选择了数首诗。
3.诗集,它在古丛书目录中的踪迹及其编撰者
《珠英集》或《珠英学士集》的标题意指对类书《三教珠英》^〔16〕(撰 写于700年6月—7月前后)的简称^〔17〕,由崔融(653—706)辑录并作 序,他当时很可能正任凤阁舍人^〔18〕。其完整的5卷集共包括《三教珠英》 中47位作家的276首诗^〔19〕,他们很可能是当时宫中的最优秀的诗人。^〔20〕 其中的作家又根据他们的官品级别分类,并指出了他们的故乡。^〔21〕
《珠英集》在唐代(618—907)流传很广。在北宋时代(960— 1127),可能也基本如此。^〔22〕但在南宋时代(1127—1279)^〔23〕,则很少 见了。似乎在稍后从14世纪起就消失了或至少是已不再广为流传 了。^〔24〕
崔融,字安成^〔25〕,同撰人,生于653年,原籍为齐州全节(今山东 济南东),于676年左右应科举擢第。稍后不久,他累补宫门丞,兼直 崇文馆学士^〔26〕。他接着又中选成为稍后登基称中宗皇帝(先于684 年、后又于705—710年为帝)的太子李显的侍读并兼侍属文。东朝 表疏,多成其手。他提醒李显上请修书表^〔27〕。696年元月^〔28〕,当武则天 幸嵩岳(河南)以举行封禅仪轨时,对崔融于683年撰写的《启母庙 碑》深加叹美。启约为公元前22世纪人,是夏王朝的第2位皇帝^〔29〕。武 后于是便命崔融撰嵩山《朝觐碑》文。崔融后来升任为魏州(湖北南 部)的司功参军擢授著作佐郎。时隔不久,他又“转右史”^〔30〕。崔融成 功地说服武后不要把“四镇”(今新疆西部与苏联中亚相毗邻的地 区)^〔31〕放弃给吐蕃人^〔32〕。696年秋,他“参帷幕之宾,掌书记之任”,以佐 军身份前往河北并于698年初返回东都洛阳^〔33〕。他后来于699年任著 作郎,乃兼右史内供奉^〔34〕。到701年初前后,他作为凤阁舍人^〔35〕,成功 说服信仰佛教的武则天不要实行定期禁止杀生的法令^〔36〕。不久,由 于他触怒了武后宠臣张宗昌,被贬任婺州(浙江南部)长史^〔37〕。当张 宗昌怒解,他又被请召洛阳为春官郎中^〔38〕,知制诰事。702年,再迁凤 阁舍人。一年之后(703年),他奉命兼修国史。703年左右^〔39〕,他说服 武后不要征收帝国中的关市税。704年,他被封为司礼少卿,仍知制 诰。705年事变之后,由于崔融与张氏兄弟的关系,也如同许多学士 一样,他再次遭贬并于春季授袁州(江西)刺史^〔40〕。秋季,中宗皇帝复 召他入京并拜国子司业,兼修国史。706年,由于他与其他学士一道 共同完成了《则天实录》,故被封清河县子。他在完成《则天哀册文》 之后,精疲力竭,遂发病卒,时年54岁。^〔41〕后追封他为卫州刺史,谥曰 文^〔42〕。他留下文集60卷,但都未留传给我们。^〔43〕我们还应感激其诗集 的两部残卷《珠英集》。崔融一生中将其精力主要用于文化活动,但 他在合适的时候也施加影响,以减缓专制制度;利用他有关朝廷政 策的英明上谏,而拯救国家的利益。他是其时代最优秀的学士和史 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名忠诚和手段灵巧的官吏。
4.诗人,对他们之中某些名字的考证
至于类书性的《三教珠英》的同撰人数目,《郡斋读书志》为我 们提供了47人这个数量;《唐会要》却提供了一张26人的名表,该名 表在王应麟(1223—1296)的《玉海》中也曾提到过。^〔44〕
由《唐会要》中提供的注录顺序A,似乎与我们对702年左右大 部分官吏尊号的复原相吻合,唯有对两个人的情况例外:(1)王无 竞(第9位), 他曾任殿侍御史(这是由S. 2717背所提供的职官尊 号),与崔湜具有同样的官号,崔湜就应该如同伦敦藏卷一样应列 于此人的前后。(2)王适(第11位),由于他曾于699年任雍州司功, 所以他不应该被列于第13位之前。

续表

续表

* —Ⅲ指从三品,+Ⅴ指正五品,+ⅤA指正五品上阶,—VB指从五品下阶。 依此类推。
至于李处正一名,我们在由《玉海》引证的《唐会要》的某些版 本中,确实可以遇见此名,但我们在唐代的其他常见文献中尚未找 到他。然而,我们知道一位李处直,曾在当时的许多部著作中提到 过。710年,他任太仓博士(从七品上阶)^〔67〕,可能在后来不久又任给 事中(正五品上阶)^〔68〕。他很可能于713年从将作少监(从四品下阶) 的职位上,晋升至少府少监(从四品下阶)。他的步步高升很不平 稳,这无疑是由于他在705年和710(? )年的事变之后,受了贬职惩 处的原因。最后,李处直于702年左右官居七品,也并非不可能,正 如《唐会要》的名表所指出的那样。苏颐(670—727)在《授李处直少 府少监制》^〔69〕中是这样称呼他的:“学采(探)群言,文有幽致。”这是 一名编纂人的两大优良品德。“正”和“直”两个字经常联合使用,很 容易互相彼此取代,尤其是因为《唐会要》在北京的《武英殿聚珍版 丛书》(1775—1794)的刊本付梓之前,一直以稿本流传。我们在等 待更为丰富的资料之前,可以权宜假设认为,李处正是李处直一名 之误,或者他们彼此为兄弟或堂兄弟。^〔72〕
《唐会要》以及引证它的《玉海》,还提供了另一个名字,即高 备。但我们未在唐代的最重要和流传最广的文献中找到他。不过, 我们在《旧唐书》^〔73〕中发现了一名乔备,其中指出他曾“预修《三教珠 英》”,《唐会要》中却未载其名。此外,张说写了一首叫做《送乔安邑 备》的诗^〔74〕,大家同样可以于P. 3771号敦煌汉文写本背面发现该篇 名。由于这一事实,“高”字是抄写者对其字体相差无几的“乔”(喬) 字之误写。
《唐会要》中提到的常元旦一名,在唐代最重要和流传最广的 文献的任何地方,均未出现过。相反,我们在引证了《唐会要》名表 的《玉海》中,发现了韦元旦一名。韦元旦也出现在708年敕封的24 名学士之中^〔75〕。据《新唐书》^〔76〕记载,韦元旦于705年之前曾任左台监 察御史,这一点与《唐会要》名表中的官吏品阶顺序是相吻合的。 “韦”与“常”两字之间的混淆可能是由于草书或行书中字体的相似 性引起的。
在《唐会要》的名表和《玉海》对它的引文中,我们发现了一位 蒋凤。《玉海》同样也提到蒋凤,它在引证《刘禹锡集》时也认为此人 是《珠英集》的诗人之一。我们现在可以得到的《唐会要》和《玉海》 的版本都太晚了,无法证明对“蒋”字的正确读音。在引自《刘禹锡 集》的一句话中,刘禹锡(772—842)著作的两个宋代刊本都作“符 凤”,而不是“蒋凤”^〔77〕。由于这两个字形体的相似性,所以这也完全 可能是抄写者造成的一种错误。
据《旧唐书》^〔78〕记载,符凤任安乐公主(+710)府仓曹,曾“黑衣神 孙披天裳”(身穿黑衣以回答预卜)。符凤希望说武延秀是“神皇” (武后)的孙子之一,由此而应成为唐王朝当时尚记忆犹新的武王 朝之继承人。
在《太平广记》(很可能是根据《朝野佥载》的记载)^〔79〕中,大家可 以发现一个有关符凤妻玉英的故事。她很美,其夫符凤被判处放逐 儋州(今海南岛北部)。至南海(广东),为獠贼所杀,这些人企图胁 迫玉英成为他们的妾。她回答说:“一妇人不必事众男子,请推一长 者。”贼然之。她接着请求更衣,示以宝带异袍,出来后怒骂他们说: “受贼辱,不如死! ”于是便自沉于海而自杀。
符凤传记的年谱与我们这位学士的年谱非常吻合。他因与在 710年7月事变中被杀的安乐公主具有某些关系,而被治罪。^〔80〕
我也发现于一些未见诸《唐会要》名表的同撰人之名字^〔81〕。如李 適,在敦煌残卷中载有他的3首诗^〔82〕。26这个数字,很可能是指在这 部类书于701年12月15日完成时的同撰人数目^〔83〕;而47这个数字,则 应包括了曾在某些时间内曾参与编纂工作的同撰人, 但他们在该 项工作完成之前就停止合作了。
5.结论
在敦煌发现的崔融的《珠英集》两残卷共提供了四方面的价 值:
(1)美学价值。因为这些诗一般都是7世纪末唐朝宫廷中最受 人尊重的诗人们的主要作品或代表作。
(2)文学史方面的价值。因为某些珠英学士曾为唐诗形成的复 兴作出过贡献,尤其是对创造七言律诗做出了贡献,他们对中国诗 的黄金时代8—9世纪的诗人们施加了很大影响。此外,这部现存最 古的唐诗诗集, 则反映了其编纂者崔融和无疑也是其时代社会的 文学之风格与美学标准。
(3)史学价值。因为它提供了702年左右11位诗人的职官尊号, 而这些尊号及其诗,均可以补充断代史中的传记资料。
(4)最后是语言学价值。因为这一绝无仅有的文献,一方面包 括某些于其他地方不复存在的诗; 另一方面是这些写本又为那些 已经为人所熟知的诗,提供了某些异文和行文差异,它们无疑代表 着最接近原文的文本。

附录:《珠英集》残卷内容目录
S. 2717背

P. 3771背

胡皓有与40和41重复的两首诗, 乔备有与42—45重复的4首 诗, 元希声有与46—47重复的两首诗, 房元阳有与48重复的一首 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