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王定保《唐摭言》及五代江西散文

五代时期,江西先后为梁和南唐属地,与战乱频仍的北方相比,相对稳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发展。南唐三代君主,实行保境安民的政策。由于国力较弱,不敢与强大的北方政权争强斗胜,更不敢好战寻衅,所以,以自保为主的国策,在北方混乱时,这一政权得到喘息之机。当北方政权逐渐被北周和宋统一之后,南唐偏安一隅的期望便破灭了,中国统一的步伐自然是这一小朝廷无法阻挡的。有些论者在论述南唐灭亡原因之时,总是提到后主李煜的才情和昏庸,认为他只是一位翰林学士的材料,而不是一位明智的君主。其实在当时的背景下,即使换成他的祖父,颇具雄才大略的李昪,也逃脱不了亡国的命运。平心而论,南唐君主当时看来似乎不思进取的保守行为,可能恰是维持政权苟延残喘的上策。南唐中主和后主都是喜爱文学的统治者,尤其是后主李煜,无疑是当时最杰出的文学家,他们对文学的喜爱和推崇,对江西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就江西籍的古文家而言,最有成就的是王定保。他所撰《唐摭言》是五代时期最优秀的笔记散文。
王定保(870—954),字翊圣,洪州南昌人。自幼博学多才,博闻强识。隐居庐山十年苦读,于唐光化三年(900)考取进士。后任容管(今广西容县)巡官。唐末之乱,避难广州,受从叔王焕引荐,入节度使刘隐幕府。乾亨元年(917),刘隐弟刘龑继位,建立南汉国,定保便在南汉国任职,历任显要,官至宁远节度使,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可谓出将入相了。王定保事迹在新、旧《五代史》中皆无传,在《新五代史·南汉世家》中有所记载:
(刘)隐父子起封州,遭世多故,数有功于岭南,遂有南海。隐复好贤士,是时天下已乱,中朝人士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多游焉。唐世名臣谪死南方者往往有子孙,或当时仕宦遭乱不得还者,皆客岭表。王定保、倪曙、刘濬、李衡、周杰、杨洞潜、赵光胤之徒,隐皆招礼之。定保,容管巡官……皆辟置幕府,待以宾客。……及龑僭号,为陈吉凶礼法,为国制度,略有次序,皆用此数人焉。
刘隐趁唐末之乱割据岭南,懂得任用有才之士,王定保等人为南汉建立小朝廷立下功劳,因而得到重用。
他以毕生精力在晚年撰成《唐摭言》,主要记载唐代科举考试的制度及相关史实。定保官位既显要,阅历又丰富,交游又极广,因而对唐代的典章制度十分熟悉。加上他学识渊博,又悉心关注和收集这方面资料,因而这部书为历代学者所推崇,被认为是研究唐代科举制度可信的史料来源。《四库提要》评价此书:“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止小说杂家,但记异闻而已也。”
《唐摭言》在体例上基本模仿《世说新语》,全书十五卷,共分一百零三门,每门都有题目,卷末附以论赞,主要是作者就某些现象发表自己的看法,进行评论,与史传的论赞相似。只是史传论赞多以论人,而此书主要是论事。书中出现人物众多,但作者是以事系人,这也颇似《世说》。此书史料价值很高,保存了许多有关唐代科举的史实和原始资料。比如有关唐代科举起始:
始自武德辛巳岁四月一日,敕诸州学士,及早有明经,及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所称者,委本县考试,州长重复,取其合格,每年十月随物入贡。斯我唐贡士之始也。(卷一)
唐代科举考试始于高祖武德四年(621),以该年朝廷诏令为据,可谓确信无疑。又如关于科场的称谓和时人对进士的看重:
进士为时所重久矣,是故俊乂实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终身为文人,故争名常为时所弊。其都会谓之举场,通称谓之秀才,投刺谓之乡贡,得第谓之前进士,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俱捷谓之同年,有司谓之座主。(卷一)
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不减八九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其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卷一)
这两则文字生动记录了唐人对进士科的重视。唐代科举考试主要有明经和进士两 科,士子重进士,而相对轻明经。原因是进士主要试诗赋,考虑士子的学识和文采;而明经主要考儒学,考虑士子的读经程度。在录取名额方面,进士又少于明经,因而考取进士便愈发不易了。作者对过度重视科举有清醒的认识,他客观地认为科举的确能选拔一批俊乂之士,但是单一的价值取向,过度重视进士出身,便会使许多有其他才能的人士被埋没。“太宗皇帝”两句诗,讥讽统治者主张科举的意图亦很贴切。科举的效果及其问题,从唐朝以来一直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历代不乏各种评论,王定保的评论应该说很有代表性。其实在唐代仕宦的途径还是相当宽广的,比如军功入仕,或恩荫入仕而成为高官的大有人在。在宋代之后,科举虽然不是唯一的仕途,但其重要性超过了唐代。非进士出身者,很少能够攀缘高位。
唐代考试没有实行糊名制,考官能够看到举子的姓名和籍贯,因此干谒请托之风盛行。当然也有一些正直官吏,不容此风蔓延,卷一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隽、秀等科比皆考功主之,开元二十四年,李昂员外性刚急,不容物,以举人皆饰名求称,摇荡主司,谈毁失实,窃病之,而将革焉。集贡士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时,求声于人者,当首落之。”既而昂外舅常与进士李权邻居相善,乃举权于昂。昂怒,集贡人召权庭数之。权谢曰:“人或猥知,窃闻于左右,非敢求也。” 昂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云,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词或不典,将与众评之若何?”皆曰:“唯公之命。”既出,权谓众曰:“向之言其意属我也,吾诚不第决矣。又何藉焉?”乃阴求昂瑕,以待之异日。昂果斥权章句之疵,以辱之。权拱手前曰:“夫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鄙文不臧,既得而闻矣。而执事昔有雅什,尝闻于道路。愚将切磋可乎?”
昂怒而嘻笑曰:“有何不可。”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之词乎?” 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衰耄,厌倦天下,将禅于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 昂闻惶骇蹶起,不知所酬。乃诉于执政,谓权风狂不逊,遂下权吏。初,昂强愎不受嘱请,及是,有请求者莫不允从。由是廷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乃诏礼部侍郎专之矣。
开元年间,最初由考功员外郎担任朝廷主考官。李昂任员外郎主持省试,有感于世风不正,所谓“饰名求称,摇荡主司”,真是切中时弊。他试图革除这一现象,明确告示众举子:“如有请托于时,求声于人者,当首落之。”话说得斩钉截铁。有趣的是,不多时,他的舅舅便举荐李权。主考官生气了,自然后果很严重。但李权却非省油的灯,他暗中搜寻证据,期望绝地反击。李权将“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二句诗牵强附会,深文周纳。简直就是说李昂大逆不道,有不臣之心。所以李昂惶恐不安,无以言对。好在当时的宰臣不糊涂,反而黜退了无限上纲的李权。这件事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朝廷觉得员外郎毕竟位轻品低,不足以临多士,换成了位高权重的礼部侍郎,从此成为定制;二是李昂受此惊吓之后再也不敢拒绝请托者了。
士大夫之间因为科举之事产生矛盾,乃至势不两立者,大有人在。卷二《恚愤》:
太和初,李相回任京兆府参军,主试,不送魏相公謩,深衔之。会昌中回为刑部侍郎,謩为御史中丞,尝与次对,官三数人候对于合门。謩曰:“某顷岁府解,蒙明公不送,何幸今日同集于此。”回应声答曰:“经如今也不送。”謩为之色变,益怀愤恚。后回谪牧建州,謩大拜,回有启状,謩悉不纳。既而,回怒一衙官,决杖勒停。建州衙官能庇徭役求隶籍者,所费不下数十万。其人切恨停废,后因亡命至京师,接时相诉冤,诸相皆不问。亭午,憩于槐阴,颜色憔悴,傍人察其有私,诘之。其人具述本意。于是诲之曰:“建阳相公素与中书相公有隙,子盍诣之?”言讫,魏公导骑自中书而下,其人常怀文状,即如所诲,望尘而拜。导从问,对曰:“建州百姓诉冤。”公闻之,倒持麈尾,敲上呼檐子门,令止。及览状所论事二十余件,第一件取同姓之女入宅。于是,魏相极力锻成大狱。时李相已量移邓州刺史,行次九江,遇御史鞫,却回建阳,竟坐贬抚州司马,终于贬所。
李回任京兆尹考官时,没有解送魏謩参加省试,这已经令魏氏心怀不满。当他们为同僚时,魏謩自以为得计,心里说,当年你有眼不识泰山,如今我也与你同僚,身居高位了。“何幸今日同集于此”,此言很是得意,同时对李又委婉地表示了不满之情。谁知李回并不买账,当众人之面,依然如故。确实当面羞辱了一番魏謩。魏自然恚愤至极,逮住机会就会出一口恶气。世事变迁,难以逆料,李回被罢相,外放为建州刺史,而魏謩拜相。又借助衙官之手,彻底扳倒李回。这段文字,叙事简练,脉络清晰。官场变迁,世态炎凉,令人回味不已。
书中涉及的人物众多,大多为科场中的士大夫,其中有些十分著名的文学家,如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如:
白乐天典杭州,江东进士多奔杭。取解时,张佑自负诗名,以首冠为己任。既而,徐凝后至,会郡中有宴,乐天讽二子矛盾。佑曰:“仆为解元宜矣。”凝 曰:“君有何佳句?”佑曰:“《甘露寺》诗有‘日月光先到,山河势尽来。’又《金 山寺》诗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凝曰:“善则善矣,奈无野人句云: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佑愕然不对,于是一座尽倾,凝夺之矣。
白居易有大名于世,主政杭州时,当地举子多来投奔。唐人重诗赋,有诗名者,往往受到士人称誉,尤其得到著名文人的称誉,对其科举中试,有极大便利。文人雅集时,吟诗作赋,常有逞才使气之意。白居易测试张、徐二人,其目的也是考查二人的诗才。徐凝诗才更胜一筹,居然夺得解元,这在宋以后的时代是不可能的。可见名人的延誉对仕途的顺达有重要的意义。唐人干谒风气盛行,雅集赛诗风气盛行,于此可见一斑。
科举考试素重状元,状元及第十分荣耀。卷四记载:
卢肇,袁州宜春人,与同郡黄颇齐名。颇富于产,肇幼贫乏,与颇赴举同日遵路。郡牧于离亭饯颇而已,时乐作酒酣。肇策蹇邮亭侧而过,出郭十余里驻程,俟颇为侣。明年肇状元及第而归,刺史以下接之大惭恚。会延肇看竞渡,于席上赋诗曰:“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衔得锦标归。”
这则小故事颇有戏剧性。黄颇富有家产,赴举时受到郡守的热情饯别。而家境贫寒的卢肇只能从邮亭的旁边悄然前行,在十里之外等待酒足饭饱的黄颇一起上路。结果卢肇高中状元,轮到地方长官尴尬了。踌躇满志的状元郎衣锦还乡,眼见龙舟竞渡,不免触景生情,吟诵“果然衔得锦标归”,既兴高采烈又语带讥讽。如果他只是普通的中第进士,肯定不会如此张狂,而郡守亦不至于感到惭愧。
卷四《节操》,记载中唐重臣裴度的一件轶事:
裴晋公质状眇小,相不入贵,既屡屈名场,颇亦自惑。会有相者在洛中大为搢绅所神。 公时造之,问命相者,曰:“郎君形神稍异于人,不入相书。 若不至贵,即当饿死。然今则殊未见贵处,可别日垂访,勿以蔬粝相鄙。候旬日,为郎君细看。”公然之,凡数往矣,无何,阻朝客在彼。因退游香山佛寺,徘徊廊庑之下,忽有一素衣妇人致一缇褶于僧伽和尚栏楯之上,祈祝良久,复取茭掷之,叩头瞻拜而去。少顷,度方见其所致,意彼遗忘,既不可追,必料其再至,因为收取,踌躇至暮,妇人竟不至。度不得已,携之归所止。诘旦,复携至彼,时寺门始开,俄睹向者素衣疾趋而至,逡巡抚膺惋叹,若有非横。度从而讯之,妇人曰:“新妇阿父无罪被系,昨告人假得玉带二、犀带一,直千余缗,以遗津要,不幸遗失于此,今老父不测之祸,无所逃矣。”度怃然,复细诘其物色,因而授之。妇人拜泣请留其一,度不顾而去。寻诣相者,相者审度颜色顿异,大言曰:“此必有阴德及物,此后前途万里,非某所知也。”再三诘之,度遂以此言之相者,曰:“只此便是阴功矣,他日无相忘,勉旃,勉旃!”度果位极人臣。
这是一则有名的故事,为后世拟话本小说经常引述。因果报应,本是佛教训诫人们行善。好人好报,这也是人们普遍的良好愿望。裴度因为不贪钱财,积了阴德,最终从科场失意到位极人臣。作者以“节操”为题,显然是赞颂这种拾金不昧行为,这里表现出王定保的价值取向,为人诚实,不贪小利,是优秀的品格。
在卷四《气义》中,记载了初唐名臣郭元振的事迹:
郭代公(元振)年十六,入太学,与薛稷、赵彦昭为友。时有家信至,寄钱四十万,以为学粮。忽有一缞服者扣门云:“五代未葬,各在一方,今欲同时举大事,乏于资财,闻公家信至,颇能相济否?”公即命以车,一时载去,略无存者,亦不问姓氏,深为赵、薛所诮。元振怡然曰:“济彼大事,亦何诮焉?”其年为粮食断绝,竟不成举。
史载郭元振为人极为豪爽倜傥,不拘小节。一位素昧平生之人,向他要去四十万钱,而且不问人的姓氏,致使自己一年粮食断绝,并且无法参加科举考试,这是何等的豪爽! 薛、赵二人以常人之理,自然要讥诮这位看来少不更事的纨绔子弟。而他觉得帮助他人埋葬五代亲属,这笔钱用得有价值,所以他不明白两位朋友为何会讥诮自己。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郭元振的可爱和单纯,他相信别人,甚至有点轻信,即使素昧平生之人,同样不怀疑别人的动机;他轻财好施,甚至不顾自己的生计,看来有点冤大头,但他毫不后悔。当然,郭元振并非傻子,家中虽然广有家产,一掷千金,但他绝非纨绔子弟。他后来出将入相,成为一代名臣,只能说明他胸怀宽广,不拘小节,不以钱财为意,所以能成大事。
书中主要写士大夫的事迹,其中有许多著名文人的逸闻趣事,可以成为文学史的生动资料。如:
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都督阎公不之信。勃虽在座,而阎公意属子婿孟学士者,为之已宿构矣。及以纸笔延让宾客,勃不辞让,公大怒,拂衣而起,专令人伺其下笔。第一报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亦是老生常 谈。”又报云:“星分翼轸,地接衡庐。”公闻之沉吟不言。又云:“落霞与孤鹜齐 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公矍然而起,曰:“此真天才,当垂不朽矣。”遂亟请宴所,极欢而罢。(卷五)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晋肃,边上从事,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业,奇之而未知其人,因相谓曰:“若是古人,吾曹不知者,若是今人,岂有不知之理。”会有以晋肃行止言者,二公因连骑造门,请见其子,既而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面试一篇。承命欣然,操觚染翰,旁若无人,仍目曰《高轩过》……二公大惊,以所乘马,命联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年未弱冠,丁内艰。他日举进士,或谤贺不避家讳。文公特著《辨讳》一篇,不幸未登,壮室而卒。(卷十)
王勃和李贺都是文学史上早夭的天才文学家,年纪轻轻就早有文名,不幸的是二人又早早夭折,犹如天际闪过的璀璨流星,虽然短暂,但却光彩夺目。上述两则故事,最早见于《唐摭言》,作者写来颇具戏剧色彩。阎公是洪州的最高长官,韩愈和皇甫湜是当时大名鼎鼎的文坛名家,要么有地位,要么有名气,起先颇有看不起两位未成年人的意味,当面一试,立即被他们的杰出才华所倾倒。这生动体现了唐人重视文采的社会风尚,如果没有这样的风尚,阎、韩诸人绝不会如此礼贤下士。书中涉及的《滕王阁序》《辨讳》《高轩过》都是唐代有名的文学作品,这对后人理解作品,知人论世都是珍贵的史料。值得一提的是,王勃和李贺命乖运舛,仕途坎坷,文采和名气似乎没有改变他们的命运。阎、韩诸人并非认定他们将来在仕途上有光明的前途,所以竭力推崇,而是真正地赞赏他们的才华,仅此而已。
也有未第士人的心酸,卷八记载一则一位名叫公乘亿的举子的悲惨遭遇:
公乘亿,魏人也,以辞赋著名。咸通十三年,垂三十举矣。尝大病,乡人误传已死,其妻自河北来迎丧。会亿送客至坡下,遇其妻。始,夫妻阔别积十余岁,亿时在马上见一妇人,粗衰跨驴,依稀与妻类,因睨之不已。妻亦如是,乃令人诘之,果亿也。亿与之相持而泣,路人皆异之。
这段文字令人嘘唏浩叹,很容易联想起《儒林外史》中叙写未能中举的老童生的悲惨境遇,想起范进中举的那种悲喜剧。在科举时代能够考取进士、考上举人的士子,是这一制度的幸运儿。多少失意文人为了追逐功名,皓首穷经,老死灯前。这个时代的单一价值取向,使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人心。为什么“唯有读书高”,其实就是唯有当官高。现实的残酷性在于,读书能做官,在科举时代几乎是做官的唯一通途,但真正能做官的人几率很低,据唐宋的统计,唐代中进士的比例大约占应考举子的2%～3%。由此可见,大多数士人必然穷困潦倒,成为官僚制度宝塔的巨大底座。像公乘亿如此境遇的人,触目即是。作者运用文学的笔法,使这一故事十分富有典型性。一位参加科考三十余次的老举子,十余年没有回过家,妻子误信他已病死,却途中邂逅,于是相持而泣,此情此景,能不令人酸楚! 类似的故事还有:
刘虚白与太平裴公蚤同砚席,及公主文,虚白犹是举子。试杂文日,帘前献一绝句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灯烛一般风。不知岁月能多少,犹着麻衣待至公。”(卷五《与恩地旧交》)
诗是好诗,透着些许幽默感,其中却是人生境遇中的几多悲凉惨怆。本是同窗好友,由于一人科场得意,一人科场失意,命运列车驶向了两条迥然不同的轨道,得意者出将入相,而失意者沉沦下僚,这在官本位的社会不啻天壤之别。作者在唐末登进士科,在动乱时代,仍可身居高位,但他对那些孜孜以求而又科场失意的士人富有同情心。
从全书的门类来看,作者对史料的选取是有标准的,其价值取向在选材中得到全面的体现。尤其通过各卷的“论曰”,评论是有是非判断的,主观倾向性比较明显。今天评价这种倾向,自然还有许多可议的地方,但是如果不苛求古人的话,王定保无疑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士大夫。他赞颂光明事物,推崇高尚,重视名誉,如正直、公正、才华、忠诚、豪爽等。对于官场中的黑暗,如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等则表示厌恶,予以斥责。
且以卷三末的“论曰”以见一斑:
论曰:科第之设,沿革多矣。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美给华资,非第勿处;雄藩剧郡,非第勿居;斯乃名实相符,亨达自任。得以惟圣作则,为官择人,有其才者,靡捐于瓮牖绳枢。无其才者,讵系于王孙公子。莫不理推画一,时契大同,垂三百年,擢士众矣。然此科近代所美,知其美之所美者,在乎端己直躬,守而勿失。昧其美之所美者,在乎贪名巧宦,得之为荣。噫! 大圣设科以广其教,奈何昧道由径,未旋踵而身名俱泯,又何科第之庇乎? 矧诸寻芳逐胜,结友定交,竞车服之鲜华,骋杯盘之意气,沽激价誉,比周行藏,始胶漆于群强,终短长于逐末。乃知得失之道,坦然明白。邱明所谓“求名而亡,欲盖而彰”。苟有其实,又何科第之阙欤?
这段文字颇有太史公之笔法,对于太宗皇帝推崇科举的苦心孤诣可谓深有体会,士人重科举,重进士科,于此亦可见一斑。对于科举选拔人才的作用以及成为贪图功名之徒进身阶梯的负面性,作者有清醒的认识。王定保显然借鉴了史传散文论赞的传统,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事迹予以评论,如《史记》中的“太史公曰”,《汉书》中的“赞曰”,都是通过对历史人物或事件的评论表现了作者的主观倾向。这些评论都是精心结撰的文章,在书中大有画龙点睛的意义。史传散文中的论赞一定是全书中文字最讲究之处,《唐摭言》的论曰,也是最精彩的地方。
五代时期,在南唐任职的宋齐邱是值得注意的散文家。宋齐邱(?—958),字子嵩,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五代文学家,初仕吴,官至右仆射平章事,后结识大将徐知诰,成为徐知诰的谋主,深得信任。杨吴大和三年(931),知诰执掌吴国大权,成为吴国的实际统治者,齐邱拜相。南唐升元元年(937),徐知诰称帝,国号南唐,复姓李氏,名李昪,是为南唐先主。宋齐邱受到知诰信任,辅佐先主,南唐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国力日益增强。中主李璟时,官至太傅中书令,封魏国公,赐号国老,可谓位极人臣。然而,中主其实非常忌惮齐邱,后以图谋不轨,押送青阳安置,死于贬所,谥丑缪。宋齐邱的著作,《四库全书》存两种,《玉管照神局》三卷。《提要》称这部书:“齐邱生五季俶扰之世,以权谲自喜,尤好术数,凡挟象纬青乌姑布壬遁之术居门下者,常数十辈,皆厚以资之。是书专论相术,疑即出其门下客所撰集,而假齐邱名以行世者也。”此书列于子部术数类,是一部相术之书。又有《化书》六卷,此书旧题《齐邱子》,《提要》认为此书作者为谭峭,由谭峭传给宋齐邱,齐邱夺为己作。提要云:“书凡六篇,曰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俭化。其说多本黄老道德之旨,文笔亦简劲奥质。”《全唐文》卷八七○收录宋氏文章共四篇,《谏不朝群臣疏》《投姚洞天书》《齐邱子自序》《仰山光涌长老塔铭》,其中《投姚洞天书》可能是一残篇,文不长,兹录于下:
某学武无成,攻文失志,岁华蹭蹬,身事蹉跎。胸中之万仞青山,压低气宇;头上之一轮红日,烧尽风云。加以天步陵迟,皇纲废绝,四海渊黑,中原血红。挹飞苍走黄之辩,有出鬼没神之机。
这可能是作者年少未仕之作,蹭蹬蹉跎,自是失意之时,加之“天步陵迟,皇纲废绝”,于国于己,皆前程无望。但是作者仍然十分自信,自诩胸有万仞青山,头顶一轮红日,所谓“挹飞苍走黄之辩,有出鬼没神之机”,颇有几分术士之风。这篇文章虽有残佚,但本身写得很有气势,又是精美的骈文,偶对工稳,富有文采。
《齐邱子自序》是为《化书》作的序,此序是作者表白心迹的文章:
广平宋齐邱字子嵩,性佣,读书不知古今,然好属意于万物。万物有感于心者,必冥而通之,所以或得万物之情,或见变化之妙,遂著《化书》,以尽其道。凡六卷,百有十篇。……道不足,化之为术,术不足,化之为德,德不足,化之为仁,仁不足,化之为食,食不足,化之为俭。食俭二化,其物甚卑,其名甚微,其教甚大,其化甚广。可以裨道德,奋仁义,厚礼乐,诚忠信。噫! 不知万物之化小人也,不知小人之化万物也。又不知小人之化《化书》也,不知《化书》之化小人也。化之道如此,是时大吴大和庚寅岁序。
大和为吴王杨溥的年号,庚寅为大和二年(930)。文章内容都是道家杂糅儒家的说教,作者以达人自居,“万物有感于心,必冥而通之”,说这样的话的人要么是踌躇满志,要么是过于自信。宋齐邱其时,正是官位渐显之时,踌躇满志和过于自信正是当时的心态。道家以化为很高的境界,达到化境自然是悟道的表现。
宋齐邱还存一篇奏章《谏不朝群臣疏》:
臣事先朝迨三十年,每论议之际,常恐朝廷百官之中,有忠赤苦口之人,壅蔽不得达其意恳。今始即位,而不与群臣相见,是陛下偏专独任,自圣特贤而已。是以古之帝王,一人不能独闻,假天下耳以听;一人不能独明,假天下目 以视。故无远迩,群情世态不必亲见躬闻,而可得知之,盖能延接疏越,异方之人未尝隔绝也。今深居邃处,而欲闻民间疾瘼艰苦,是犹恶阴而入乎隧道也。然臣老矣,墓木亦既拱矣,桑榆之景而可待以旦乎!
本文篇幅之短在奏章中是稀见的,疏表奏章往往是臣子在皇帝面前极力表现才华和学识的机会,大臣们十分重视,所以历代名作甚多,如李斯《论逐客疏》、贾谊《过秦论》、晁错《论贵粟疏》、诸葛亮前后《出师表》、韩愈《谏佛骨表》等都是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篇幅也比本篇长得多。有可能本篇有所残缺,但其内容还是很完整的。这里的“先朝”有可能是指吴国,那么这位皇帝就是李昪了,当然“先朝”亦有先帝之意,那么皇帝就是中主李璟了。“三十年”在这里,也都通,因为宋齐邱早年即事徐知诰,有三十多年的时间。文章劝谏皇帝朝见群臣,吸纳群臣智慧,发挥众人才干,不可专断独行。末尾以其年老力衰,行将就木,劝谏出于一片赤诚之心,没有个人得失考虑,可谓拳拳之心,天日可鉴。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宋齐邱对朝廷还是忠心耿耿的,希望君主从谏如流,有所作为。文章虽短,但意思表达还是非常完整的,表现了奏章中特有的典雅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