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录鬼簿》的曲体论

《录鬼簿》是一部记载元曲作家和作品的论著,要搜集元曲作家和作品的有关材料并将他们记载下来,加以评述,首先必须对什么是“曲”作出界定。综观钟嗣成在《录鬼簿》中对元代曲家和作品的记载与评述来看,他的文体意识是十分自觉的,他对元曲曲体的认识也是十分清晰的。《录鬼簿》用以指称元曲的名词虽然很多,如杂剧、么末、传奇、戏剧、院本、南戏文、戏文、乐府、乐章、小曲、南北调合腔、南北腔、套数等等,但多而不乱,内涵清晰,对元曲的曲体有着明确的界定。因此,我们从钟嗣成对作家的记载有关论述中,可以看出其对元曲曲体的认识。
钟嗣成在记载元曲作家时,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除了按作家生活时期先后以及与自己的关系来分类外,曲体的不同也是其分类的一个重要依据。在《录鬼簿》中,他将元曲作家分为“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方今名公”、“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等七类。在所列的七类作家中,首先,他将剧曲与散曲作了区分。其中的“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方今名公”、“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闻名而不相知者”等四类曲家,皆为只作“乐府”(散曲),不作杂剧者。而且,在另外几类兼有乐府(散曲)和杂剧作家中,他对作家所作的乐府(散曲)或杂剧都分别说明,如“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余相知者”一类中,宫天挺、郑光祖等杂剧作家,在他们的名下具体列出剧目;在范居中、黄天泽、沈拱、吴本世等散曲作家名下,则在生平介绍中特地指出他们所作的是乐府,如介绍范居中云:“有乐府及南北腔行于世。”介绍黄天泽云:“公有乐府,播于世人耳目,无贤愚皆称赏焉。”介绍沈拱云:“所编乐府最多。”又兼作乐府(散曲)和杂剧的作家中,在记述其所作杂剧的作同时,也对其所作乐府(散曲)特加说明,如在“沈和”名下,既记载了他所作的《潇湘八景》、《欢喜冤家》等散曲,又记载了《祈甘雨货郎朱蛇记》、《徐驸马乐昌分镜记》等剧目;在睢景臣名下,既介绍了他编撰《高祖还乡》散套的情形,又记载了其所作的《千里投人》、《莺莺牡丹记》、《楚大夫屈原投江》等剧目。
在剧曲与散曲两大类中,他又按曲体的不同,对剧曲与散曲作了细分,在剧曲中,他又分为北曲杂剧与南曲戏文两种。其中用以指称北曲杂剧的名词有:杂剧、么末、传奇、戏剧、院本等,如:

杂剧:关汉卿: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帅首,捻杂剧班头。
岳伯川:《度铁拐李岳》新杂剧,更《梦断杨贵妃》,玉京燕赵名驰。
张时起:新杂剧,旧传奇,都一般风惨烟迷。
传奇:王实甫: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
狄君厚:延祐至治承平世,养人才,编传奇,一时气候云集。
赵文敬:编《莱檐儿仙》传奇。
么末:高文秀:除汉卿一个,将前贤疏驳,比诸公么末极多。
杨显之:么末中补缺加新令,皆号为“杨补丁”。有传奇乐府新声。
石君宝:共吴昌龄么末相齐。
花李郎:乐府词章性,传奇么末情,考兴在大德元贞。
戏剧:李用之:戏剧多闻。
院本:屈英甫:编《一百二十行》及《看钱奴》院本绝伦。

用以指称南曲戏文的名词有:南戏文、戏文,如:

南戏文:萧德祥:凡古文俱隐括为南曲,街市盛行。又有南戏文。
戏文:武林书会展雄才,医业传家号复斋。戏文南曲衠方脉,共传奇,乐府谐。

在散曲中,他也按曲体的差异,细分为乐府、小曲、南北合套等三种。如:

乐府:沈珙之:所编乐府甚多。
陈彦实:乐府甚多,惜不得其传。
张小山:有《今乐府》盛行于世,近有《吴盐》、《苏堤渔唱》。
小曲:高敬臣:小曲、乐府极多,其工巧人所不及。
高可道:小曲极多,皆行于世。
朱士凯:小曲极多,所编《昇平乐府》甚工。
南北调合腔:沈和甫:以南北调合腔,自和甫始,如《潇湘八景》、《欢喜冤家》等,极为工巧。
范冰壶:有乐府南北腔行于世。

由上可见,钟嗣成虽没有对传奇、杂剧、南戏文、乐府、小曲、南北腔合腔、南北腔等概念直接用文字加以界定或解释,但从他对元曲作家的记载与评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他的曲体观念。
钟嗣成将剧曲与散曲分为两大类,这就指出了两者在曲体上的区别,即一是属于表演艺术,一是属于诗体文学;而将同属剧曲的北曲杂剧与南曲戏文分列,这是因两者所用的曲调的不同,一为北曲,一为南曲,这就指出了同属剧曲的两种剧曲在曲体上的区别。而将同属散曲的乐府与小曲分列,如高克礼:“小曲、乐府,极为工巧。”^[1]朱士凯:“小曲极多,所编《昇平乐府》甚工。”^[2]显然,他是将小曲排斥在乐府之外的。这主要是依据两者在语言、曲律上的差异来区分的。乐府有文饰、合律;小曲,则无文饰、不合律。元芝庵《唱论》也以乐府与小令(曲)来区分散曲,如云:“成文章曰乐府,有尾声名套数,时行小令唤叶儿。套数当有乐府气味,乐府不可似套数。街市小令,唱尖歌倩意。”^[3]元周德清《中原音韵》中也曰:“有文章者曰乐府,无文饰者谓之俚歌,不可与乐府共论也。”“乐府、小令两途,乐府语可入小令,小令语不可入乐府。”^[4]芝庵、周德清所谓的小令,也就是钟嗣成所说的“小曲”,即指俚歌小令。明代戏曲理论家王骥德曾对钟嗣成所说的“小曲”作了解释:“周氏谓乐府、小令两途,乐府语可入小令,小令语不可入乐府,未必其然。渠所谓小令,盖市井所唱小曲也。”^[5]由此可见,钟嗣成的曲体观,正与当时的曲论家的曲体观是一致的。
至于杂剧的剧曲,元人也将它排斥在乐府之外的,如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作词十法”之一“造语”中指出,乐府不可作“全句语”,而剧曲则可用“全句语”,如云:“短章乐府,务头上不可多用全句,还是自立一家言语为上;全句语者,惟传奇中务头上用此法耳。”而“构肆语,不必要上纸,但只要好听,俗语、谑语、市语皆可。前辈云:‘街市小令唱尖新茜意’、‘成文章曰乐府’是也。”所谓“全句语”,也就是前人的成句,乐府若多用“全句语”,则有抄袭之嫌,体现不出作者自己的才华。“传奇”(即杂剧),因其俚俗,故不妨多用之。而所谓的“构肆语”,也就是民间艺人在街市构栏中所演唱的杂剧剧曲所用的语言,因在构栏中观听的皆为下层民众,民间艺人在演唱这些曲调时,只要动听,语言能为下层观众理解,故多用俗语、市语、谑语。另外,在元代杨朝英选编的《阳春白雪》与《太平乐府》等“乐府”选集中,也皆选收散曲,不收剧曲。而钟嗣成在《录鬼簿》中将“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方今名公”有乐府传于世者与“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分列,又在对曲家的记载与评述中,将“乐府”与杂剧两者加以区分,由此可见,他也是将杂剧排斥在乐府之外的。
而且,从钟嗣成的记载来看,乐府的作者多为文人学士,尤其是元初的一些曲家,全为名公学士,这些名公学士只作乐府,不作被视为俚歌的杂剧。如《录鬼簿》卷上前二项“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行于世者”与“方今名公”项下所排列的曲家,除“以其创始,故列诸首”的《西厢记诸宫调》作者董解元以外,都是名公学士,如:

杜善夫散人　王和卿学士　胡紫山宣慰　徐子方宪使　张九元帅　张梦符宪使　马彦良都事　白无咎学士　冯海粟待制　太保刘公秉忠　阎仲章学士　盍志学学士　卢疏斋学士　不忽木平章　荆汉臣参政　陈国宾宪使　赵子昂承旨　滕玉霄应奉　贯酸斋学士　商政叔学士　张子益平章　杨西庵参政　姚牧庵参政　史中丞　陈草庵中丞　刘中庵承旨　阎彦举学士　邓玉宾同知　曹光辅学士　张弘范宣慰　郝新庵左臣　曹以斋尚书　刘时中待制　萨天锡照磨　李溉之学士　曹子贞学士　马昂夫总管　班如斋知州　冯雪芳府判　王继学中丞

钟嗣成在罗列了这些名公曲家后,还特意指明:“右前辈公卿居要路者,皆高才重名,亦于乐府用心。”^[6]由于乐府北曲承自于宋代的文人词,依腔合律,语言俊丽,故作为名公学士便继承了宋代文人词的传统,只作“乐府”,而不屑于作俚歌杂剧,以表示自己的正统文人的高雅身份。因此,在《录鬼簿》所记载的元代杂剧作家中,皆为下层文人或艺人。
由上可见,钟嗣成不仅对杂剧与乐府的曲体作出了界定,而且也揭示了两者作者身份上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