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钟嗣成的生平与《录鬼簿》的成书

钟嗣成(约1279—约1360),字继先,号丑斋,原籍大梁(今河南开封),后寓居杭州。早年曾与赵良弼一起,入杭州路儒学,同受业于邓善之、曹克明、刘濩。早年的钟嗣成也曾像传统的汉族文人一样,拜师读经,走科举应试、读书做官的路,在他早年所作的【双调·凌波仙】曲中云:“菊栽栗里晋渊明,瓜种青门汉邵平。爱月香水影林和靖,忆莼鲈张季鹰。占清高总是虚名。光禄酒扶头醉,大官羊带尾撑,他也过平生。”他认为陶渊明、邵平、林和靖、张季鹰隐居乐道,只不过是表示清高,图个虚名而已,而他自己则希望“光禄酒扶头,大官羊带尾撑”,享受荣华富贵,度过平生。但由于蒙古统治者在元初废除了科举制度,使得他仕进无门。到了恢复科举时,他虽曾多次应试,但都未能及第。如朱士凯谓其“累试于有司,命不克遇”。^[1]后虽做过江浙行省掾吏的小官,与赵良弼在“省府同笔砚”,^[2]但在异族统治下的元代,汉族文人即使有机会走上仕途,也受到歧视,因此,他虽“从吏则有司不能辟,亦不屑就”。^[3]他在【南吕·一枝花】《自序丑斋》散套中自称:“半生未得文章力,空自胸藏锦绣,口唾珠玑。”在仕途失利,无法展现自己的经世济民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后,钟嗣成也像当时大多数汉族文人一样,将自己的文学才能用之于戏曲创作与戏曲研究上,希望能在戏曲创作与研究上,作出成就,同样能扬名后世,成就“功名”。
在他的一生中,除作有《录鬼簿》外,还作有杂剧《寄情韩翊章台柳》、《讽货赂鲁褒钱神论》、《宴瑶池王母蟠桃会》、《韩信汦水斩陈余》、《汉高祖诈云梦》、《孝谏郑庄公》、《冯讙焚券》等七种,今皆失传。散曲有五十九首小令和一套套曲,散见于《太平乐府》、《乐府群玉》、《雍熙乐府》、《北词广正谱》等书中。其友人朱士凯谓其“德业辉光,文行浥润。后辈之士,奚能及焉”?^[4]
钟嗣成在从事戏曲创作与研究时,广泛结交曲家,从他在《录鬼簿》所记载的曲家中可见,他所认识与交往的戏曲作家与散曲作家有四十多人,他在记载这些曲家的生平时,都满怀深情地提及了自己与他们交往的经历和在一起时的情形,如“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与余相知者”项下载:

金仁杰:余自幼时闻公之名,未得与之见也。公小试钱谷,给由江、浙,遂一见,如平生欢,交往二十年如一日。^[5]
鲍天佑:余与之谈论节要,至今得其良法。^[6]
曾瑞:余尝接音容,获承言话,勉励之语,润益良多。^[7]
施惠:余尝与赵君卿、陈彦实、颜君常至其家,每承接款,多有高论。^[8]
赵良弼:总角时,与余同里闬、同发蒙、同师邓善之、曹克明、刘声之三先生,又于省府同笔砚。^[9]
周文质:余与之交,二十年未尝跬步离也。^[10]

“已死才人不相知者”项下载:

李齐贤:与余同窗友。^[11]
刘宣子:与余同窗。^[12]
王仲元:与余交有年矣。^[13]
吴朴:余至姑苏,与公相识。^[14]

在与这些戏曲作家与散曲作家的交往中,一方面陶冶了他对戏曲与散曲的兴趣和提升了从事戏曲、散曲创作的能力;另一方面,也通过与这些戏曲作家与散曲作家的交往,积累和搜集到了与戏曲、散曲有关的材料,为编撰《录鬼簿》准备了丰厚可靠的资料基础。
《录鬼簿》是一部记载元代杂剧与散曲作家及其剧目与曲作的专著,全书共记载一百五十八位元代杂剧与散曲作家,其中有八十位杂剧作家,四百七十一种剧目。关于作《录鬼簿》的动机,钟嗣成在《录鬼簿序》中作了说明,曰:

人之生斯世也,但以已死者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也。酒罂饭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人与已死之鬼何异?此固未暇论也。其或稍知义理,口发善言,而于学问之道,甘于暴弃,临终之后,漠然无闻,则又不若块然之鬼为愈也。予尝见未死之鬼,吊已死之鬼,未之思也,特一间耳。独不知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何则?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著在方册者,日月炳焕,山川流峙,及乎千万劫无穷已,是则虽鬼而不鬼者也。余因暇日,缅怀故人,门第卑微,职位不振,高才博识,俱有可录,岁月弥久,湮没无闻,遂传其本末,吊以乐章。复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名之曰《录鬼簿》。嗟乎!余亦鬼也,使已死未死之鬼,作不死之鬼,得以传远,余又何幸焉?若夫高尚之士,性理之学,以为得罪于圣门者,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15]

从钟嗣成的这一《自序》中可见,他作《录鬼簿》的目的,首先是要为那些地位卑贱的曲家立身扬名,像“圣贤君臣,忠孝士子”那样,载入史册,传诸后世。他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录鬼簿》,然而其中所记载的曲家又并不全是已死之人,还有许多与他相知或不相知的“方今才人”。一般都认为“已死者为鬼,而不知未死者亦鬼”,而钟嗣成以为,鬼有已死之鬼,也有未死之鬼,曰:“予尝见未死之鬼,吊已死之鬼,未之思也,特一间耳。独不知天地开辟,亘古及今,自有不死之鬼在。”他认为,衡量是否是“鬼”,不是以人之生或死来确定,有的人虽活着,但已是鬼;有的人虽已死去,但是不死之鬼。在现实社会中,有两种人是活着的“已死之鬼”:一是“酒罂饭囊,或醉或梦,块然泥土者,则其人与已死之鬼何异?”二是“稍知义理,口发善言,而于学问之道,甘于暴弃”者,这些人,“临终之后,漠然无闻,则又不若块然之鬼为愈也”。这些庸俗之辈,即使还活在世上,也是行尸走肉,皆为“已死之鬼”。
另有两种人,则为“不死之鬼”:一是那些“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小善大功,著在方册者,日月炳焕,山川流峙,及乎千万劫无穷已,是则虽鬼而不鬼者也”;一是那些怀有“高才博识”,但“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为士大夫所鄙视的曲家,他们与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一样,为“不死之鬼”。这些曲家虽然地位卑微,但他们所创作的曲作,有着很高的价值,“俱有可录”。恐“岁月弥久,湮没无闻”,因此,他作《录鬼簿》的目的就是要为那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曲家们树碑立传,“传其本末,吊以乐章”,使得这些“不死之鬼”得以传远,垂诸史册,永远为后人所学习,所景仰。在《录鬼簿》中,钟嗣成不仅把那些文人曲家载入其中,而且还把那些以艺人身份编撰杂剧的曲家如张国宾、花李郎、红字李二等也都载入其中,为他们立传。
钟嗣成之所以对那些“门第卑微,职位不振”,为士大夫所鄙视的曲家情有独钟,要为他们立传,这是因为他自己与那些曲家有着共同的志趣和相同的命运,如他自称:“余亦鬼也。”即与那些曲家一样,也为“不死之鬼”,因此,他作《录鬼簿》,为“不死之鬼”的曲家立传,也正是为自己立传,而他在《录鬼簿》中为那些曲家的命运鸣不平,也是在为自己鸣不平。正如朱士凯在《录鬼簿·后序》中所说的:“故其胸中耿耿者,借此为喻,实为己而发也。”^[16]无名氏《录鬼簿续编》也谓其“以明经累试于有司,数与心违,因杜门养浩然之志。著《录鬼簿》,实为己而发之”。^[17]虽然由于仕途的不顺,使得他不能像那些高官权贵亨通显达,不能被载入官方的史册,扬名后世,但要凭自己在曲学上的成就,与“圣贤之君臣,忠孝之士子”一样,著录于方册,“日月炳焕,山川流峙,及乎千万劫无穷已”。
在元代,不仅汉族文人的地位低下,而且戏曲也遭到统治者的严厉管束与排斥,如《元史·刑法志》有条律规定:“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而钟嗣成把“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曲家推崇到与“圣贤君臣,忠孝士子”同等的地位来加以歌颂,这在视汉族文人为“九儒十丐”的元代,这样的主张显然是对现实社会的勇敢的挑战;而且,将戏曲艺术提高到这样高的地位,对于视戏曲小说等俗文学为小道的封建正统文学观来说,也是一种崭新的文学观。钟嗣成也知道,自己的这一主张必然要“得罪于圣门”,但他并不畏惧,坚持自己的文学观,独树一帜,称“吾党且啖蛤蜊,别与知味者道”。
其次,为后世的曲家提供借鉴,这也是钟嗣成作《录鬼簿》的一个重要意图。通过对元代曲家的记载与评述,给后世曲家的戏曲与散曲创作提供借鉴,“复以前乎此者,叙其姓名,述其所作,冀乎初学之士,刻意词章,使冰寒于水,青胜于蓝,则亦幸矣”。后世曲家可以借鉴元代曲家的成功经验,创作出更好的戏曲与散曲作品,从而促进与推动戏曲与散曲的发展。故朱士凯认为,《录鬼簿》对曲家的记载与评述,“使往者复生,来者力学,《鬼簿》之作,非无用之事也”,^[18]即高度肯定了《录鬼簿》对后世戏曲与散曲创作的促进与推动作用。
《录鬼簿》初稿完成于元至顺元年(1330),如其自序云:“至顺元年龙集庚午年月建甲申二十二日辛未。”^[19]即公元1330年8月6日。在完成初稿后,钟嗣成又据新的材料作了修订。如天一阁本《录鬼簿》“方今才人相知者”周文质名下云:

元统二年六月,余自吴门回,公已抱病,盛暑中,止以为痈疖之毒,而不经意也。^[20]
医足踵门,病及五月,而无瞑眩之药。十一月五日,卒于正寝。呜呼惜哉!始余编此集,公及见之,题其姓名于未死鬼之列,尝与论及亡友,未尝不握手痛惋,而公亦中年而殁,则余辈衰老萎惫者,又何以久于人世也欤?^[21]

据此可见,当钟嗣成编成《录鬼簿》初稿时,周仲彬还在世,因此,钟嗣成将他列在“方今才人相知者”之列,而且周仲彬也看到过初稿,而现存的《录鬼簿》则是后来修订过的,由于周仲彬在钟嗣成修订《录鬼簿》期间去世了,故周仲彬虽仍在“方今才人相知者”项内,但钟嗣成对其已经去世作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