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刘勰的生平和《文心雕龙》的成书

所属栏目:魏晋南北朝文学

刘勰生平史料极少,无法详言其行迹;有诸多疑点,学术界至今亦仍未妥为解决,只能述其大略,而存其疑点。
勰,字彦和。祖籍莒(今山东莒县)。莒原为春秋时莒子国地,汉属城阳郡,晋太康十年,划归东莞郡。永嘉南渡,江北流人相继过江,乃于江左侨立郡县以安置之,南东莞郡即侨郡之一,镇京口。刘勰世居此地。
勰祖灵真。《梁书·刘勰传》说灵真为宋司空刘秀之之弟。秀之为刘宋开国元勋之一刘穆之之从兄子。《宋书·刘穆之传》说,穆之为汉齐悼惠王肥之后。这样,刘勰就成了刘邦的长庶子刘肥之后,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族。但这其实是不确的。南朝人素重门第,每欲攀引望族,虚造谱系,《宋书》作者或为此类材料所误。若追索谱系,则穆之为刘肥之后的说法,找不到任何的证据。相反,在《宋书》、《南史》中,却可以找到穆之、秀之出身寒门的材料。对于灵真是否为刘秀之之弟,问题就更多些。看来,刘勰并非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庶族。祖灵真可能并无任何官职[1]。父尚,曾任越骑校尉。越骑校尉是五校之一,掌宿卫兵,秩二千石[2]。但因为刘勰小时刘尚便死了,因之家境贫寒。
刘勰生于何时,史无明确记载。《文心雕龙》[3]研究者提出种种说法[4]。看来,各种说法都涉及到一个问题:《文心雕龙》的成书时间。由成书时间推算出刘勰的生年。然而,《文心》究成书于何时,却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清人刘毓松提出成书于齐末,齐末说便为多数论者所接受,差别只在齐末前后的数年间。齐末说其实是有许多疑点的,近年已有学者指出[5]。于是又提出梁初说。梁初说较齐末说有较多的依据,然亦尚有一些问题难以解释[6]。由于《文心雕龙》所提供的成书年代的材料自身存在矛盾,因此肯定成于齐末或成于梁初都有难以解释的问题存在。似可作这样一种推测:《文心》动笔于齐末,而成于梁初,五十篇似亦非按顺序完成。
如果《文心》动笔于齐东昏侯永元元年(499),其时“齿在踰立”(假设是三十二岁),那么刘勰生年应是明帝泰始四年(468)[7]。继幼年丧父,后来母又死了,由于家贫,他没有婚娶[8]。大约在二十四五岁的时候,他从京口来到建康。不知由于何种原因,他入上定林寺依僧祐。僧祐为当时的著名高僧,精于律学,永明中入吴,试简五众,并宣讲《十诵》[9]。《高僧传·释僧祐传》谓祐于定林寺校录经卷,“集经藏既成,使人抄撰要事,为《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刘勰可能参与了这些工作。定林寺藏书丰富,这对于刘勰来说,当是提供了他学习的极好条件。他在僧祐处十余年,既“博通经论”,帮助僧祐校定佛经,又博览外典,积累了广博的知识,为他撰写《文心雕龙》准备了很好的条件。大约在永元元年(499)他开始撰《文心雕龙》,历时四年余,于天监二年成书。成书之后,未为世人所重,他便携书干沈约于路,“状若鬻货者”。当时沈约正在镇军将军、丹阳尹任上[10]。他看了《文心雕龙》,便给了很高的赞誉。或者正是由于他的荐举,刘勰开始步入仕途,做了一个奉朝请的小官。奉朝请,就是奉朝会应诏,是一个虚职。也就在这时,他为中军将军临川王萧宏所赏识,兼临川王记室[11]。不久,又迁车骑仓曹参军。天监七年十一月,敕僧旻等于上定林寺缵《众经要钞》,勰预其事,证功毕,出为太末令,政有清绩。天监十年,除仁威将军南康郡王萧绩记室,不久又兼东宫通事舍人,为昭明太子所爱接。天监十八年,迁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如故。中大通三年(531)萧统死,有敕让刘勰于定林寺与慧震等撰经,完成后,他便落发出家,改名慧地。不到一年便死了[12]
《文心雕龙》撰写于他入仕之前,依僧祐在定林寺校经时。这一时期他之所以居寺院十余年而没有出家,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功名心并未泯灭。《文心雕龙》的撰写动机,与此一点不无关系。《序志》说:
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坚,是以君子处世,树德建言,岂好辩哉?不得已也。
这正是立功立言的思想。人生匆匆,而垂名后世者莫若著述。在这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强烈的入世的愿望。这与佛教的人生态度是完全扞格迕违的。身在寺院而心入尘寰,正是刘勰撰《文心雕龙》时的心态。他著述的目的非常明确:有益于世用,是非常世俗的。《序志》说:
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
他之所以论文,就是入世的人生态度,论文以祈有用于世,并企盼因之而垂名。
《文心雕龙》共五十篇,这五十篇的结构,他在《序志》中有明白的交代: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未,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至于割情析采,笼圈条贯,摛神性,图风势,苞会通,阅声字,崇替于《时序》,褒贬于《才略》,怊怅于《知音》,耿介于《程器》,长怀《序志》,以驭群篇,下篇以下,毛目显矣。
这就是说,全书分为三部分:文之枢纽,上篇、下篇[13]。文之枢纽,是统领全书的。上篇论文体,[14]下篇论文术[15]。文之枢纽的基本思想,不惟贯串于上篇论文叙笔中,且亦贯串于下篇文术论中。最后是《序志》。《序志》是全书的序,说《序志》“以驭群篇”,明指既统驭下篇,亦统驭上篇,而行文中置之于“下篇以下”之前,显因骈文写作之限制。彦和《文心》,常有此种行文之限制,如此处称上篇为“纲领明矣”,下篇为“毛目显矣”,非谓上为纲下为目,上为主下为从,盖泛指条理分明而已。
《文心》是一部文章论,既论文学,亦论及非文学,他自己明说“论文叙笔”。“笔”的相当一部分,就属于非文学。把《文心》当作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是不确的。因为刘勰的时代,纯文学尚未出现,文、笔之分正在讨论中。《文心》所反映的,是杂文学的观念。但是,这部文章论确实包含了大量十分深刻的文学理论问题,有极丰富的文学思想内涵。后面我们将主要介绍《文心》一书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和它的理论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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