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民国建都与《首都计划》

清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辛亥革命爆发,十二月,革命军攻占南京城。一九一二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废江宁府及所属上元、江宁二县,改置南京府,作为中华民国首都。临时大总统办公室设在两江总督署煦园西花厅。中华民国不但是中华大地上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也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它所代表的,已是一种有别于封建王朝的全新社会的开创。所以,民国建都,绝不是在南京历代建都史上,再加上一个简单的量,而是增添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质。
时仅三个月,孙中山辞职,临时政府北迁。次年南京府改为江宁县;一九一四年复改为金陵道。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南京多次遭受劫难。一九一三年九月张勋、冯国璋等部北洋军先抢后烧,南京城被洗劫一空,下关商埠竟成焦土。一九二四年,直系军阀齐燮元纵兵掠城,大功坊被烧,城南商铺、民居被抢掠。

火灾后的下关

这一阶段中,工业、教育等事业陆续有所发展,市政建设进展缓慢。下关地区垫地筑路、开海陵门以便交通,对商埠发展促进较大。一九一五年前后用以工代赈方式拆除明故宫内驻防城城墙,是带有消除清朝统治痕迹的社会事件,没有引起任何社会反响,并导致明宫城城墙亦被拆毁,使这一遗址自此失去了保护的屏障。
一九一八年拆除闲置数年的贡院,改造为商肆,使夫子庙地区的商业空间扩大,更趋繁荣。当年秦淮河两岸皆河房,商家或酒店、茶楼,都是临街与临河两面开门窗,有阶梯或挑台直达水面,与秦淮河中的画舫互动便利。在店中可观河景,在船上可观店景;店里的客人随时可以下船,船上的客人随时可以进店。秦淮画舫,桨声灯影,其醉人之处正在于此。河房建筑也就趋时追新,民国年间,河房多有改传统风貌为西洋形式的。

民国年间的夫子庙河房

直到二十世纪中叶,十里秦淮两岸河房尚多;八十年代以来,从夫子庙改造到“老城区改造”,河房几乎全军覆灭。有些建筑界的人士,都已弄不清河房的形式,更不用说它的源起了。现在沿河建筑临水一面一律封死,粉成白壁,作画舫游的客人,也就无从领略当年的风情趣味了。
一九二六年中山陵的设计与建造,则是最重要的一项建设工程,不但直接影响到南京东郊地区的发展趋势,而且也影响到城市干道走向和格局变化。这一点在后文再详谈。
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革命军光复南京。四月十八日,南京被定为中华民国首都,国民政府设在原两江总督府署内;定南京市为特别市,市政府设在夫子庙贡院旧址。南京不仅是江南的商业、手工业中心,文化教育中心,而且再次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的首都,南京的规划建设,也是中国第一个现代都城的规划建设。此后十年,是南京城市建设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全市人口也增加到百万以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城,南京三十万民众惨遭屠戮,城内大片繁华商区和稠密民居被焚毁,经济建设停滞,人口锐减。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人口一度增加到一百三十一万人。不久内战爆发,金融崩溃,社会急剧动荡。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弃城溃逃,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民国定都期间,南京市下属区划曾有数次变化。初设八个功能区,一九二九年八月“推行自治”,改分为十二个自治区,一九三一年三月按居民户数划分为二十一个自治区;一九三三年三月改自治区为行政区划单位,根据城市各区域功能、历史状况和自然界线,划定为八个区,次年九月增为十一个区,抗战胜利后又增二区,一九四九年一月增至十五个区,其中市区八个,乡区七个。
民国年间,南京城市建设中的一个重大进步,就是现代城市规划的产生与实施。这与世界性城市规划潮流的形成有关。当时所编制的南京城市规划不止一件,但对南京城市建设影响最为深刻、迄今仍不失研究意义的,则是一九二九年编制的《首都计划》。
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一八年写作的《实业计划》中,高度赞许南京“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并提出了南京和浦口部分地区建设的原则性计划。孙先生以他一贯的浪漫主义情怀,建议“削去下关全市”以拓宽水道,将沿江码头移至江心洲,闭塞江心洲上游支流,形成天然港埠,并可在附近形成“工商业总汇”;他还设想建设过江隧道以加强南北交通联系。但孙先生重视民生,在一九一六年《建国方略》中,谈到住宅建设时,已提出自来水供应、设立电工厂、煤气工厂、蒸汽工厂以及民用电话等设施,还提出“只有进行住宅工业化生产,才能造出更廉价的住宅,两者互相关联,相辅相成”,萌发出住宅区规模化开发建设的设想。后人将孙先生的这些论述,称为“孙总理新建设计划”。

清末民初的繁华下关

然而此时,正是下关商埠日趋繁盛之际,削平下关无异于天方夜谭。所以一九二〇年南京督办下关商埠局所编制的《南京北城区发展计划》,则从现实出发,力求顺应南京北城区用地的扩展趋势,并加强、改善下关新区与城南老城的联系。其中的“区域分配计划”,从功能分区的角度,将北城区分为住宅区、商业区、码头区、铁路站场、公园、公墓区、要塞区及混合区,对已经存在的用地状况进行了适当调整,以沿江地带为生产区,在玄武湖畔建住宅区,中间形成过渡区。这种土地分区使用的规划,实际上以主持者心目中的理想城市为目标,试图通过调整或重新分配土地用途,让各区承担不同现代城市功能,相互依存,而整合全市为一体。而同样作为规划主体的“干路计划”,设计了两条城市交通主干道,一条纵贯城区南北,以联系下关与城南老城区;一条为滨江大道,说明城市的对外交通联系也受到重视。城内次要干道,则在利用旧路网的同时添建新路,并规定了路幅宽度标准。
这一时期内,南京的现代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九二〇年,在原两江师范、南京高等师范旧址筹建国立东南大学;一九二三年,金陵女子大学迁入宁海路新校址,陈鹤琴先生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现代城市建设的一项重要实践,是南京侨乡华兴村的建设。因美国、加拿大等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掀起排华浪潮,数百位华侨集资,一九二二年在南京中华门外板桥镇购置土地一百二十公顷,兴建起仿欧美式的住宅七十余幢,村中房屋排列有序,道路宽阔,附属设施配套,归国华侨纷纷到此定居。

国立东南大学大门

一九二五年春,南京各界代表聚议现代市政建设问题,商定组建南京市政筹备处,并责成其制订《市政计划》。次年完成的综合性计划包括市区规划、交通计划、工业计划、商业计划、公园计划、名胜开发计划、住宅计划、教育计划、慈善公益计划、财政计划等十个方面。其中交通计划系在北城区“干路计划”的基础上调整而成,拟新辟与修整道路二十八条,总长为二百三十三里,路宽分为五级;城南老居民区道路则没有拓宽与调整计划。同时还提出了兴办环城电车、开辟城门以利交通、疏浚秦淮河、填筑下关江岸以兴商业等内容。工业用地仍安排在下关沿江一带。住宅计划中,拟将海陵门内三牌楼至双门楼、丰润门一带辟为住宅区,以“使下关住民移居城内”;在明皇城区域内建新住宅区,要求“一律规定图式,分配地段,辟路种树,合资建筑,以为住宅之模范”;对老城区住宅则暂不作改进打算。这种期望以新区示范而逐渐改变城市面貌的设计,也是当时的普遍做法。此外,还计划兴建五大公园与五大名胜,即利用明故宫遗迹建东城公园,利用贡院、夫子庙建南城公园,利用清凉山、随园、古林寺一带山水建西城公园,利用鼓楼、钟楼至北极阁、台城一带建北城公园,利用静海寺、三宿崖等建下关公园;以及建设秦淮河、莫愁湖、雨花台、玄武湖、燕子矶三台洞等五大名胜。《市政计划》并且考虑到实施手段及程序,对投资来源、施工人力与物力等都作了具体安排。
这份《市政计划》,可以说是南京历史上第一个具有一定社会基础的城市规划,也是第一个范围涉及南京全城的规划。规划的制定和内容,可以看出都有西方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其中首先值得关注的,是五大公园和五大名胜的提出,一方面,五大公园的范畴都很大,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城市空间状况;更重要的是,从二十一世纪的南京城市建设实践看,形成老城区内重要大块绿地的,也正是上述范畴,可见当时的规划理念是先进的,某些规划内容也是可行的。
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是规划首次提出了对城东明故宫区域的开发,一是利用故宫古迹修葺建设东城公园,一是在皇城区建新住宅区。宫城区与皇城区,大致可以午门为界划分,也就是午门以北为公园、午门以南建住宅。对于明故宫的核心区域,可算是全部加以保护的了。
由于时局变迁等原因,这份计划只取得了局部实施成果。城市整体面貌尚未因此发生重要的变化。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一九二七年底在明故宫西南部修建明故宫飞机场,是对南京古都风貌区现状的第一个重大改变。明故宫区域也是第一次被大规模改造占用。在此之前,一九一八年建成的省立公共体育场,一九二三年建成的第一公园,还算只侵入了明故宫区域的边缘。从实际功能考虑,飞机场选址于此,不能说没有道理。当时国民政府设于原两江总督府内,离其最近的空阔平坦之地,就是明故宫,汽车行驶其间只需几分钟。民国要人往来,即便捷又安全。在那个刚刚推翻帝制、接连粉碎复辟、以批判传统文化为时髦的年代,不会有人去考虑保护旧皇宫遗址的意义。一九一五年建立古物保存所,目的只是对零散文物和地面残余建筑进行保护,至于对明故宫全部遗址进行保护,可以说当时没有任何人具有这样的胸怀与眼光。客观地说,机场的范围,相当于今玄津桥以东、中山东路以南、御道街以西、明御河以北,虽大部在皇城之内,但尚在宫城之外;机场最初的设施就是一条土跑道和几间棚屋,大致与今天的瑞金路相吻合,跑道周边仍为农田与荒地,对于保护明故宫旧址的影响还不是太大。但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目中,造成了一种对明故宫区域可以放手利用的趋向。
民国年间,南京城内先后建有三个飞机场,全都与明代军政遗址相重叠。一九一二年一月所建小营机场,一九三四年所建大校场机场,利用的是明代的军事场地。当时将飞机场建在城市内,也不是南京一个城市的现象,而是一种潮流。小营机场既无跑道,也无通讯设备,仅供试飞表演之用;且因飞机起降困难,在另辟明故宫机场后,即被废弃。一九三一年四月在大校场设立航空学校,一九三四年开辟为机场,成为国民政府唯一的空军基地,但仍供军民合用,长期只有一条土跑道。直到一九四七年,大校场机场才按国际民航组织B级标准修建跑道,长二千二百米,宽四十五米。
平心而论,修建飞机场肯定需要大片空阔场地。利用小营、大校场这样的军事场地,显然是当时代价最小的选择。
明故宫飞机场在一九二九年四月首次扩建,将土跑道拓展为八百米长的碎石路面跑道,同年八月开南京—上海民用航线,是南京民航之始。一九三六年十月再次扩建,将东南角的第一公园部分纳入其中,建成长四八九米、宽二十五米的滑行道,并装置了夜航灯光等设施。当时机场仅以铁丝网为界,走在中山东路上可以清楚地看到飞机起降。日寇侵占南京期间,明故宫机场也被日军所占用。一九三八年日军扩建机场,修筑滑行道和停机坪等,将第一公园全部占用。抗战胜利后,一九四七年一月国民政府成立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将明故宫机场划归民航专用。同年六月再行扩建,跑道向南延展二百米,并新建候机室等设施。而机场周边,也就不断造起各式建筑。一九五六年七月,由于周边建筑渐多,净空恶化,明故宫机场停用,南京民航迁至大校场机场。一九五八年十月后,明故宫机场废弃,后逐渐建成御道街、瑞金路及周边工厂、民宅区。

日军扩建后的明故宫飞机场

一九二八年初,北伐战争胜利在望,全国政局渐趋稳定,作为国家统治的实施中心、最高权威的重要象征,首都建设不能不提上议事日程;而能否建设与管理现代都市,也被视为执政能力的一种显示。同时,短时期内大量迁入人口的居住生活需求,也成为影响城市正常秩序的迫切问题。据一九二五年调查,南京人口三十九万人,国民政府定都以后,数年之间迅速增长突破百万人。南京历史上,多次出现外来人口多于原住民的现象,而以这一次数量最多,速度最快,因而压力也最大。南京市政府一面派员出国考察现代市政,一面筹设城市“设计委员会”。由此可见,当时城市规划工作中,不但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西方的理念,而且直接参照了西方相关机构。
至当年十月,设计委员会所编制的都市开发计划已三易其稿,定名为《首都大计划》。计划明确提出指导思想,是“要把南京建设成‘农村化’、‘艺术化’、‘科学化’的新型城市”。编制者针对现代大都市“向来以工商业为生命”,“居民的生活往往过于反自然,过于不健全,所以主张都市田园化,于都市设施时注意供给清新自然之环境”,根据南京城区内有山有水,当时且尚有大片农田的具体条件,提出“农村化”,实际上是西方各国都市“田园化”的另一种提法;并强调城市建设民族化,“东方文化历史悠久,不必模仿人家”,明确指出“不要按照巴黎或伦敦资产阶级化的都会式样,依样仿照”,在建筑样式上应弘扬国粹精神,提倡“民族化”的中国传统形式;同时,应吸取欧美国家城市规划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重视现代社会发展的新趋势和新需求,从客观实际出发,制定“科学化”的城市规划。这些思想,应该说都具有先进性。
在当年二月完成的《首都大计划》初稿中,即就首都功能提出了七项分区:旧城区、行政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学校区和园林区。中央行政区是首都建设的首要内容,在功能上,须满足国家行政的正常运行需要;同时也要建构某种特定意义的空间形式,以争取民众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认同。规划者将行政区规划于城内东北隅、玄武湖西岸,认为此地“地势平坦,处境幽静”,地旷人稀,可节省投资;位于城北干道一侧,交通便利;并对区内空间布局、建筑内容与形式都做了具体设计。工商业区则依孙中山的设想,布置在沿江一线;同时对下关工商业区做了详细设计。住宅区分别设置三处:一是城南老城区:二是在城北自狮子山至五台山之间,取行政区与商业区以外的余地近期建设新住宅区;三是将城市东郊临江山区作为远期规划地段。学校区则安排在城东明故宫故址。正如当时全国性的将庙宇改造成学校的风潮受到肯定,规划也理所当然地打算将明故宫改建为学校区。分区规划之外,另一项基本内容是道路规划,因为工业革命与新科技成果对城市基本建设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道路上。《首都大计划》中首次拟定了中山大道的建设,最初的设想是由鼓楼直抵仪凤门。其他南北方向的干道有鼓楼至聚宝门,鼓楼东行至成贤街转南、经花牌楼(即今杨公井)至益仁巷,鼓楼南行经干河沿西至秦淮河;东西方向的干道有汉西门经大行宫至朝阳门,汉西门经中正街至大中桥,水西门经奇望街至通济门等。路幅宽度分别为五十米、四十米、三十米、二十四米。由道路的布局也可以看出,城市基本建设的重点,已明显向城中、城北地区转移。

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山路

中山路之伟观

半年之后,《首都大计划》修订稿问世,在功能分区上有所调整,以江浦及下关为商业区,以浦口下游及八卦洲为工业区,改学校区为教育区,位置调至鼓楼至北极阁一带,将清凉山一带定为居民区。同样出现重要变化的是中山大道的设计,改由一九一五年新开的海陵门入城,过鼓楼后继续南行至新街口,东折出朝阳门,与陵园大道相衔接。沿途还修建了中山桥和逸仙桥。后并将海陵门改为三拱券门,定名挹江门;朝阳门改为三拱券门,定名中山门。这也就是今天可见的中山北路、中山路与中山东路。同时设计的子午线干道(今中央路),拟在城北地区按正南北方向开辟,自神策门沿玄武湖西直到鼓楼。这同样显示出当时南京市府将开发城北地区作为首要任务。也正因为当时城北地区建筑稀少,所以可由其任意规划。学校区的调整,则可能是考虑到已经建成的东南大学和金陵大学。
按照规划,中山大道东段,即今中山东路段,将从明故宫遗址中部穿插而过,将这一重要遗址割裂为南、北两块,古都风貌将被永远改变。这一设想在当时有没有遇到反对意见,不得而知,但至少没有见到反对意见被记录下来,而中山大道的建设确实就此开始。
十月完成的《首都大计划》第三稿,对功能分区进行了重大调整,将中央行政区移至明故宫旧址,东起朝阳门,西至西便门,南扩至城外教场村、双桥门,北至后宰门;南京市行政区则设在鼓楼。学校区自中央行政区北界起,沿太平门向西北行至丰润门止,东南至西华门。商业区一处在中正街以北、鼓楼以南、朝天宫以东、行政区以西,大致以新街口为中心;一处为下关商埠全部及城内三牌楼一部分。住宅区则自神策门以西至朝天宫为止,西迄水西门、汉西门、草场门一线城墙根,东北与商业区相毗连。此外还有市园区,在中正街以南,西至水西门,东至通济门,南至中华门,均为老城区;玄武湖与莫愁湖全部划为市园。农林区在紫金山周围及沪宁铁路西南各地。工业区在沪宁线以东至长江边,东起乌龙山、西至下关,包括八卦洲。而以南京周边广大地区为预备扩充区。
《首都大计划》制定之中,即已对南京市政建设发生实际指导作用,所以每一稿都在城市建设中留下了痕迹。最重要的是自一九二八年八月起修建的中山大道,贯通城北、城中、城东,永久改变了南京的城市空间结构,成为民国年间的南京城市中轴线。中山大道路幅宽四十米,中间机动车道宽十米,铺柏油路面;两侧慢车道各宽六米,铺碎石路面;再外侧各设人行道宽五米;机动车道与慢车道之间辟有安全岛和林荫道,人行道边也植有林荫树。这条新型干道不仅成为南京新的交通枢纽,对城市原有三大区域此后的发展也影响甚大,尤其是使城北地区的地位得到提高,南京的整体发展出现明显的北迁趋势。此后中央院部的许多官署,都沿中山大道两侧布置;城市新开发区也以此为中心。中山大道和陵园大道沿线两侧栽种行道树数千株,兼及国府路(今长江路)及江苏路。这是现代南京城第一批行道树,继承了南京古都的绿化传统,不但装点了街道,而且能净化空气。中山大道修建工程中,一共只拆迁了四百多户民房。当时部分居民对此举不能理解,提出抗议。市长刘纪文出面进行解释,说明建设这条大道不仅仅是为了孙中山的灵柩经过,更是为了南京全城的未来发展。
中山大道的建设在拆迁民居上带来的损失,可以说微不足道。它给古都南京造成的真正严峻而不可弥补的损害,是像一把利刃,将明故宫遗址分切为南、北两块。而随着道路两侧新型建筑群的形成,这一伤痕已永无愈合之日。

民国年间的中山东路

南京虽号称十朝都会,但由于王朝更替,南唐和明代两次都城范围变迁,王谢堂化为百姓家,六朝、南唐宫城区被破坏得十分彻底,地面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只有明故宫遗址,直到民国建都,虽然地面建筑破坏较为严重,但皇城格局、宫城规制仍完整地得以保存。令人遗憾的是,从现存资料看,当时对于保护明故宫遗址的意义,完全没有认识。
我们无法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前人。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明、清两代,作为皇宫区和八旗驻防城,东面的朝阳门和南面的光华门历来不许民间通行。明故宫区域可以说置身于南京城市生活以外。南京城东面的实际边界,在太平门到通济门一线。而朝阳门与光华门所在的东、南城墙段,如《明都南京》一章中所分析,实际上是皇城的卫城。正因为此,明故宫遗址才得以长期完整保存。一旦驻防城废除,只要允许民间利用朝阳门和光华门,就必然导致切割明故宫区域的道路出现。可以说,在驻防城城墙被拆的那一天,就预示着明故宫区域的被肢解不可避免。而且在当时城市建设的新高潮中,明故宫所在的这一片黄金地块绝不可能被长期闲置。此前的历次规划中,已提出数种利用计划。明故宫飞机场的修建,更为全社会提供了一个示范。《首都大计划》中也明确将中央行政区安排在明故宫旧址,其范围涵盖了整个明故宫区域,如果付诸实施,也必将导致多条交通干道穿越明故宫。只是由于种种因素,直到民国末年,在明故宫建设中央行政区的计划终究未能实行,而宫城南北中轴线上也有幸未造成任何永久性建筑。
中山陵的选址紫金山和中山大道的修建,成为导致明故宫遗址遭切割的直接因素。孙中山先生的最大历史贡献,正是推翻帝制,为让其灵柩顺利进入中山陵,中山大道必须穿过明故宫,在当时没有任何人感到不合适。然而,即使没有中山陵的建设,明故宫地区被开发利用,也只是早晚的事情。
首都建设规划的最终决定权在国家层面,而规划的制定过程往往体现出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首都大计划》一改再改,终未能成定案。一九二八年十二月,由孙科负责的国民政府“国都设计技术委员会”,下设“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以林逸民为处长,并聘请美国建筑师墨菲和工程师古力治为顾问,同时也聘请了吕彦直等国内专家相助,开始编制南京城市总体规划——《首都计划》,实际上的主导人物就是墨菲和古力治,但古力治实际参与工作的时间只有三个月。到一九二九年年底,《首都计划》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

《首都计划》封面　

墨菲(一八七七—一九五四),美国康涅狄格州人,一八九九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士学位,随即进入当时在纽约极为著名的布杂教授的建筑工作室学习建筑。一九〇一年到一九〇五年间,他在纽约的两家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取得实践经验后,于一九〇六年在纽约开设了自己的建筑师事务所。一九一三年,墨菲接受美国雅礼教会的聘请来中国,规划设计了带有中国宫殿风格的长沙雅礼大学,由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中国执业生涯。中国业务逐渐成为墨菲建筑师事务所的重心,他在上海设立了事务分所,先后八次来中国,居留时间超过九年。墨菲在中国承接规划设计近四十项,广涉长沙、北京、天津、济南、上海、苏州、南京、福州、厦门、广州等城市。他曾为孙科担任市长的广州编制城市规划,孙科对他的规划思想与建筑设计观念都非常欣赏;北京燕京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前身)也都是他规划设计的。他在中国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制《首都计划》。墨菲也对能为一个大国首都做规划极为兴奋,将编制《首都计划》视为实现自己规划理念的重要机遇,并试图藉此建立个人事业的纪念碑。
《首都计划》是南京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城市规划文件,也是民国时期最为完整的一部城市规划,不仅对现代南京的城市建设具有直接指导作用,而且成为现代中国各大都市规划的范本,其中所展现的规划理念与方法,对中国现代城市规划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迄今仍不失研究价值。就规划水准而言,在当时世界各国大都市规划中,也是较为先进的。

墨菲(右)与孙科照片

《首都计划》明确提出以人为本的宗旨,宣称首都建设要能“使南京市民在精神、形体、经济各方都获得利益”,显示出这一规划的现代性。尽管有人批评《首都计划》的编制过程,仍是少数官僚和专家闭门造车,不但南京市民没有参与,就连南京市政府也是无能为力的旁观者,但它在具体规划内容上能以全体居民的需要为首要考虑,就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此前的封建时代的城市建设,即使能有规划,也都是以满足统治者即极少数人的需求为首要前提的。无论对于孙科还是墨菲,全民参与规划制订,都是一个超越时代的要求。
如前所述,当时的南京城,既有各片区的发展极不均衡。城南老居民区街道狭小且不成系统,基本设施严重欠缺,而又面临定都后人口大增的压力。下关现代城区的出现,使南京城南北框架得以大大拉伸,而受限于东部明故宫、西边外秦淮河,东西距离相对短窄,呈明显狭长形态。针对这一现状,规划在城市空间布局上,以“同心圆式四面平均开展,渐成圆形之势”为理想模式,明确提出应避免使城市发展呈“狭长之形”,并要求避免“一部过于繁荣,一部过于零乱”的畸形发展。然而,提出问题并不等于解决问题,这种畸形发展,在二十世纪内始终成为南京城市建设的一大难题,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首都计划》强调“科学理性”和“民族主义”,以“本诸欧美科学之原则,而于吾国美术之优点”作为指导方针,在宏观上采纳了欧美规划理念,而在微观上采用了中国传统形制。
规划强调的“科学理性规划论述”,体现在运用欧美模式时不是简单照搬,而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首先,对经过实践检验、具有普遍价值的规划模式,直接运用;如在道路、铁路的设计方面,形式与指标都直接借鉴了欧美的成功经验。其次,对有一定价值,但与中国国情不尽相符的经验,则以灵活态度进行调整后再予采用;如在确定首都人口、城市用地分区等方面,都参照欧美指标而经过修改。最后,对欧美国家实践中出现种种问题的规划模式,作为反面例证,提出新的观念与模式;如在城市道路的选型上,就力避华盛顿“对角线式”的干道布局,因为其不独影响交通,也将相关地块切割得不便使用。在规划方法、城市设计法案、规划管理等多方面,《首都计划》都能批判地借鉴欧美经验。这种科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规划强调的“民族主义规划论述”,一方面表现在中央政治区选址于紫金山南麓,采取雄伟壮丽的空间形式,以延续中华民族的传统;一方面表现在广泛采用中国的殿宇式建筑风格,除中央政治区外,南京市行政区、新街口广场周边、秦淮河地区的建筑设计,都坚持了“中国固有之形式”。同时在建筑材料的使用和内部空间的处理上,又不乏现代性。
墨菲明确提出,在古代南京城上再造新首都,应该有“中国风味”。这里体现出墨菲对中国现代城市建设的另一项重要影响。他在认真考察中国建筑基本元素,并经过长期实践后,于一九二六年开始著文阐明其理念与方法,一九二八年将此建筑理论正式命名为“中国建筑文艺复兴”,宣称其核心观念是“改良中国建筑使之能适应于现代使用”。他认为中国建筑的改良,须经两个步骤可以成功:第一,严肃、仔细地考察出构成中国建筑的元素;第二,在新建筑的设计过程中,确实保留下这些构成元素。而据墨菲的考察,这些元素可以归纳为“反曲的屋顶”、“组织上的高度秩序”、“构造上的坦实外露”、“华丽色彩的大量运用”、“建筑元素间的良好比例关系”等五项。必须指出,墨菲所说的“中国建筑”,实际上就是他所研究过的“精美的公共与半公共古建筑”,以北京故宫为代表。墨菲极力推崇故宫为“世界最良美之建筑群”,超过被西方视为经典的罗马圣彼得教堂和哥德大教堂。他倡导兼具现代建筑技术、满足现代功能需要而保持中国宫殿建筑风格的建筑物,并且强调,要设计出真正的中国特色建筑,必须从开始就以完整保留中国建筑的外观为出发点,而不是在先造成西方建筑的外观后,再加入中国元素。至于室内设施,则可以主要按照现代功能需要进行安排。
作为墨菲助手的吕彦直,与墨菲渊源颇深。他就读的美国康乃尔大学,就以布杂教授的建筑思想为主导;一九一八年大学毕业后,他即进入墨菲在纽约的建筑师事务所,后转入其上海事务分所,参加过燕京大学与金陵女子大学的设计工作;一九二二年他离开墨菲事务所时还明确表示,将继续追随墨菲的主张,“与流行的买办式建筑对抗”。吕彦直设计的中山陵,就是墨菲“中国建筑文艺复兴”理论的一个成功范例。

吕彦直中山陵设计图

中山陵侧影

这一方案正因为受到孙科的积极支持而得以采用。民国年间活跃的中国建筑师,也多受墨菲理论影响。抗战前成为南京建筑主流的“新民族主义建筑形式”,与墨菲的“中国建筑文艺复兴”有明显渊源关系。
《首都计划》是在对南京城市现状进行科学调查的基础上编制的,所以全书二十八章,也可以分为调查与规划两大部分。第一章《南京史地概略》,以及各章前的引言,都是交代现状调查结果,以作为推定规划结果的原因与限制。
规划部分可以分为五大项:第一,规划范围的拟定,含第二章《今后百年人口之推测》和第三章《首都界线》。规划预测百年后南京人口为二百万,但城区内居住人口以七十二万四千为限,其余人口应安置在城区外;而规划区域南起牛首山、北至常家营、西至和上路、东至青龙山,周长一百一十七点二公里,面积达到八百五十五平方公里,是明城墙内区域的二十倍。

《首都计划》中的国都界线图

规划范畴且包括江北浦口地区二百平方公里,突出地强调了南京有史以来作为沿江城市的地位,为现代南京的跨江发展提供了依据。
第二,土地分区使用计划,以第二十六章《首都分区条例草案》为原则,含第四章《中央政治区地点》、第五章《市行政区地点》、第六章《建筑形式的选择》。功能分区是城市规划的基础,《首都计划》拟将南京分为公园区,第一、二、三住宅区,第一、二商业区、第一、二工业区等八区。中央政治区是首都的中心,规划提出紫金山南麓、明故宫和紫竹林三地,但推荐紫金山南麓的位置,划定界线内面积七百四十万平方米,远大于华盛顿中央政治区的四百三十余万平方米。市行政区位置提出大钟亭一带和五台山两处供选择。建筑形式则强调民族传统形式,提出“既现代又民族”的标准。

《首都计划》中的首都城内分区图

第三,交通计划,含第七至十五章:《道路系统之规划》、《路面》、《市郊公路计划》、《水道之改良》、《公园与林荫大道》、《交通之管理》、《铁路与车站》、《港口计划》、《飞机场站之位置》,涉及了公路、铁路、水运与空运各方面,以及道路建设的形式和标准要求等。规划中城内道路分为干道、次干道、环城大道、林荫大道四种类型。鼓楼以南旧城区道路纵横如网,但规格过低,除尽量依照原有路线加以改良外,对过于曲折而较短者则另辟新路,以成一系统。新发展区域道路则统一规划,采用棋盘式方格网,规划的干道有中山路、陵园路、子午路(即中央路)、热河路、太平路、朱雀路、白下路、洪武路、中华路等,以及因党政机关而设的国府路、黄埔路、中央党部路等。此外还打算将明代都城城墙辟为环城大道,成为“风景路”。除已有的中山陵园、玄武湖公园、第一公园、鼓楼公园、秦淮公园外,还拟增辟雨花台公园、莫愁湖公园、清凉山公园等,并在各公园之间筑林荫大道,作为公园的延伸部分并互相联系;最有特色的是沿明城墙建环城林荫大道,并以保证游人行走为原则,机动车另筑道路。内秦淮河要恢复往昔游乐景观,拆除背河而筑的房屋,两岸辟林荫道。城外护城河须改良以保证全年通航,运输货物。市郊公路共设九条,以城市为中心向外辐射。铁路运输考虑到新路线的走向及长江火车轮渡、过江隧道等;客运总站打算设在明故宫与富贵山之间,将城市中心向东拉伸;对城内小火车路线提出了改道方案。港口规划中,拟将南京建为国际贸易港口,参照美国各大内河港为样板,以下关港为主、浦口港为辅。机场选址有红花圩、皇木场、沙洲圩、小营等四处。拟将飞机总站建在水西门外西隅皇木场,因其地面空旷,区位适中;而紧接中央政治区南端的红花圩机场,平时可供民用,战时可改军用,以保护中央政治区。对明故宫机场,因其空间发展受限,不能满足未来需要,同时又影响周边地区建设,规划建议废弃机场,改为商业建筑,也就是说,规划者同样没有考虑到明故宫遗址的保护问题。

《首都计划》中的首都道路系统图

第四,其他基础设施和相关事业,含第十六至二十四章:《自来水计划》、《电力厂之地址》、《渠道计划》、《市内交通之设备》、《电线及路灯之规划》、《公营住宅之研究》、《关于学校之计划》、《工业》、《浦口计划》。规划提出自来水要以长江水为水源,水厂位置要考虑到工业污染的影响;一九二九年开始筹建的北河口水厂,至一九三三年四月建成。已建在下关的电厂不宜再扩建,拟改建在江心洲北端或夹江东岸;此条未能实施。公营住宅按居住质量分为三个等级,以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需要。城南、城西、城中人烟稠密区,作为低收入者居住区;政府职工住宅宜接近其所服务机关,选择在玄武湖东北及中央政治区周边;工厂工人住宅,选择下关及三汊河南部工厂区附近;对于高收入者在城北另设高级别墅区。商业区打算设在明故宫,以此引导全城向东发展。文化教育区以现有大学为基础,设在鼓楼、五台山一带,中小学则依居住区需要而设。工业区按照孙中山的设想,仍安排于沿江两岸,江南为第一工业区,以发展不含毒、危险小的工业为主;江北为第二工业区,作为污染性工业及重工业基地。充分利用沿江水陆交通便利的优势发展工业,而免除城区内工业污染之害,是民国年间南京规划的一个重要亮点。
第五是计划的执行,含第二十五至二十八章:《城市设计及分区授权法草案》、《首都分区条例草案》、《实施之程序》、《款项之筹集》等。这也是西方规划法规引入中国的最早尝试。
《首都计划》虽编制完成,然而政府高层有人反对将中央政治区设在紫金山南麓,坚持设在明故宫。这是牵动全局的大变动,所以导致整个计划无法确定。一九三〇年一月中旬,蒋介石批示确定将中央政治区设在明故宫,以致《首都计划》几乎全盘崩溃,无从付诸实施。此后直到一九三七年,《首都计划》经过数次修正,但多集中在中央政治区、道路交通和住宅等几方面,迄无定论。不过,中央政治区位置虽定,但建设工作始终未进行,国民政府及总统府最后仍设在原两江总督衙署内,这也使明故宫遗址得以免遭灭顶之灾。林荫大道、外环公路、环城大道等规划也都未能付诸实施。
墨菲设想的明城墙环城大道,虽然要比国外建设高架环城大道投资少,在城上行车时也可以纵览城内外无限风光,但完全没有考虑到对明城墙本体会造成怎样的伤害。这个美国人尽管热爱中国民族建筑的形式美,但南京明城墙这样的宏大构筑物,对于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在现代功能与文化传统两方面,因为对后者的认识仍相当有限,所以他主要考虑的显然是前者。
不过,在南京的建设实践中,明代都城城墙所遭遇到的更大的现实危机,则来自于中国人,也就是开始于一九二八年的拆城取砖事件。
据杨国庆《南京明代城墙》中引述的档案史料,大致可以理出事件的前后脉络。
事起于一九二八年四月,南京市长何民魂呈报国民政府,正阳门瓮城年久失修而坍坏,提议将其拆除,拆下的城砖,可以用来修筑燕子矶、观音门一带马路。当时国民政府的态度是“古迹宜保存”,修马路可另筹款,不同意拆城取砖。然而到了当年十一月,再次出任南京市长的刘纪文,却发现仍有拆城取砖的情况发生,而且事情牵涉到蒋介石。蒋介石曾“面谕太平门至丰润门一段城墙,业经南京市政府议决拆卸”。刘纪文并未因蒋介石的旨意而改变立场,在向国民政府提交的报告中重申,南京市政府“决无议决拆卸之成案”,肯定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只是有几个机关因建筑需要城砖,提出过要求,而市府因为市政经费困难,曾将原有零星城砖作价出售,拨款筑路,由工务局答复各申请单位,按申请先后购买。国民政府也肯定了“并无拆城卸砖之议”。
但是蒋介石仍以建设需要坚持拆墙取砖。一九二九年三月十五日,他再次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名义,在上报国民政府的呈文中提出,军校各项建筑正在进行,如断绝城砖来源,“势必影响工程,全部一切建筑将陷于不可收拾”。他一方面以“功亏一篑”相威胁,一方面指示军校自行拆墙取砖。
南京拆城事件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反响。墨菲、孙科都曾出面反对。一九二九年,孙科有呈文要求立即“停止拆城工作”,明确提出:“南京城垣尚非无可利用之处,在计划未经决定之前,应暂予保留,以便设计”。这里所说的“计划”,应该就是编制中的《首都计划》,其中有利用明城墙建设环城大道的设想。与拆城取砖相比,墨菲的计划自然要高出一头。社会各界有识之士也纷纷表示反对破坏南京城墙。徐悲鸿先生发表了《对南京拆城的感想》,高度赞扬南京城墙在历史、文化、美术上的崇高价值,南京城也正因为有这“高巍严整,绵延不尽”的城墙,“如人之束带而立,望之俨然,且亲切有味”。那些只知道计算财利的庸夫俗子,“欲毁灭世界第一等之巨工,溯其谋乃利其砖”,毁灭五百年前的“时代之奇观”,竟只是为了取得城砖去建造不知道会有什么作用的玩意!这真是令人不可想象的愚昧。作者讽刺地写道,刘伯温当年怎么没有推算出这一点,让朱元璋多烧制亿万城砖,埋在地下待今人取用。
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停止拆墙取砖。一九三一年四月,南京市执委会转呈国民政府内政部暨中央执委会秘书处,“严令人民不得毁伤本京城垣,并饬负责机关切实保护”,这一通知的颁布,宣告保城派彻底压倒了拆城派。但零星盗取城砖的情况,仍难以断绝。一九三四年,鉴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意图日渐明朗,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提出《关于南京城防建议案》,将修葺南京城墙列入城防计划,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认同。一九三六年十月,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颁布《南京市城砖保管及使用办法》,明确管理之责、处罚之重,才有效地制止了盗取城砖的行为。
经过激烈的拆、保之争,南京明城墙终于得以保存。但与此同时,传统城市的封闭式格局与现代城市交通功能与发展需要的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二十世纪初叶,城市更新成为一种世界性的风潮。而在终于实现改朝换代的中国,各大都市的建设更是如火如荼。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城市先后拆除了原有的城墙。南京城墙既决定保留,为了解决交通便利问题,只有采取增开城门的措施。这一阶段中,新开了汉中门、新民门、中央门、雨花门、武定门、中华东门、中华西门等。
在《首都计划》这一整体规划不能付诸实施的背景下,由《首都大计划》开始的城内交通干线建设,并没有停顿。一九三〇年二月产生的《首都道路系统图》,三月即付诸实施,但仅完成了城厢地区和下关地区的一部分。十月便又公布了《首都干路定名图》,将全城干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路幅宽四十米的十字型主干道,分别是:中央路,命名表示南京是中央政府所在地;中山路,纪念孙中山;汉中路、中正路(今中山南路北段),表示这两条路居于首都道路系统的中心,后者又恰是蒋介石的名字。第二类位于中山路、中央路以西,汉中路以北,多为新辟建的次干道,其间大致以北平路(今北京西路)为界,其南片以各特别市命名,并考虑到海外华侨,命名了一条华侨路;其北片以二十八省及西藏、蒙古两地方命名,命名原则是财力强的省命名长路,财力弱的省命名短路,所以广东路长四点八公里,而贵州路仅长六百米。第三类是中山东路、汉中路以南的旧式道路,经过整修后,东西方向的,主要以南京旧称命名,如秣陵路、金陵路、建邺路、白下路、昇州路、建康路、集庆路、长干路等;南北方向的,或依胜景地标,如青溪路、朱雀路、莫愁路、凤游路、石城路,或取旧有地名,如江宁路、上元路、钟阜路、太平路、洪武路、光华路等,体现了对历史文化的尊重。现在能看到的这幅《首都干道定名图》是近年的复制件,所以会用简化字标注路名,且将昇州路误写为升州路。

首都干路定名图,引自《南京城市规划志》

据《南京市政建设志》载,在这一时期建成和部分建成了中央路、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中正路、汉中路、中华路等五十条主次干道,形成了以新街口为中心的城市干道基线,也有效地改变了城市总体布局。
新街口广场在一九三一年建成,一九三五年扩建,是南京城内第一个现代广场,平面呈正方形,边长一百米,面积一万平方米。其中心是直径十六米的圆形草坪,草坪向外,依次是八米宽的环形弹石地面停车场,九米宽的混凝土环形花坛,二十米宽的环形沥青行车道,五米宽的环形混凝土人行道。环形花坛分割为四个扇形,其间留下四个道口,与四面街道方向错开四十五度。新街口广场周围的建筑,则未能建成《首都计划》所设想的传统形式,而采取了仿西洋形式。至今保存完好、可以作为典型的原交通银行南京分行,就是罗马古典式建筑,门前与两侧都有数根高达九米的爱奥尼亚式立柱。此后又建成山西路、鼓楼两个环形交通广场。
在这一道路系统中,中央路、中山路、中正路、中华路构成南北方向主干线,沿线有黑龙江路、广州路、珠江路、国府路(今长江路)、白下路、昇州路、建康路等东西方向干道;中山北路成为西北、东南方向主干线,沿线有江边路、热河路、山西路、云南路等横交干道;中山东路、汉中路构成东西方向主干线,沿线有中兴路(今御道街)、黄埔路、东海路(今太平北路南段)、太平路、上海路、莫愁路等南北方向干道。只是道路骨架虽已形成,尚未能沟通成为网络,路幅也没做足,路面标准偏低,排水系统不健全。此外,一九三三年下关与浦口间的火车轮渡通航,一九三六年中山码头及附设车站竣工开业,一九三四年重修秦淮河进出城市的东、西水关,也是重要的建设项目。

抗战前夕的新街口

这些新型道路与旧式街巷的功能不同,旧式街巷在通行功能之外,较多地作为商业和社会交往的空间,而新式道路主要就是作为交通干道,所以被南京市民称为“马路”。从南京的地名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凡名为某某“街”的,多是旧式道路,而新式道路一律命名为某某“路”,实则是“马路”的略语。老城区内只有经过拓宽改善的街巷才命名为“路”。南京人口语中,至今仍将出门逛商场买东西说成“上街”,没听说有谁讲“上路”的。而“路”的使用,则多与现代生活相关联,如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居室狭隘,谈恋爱的青年男女无地自容,只能一块出门走走,成为恋爱交往代名词的便是“逛马路”、“压马路”,很少有说成“逛大街”的。
这一交通路网,对南京的城市建设有相当重要的引导作用。国民政府各院部所建宫殿式办公楼、文化教育设施及服务机构,多分布在主干道的沿线。
中山东路自东向西有南京博物院、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俗称东宫)、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陈列馆(俗称西宫)、励志社、附近黄埔路上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现南京军区司令部)、卫生部及中央医院、中央饭店、经济部(今南京市体委院内)、财政部(今南京军区后勤部宿舍)、浙江兴业银行南京分行(今中国银行金陵分行)、新街口交通银行南京分行等。中山东路东段的大型建筑群,都建造在明故宫遗址范畴内;尽管不少建筑采取了传统宫殿形式,但还是破坏了明故宫的原有格局,也不能认为是明代宫殿的复建。
中山路上自南向北有中国国货银行南京分行(今新街口邮局)、新都大戏院(后称胜利电影院,现不存)、福昌饭店、司法院(今南京供电局)、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后为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现不存)等。中山南路上自北向南有大华大戏院(今大华电影院)、中央商场、中央大舞台(后为中华剧场,现不存)、军统办公楼(今南京市公安局)等。汉中路口有邮政储金汇业局(汉中路一号,现不存)。中山北路上自南向北有外交部(今江苏省人大所在地)、华侨招待所(今江苏议事园)、最高法院(今中山北路一〇一号)、立法院(今军人俱乐部内)、首都饭店(今华江饭店)、资源委员会(今南京工业大学内)、国际联欢社(今南京饭店)、军政部、交通部(今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海军部等。国府路上除总统府建筑群外,还有国立美术陈列馆、国民大会堂等。太平南路上有安乐酒店(后为江苏饭店,现不存),太平路、白下路交叉口有中南银行南京分行(今交通银行白下路支行)等。
此外,一九二八年在鸡笼山北极阁建气象台,一九三〇年在鸡鸣寺东麓原国子监旧址建国民政府考试院,主要建筑有仿宫殿式楼房明志楼及宁远楼、武德楼、衡鉴楼、公明堂、宝章阁、正谊楼等,后修筑考试院路。为在南京举行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一九三一年于钟汤公路北、灵谷寺南建造了占地八十公顷的中央体育场,有田径场、游泳池、棒球场、篮球场、国术场、网球场等,各场看台同时可容纳观众六万人,规模为远东第一。

中央体育场航拍照片

基泰工程司《首都中央体育场全景》

同年,在江东门北河口新建了中央电台。一九三二年在太平门外王家湾建造航空烈士公墓,安葬美国、苏联及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飞行员。一九三三年在紫金山下灵谷寺旧址建成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公墓建筑群沿中轴线布置,从南向北依次是正门、牌坊、祭堂、公墓、照壁、纪念馆和纪念塔;祭堂沿用明初所建无量殿(俗称无梁殿),纪念馆即今松风阁,纪念塔即九层灵谷塔,高六十米,在南京地区传统楼阁式塔中为最高。

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公墓

一九三四年紫金山天文台建成。一九三五年国立中央研究院新大楼在鸡鸣山麓落成,原成贤街旧址让给中央图书馆;同年中央地质调查所在珠江路小营建成。如果说各交通干道是城市的骨架,沿线的大型建筑就是坚实的肌肤。一个现代南京城,就是这样逐渐丰满起来。
道路沿线的商业与居民区发展也较快,并形成了多种建筑元素并存共生的局面。
太平路、三山街沿街现代商铺成片崛起,是一个范例。太平路花牌楼一带集中着中华书局南京分店(现古籍书店)、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世界书局南京分店、开明书店南京分店、中央书店、正中书局、神州国光社南京分店等数十家书店,成为国内有名的书店街。这些商业建筑多放弃了传统的前店后坊形式,而采取了西式外观的二、三层小楼,成为南京商业建筑中的新形式,并被广为仿效,风行一时。不少商铺的门脸、窗栏都是西洋式的,但在原设西方雕塑的位置上,往往换成了中国的福禄寿三星。

民国年间的太平路

中华路的现代商铺

据《南京城市规划志(联审稿)》第九章第五节载,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南京共建成主要供官绅富人居住的“新住宅区”六十九万平方米(《南京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志》第三章所载与此近似:“全市共有各式花园洋房、庭院住宅一千七百多处,约七十万平方米,供国民党、政、军要人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享用”)。中山陵园区建设逐步完善,并在陵园东南建起了占地千亩、房屋二百余幢的陵园新村。市区内还建起了良友里、梅园新村、复成新村、淮海新村、匡庐新村等一批现代里弄、院落住宅。最显著的成果,是山西路、颐和路一带的别墅区,与《首都计划》中的规划要求完全相符,其空间布局、道路尺度、院落划分、建筑风格、内外绿化、排水雨污分流等各方面,都有严格规定,二百八十七幢别墅,风格各异,极少雷同,形成南京城内一片独特的风景。别墅区内的交通自成系统,以颐和路为轴线,两侧道路都以中国风景名胜区为路名,如牯岭路、琅琊路、赤壁路、珞珈路、灵隐路、普陀路、莫干路等,并建有宁海路、江苏路、扬州路、苏州路、山阴路、仙霞路等六个环交广场,是当时南京环交广场最密集的区域。许多外国大使馆、领事馆也设在这一带。此外位于宁海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附近的新住宅区,规划建设别墅二百九十五幢,但只有合群新村内少数建成。

首都建设委员会关于新住宅区规划的公文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排水雨污分流系统,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理念。不止于南京,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很少考虑到生活废弃物的处理渠道,除了粪便由近郊的农民回收作为肥料外,通常垃圾乱弃,而生活污水多以自然河道作为排放通道。尤其是南京的秦淮河,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竟成为取水、洗濯、排污的共用水道,不但导致河道的严重污染,居民的饮用水卫生也没有起码的保障。建设专用污水排放管网,已是很大的进步;而雨水、污水分流的高标准,直到二十一世纪初也还未能成为现实。
同时,市政府在一九三三年成立“棚户住宅改革委员会”,决定把市区内有碍观瞻又不卫生的棚户,迁往偏僻地点,并计划在七年内建造简易房屋,以解决六千户平民的居住问题。但最终建成的“平民住宅”只有六处共四万平方米。此类建筑也不同于传统的街坊式平房,而多为简易长条式连幢建筑,每户一间,分隔成内、外两室;较好的则以四间两厅为一组,分住两户。所以,当时大部分南京市民,仍居住于明清时代的旧式住宅内。
一九三六年十月,南京市政府颁布《首都分区规划草案》,将首都区域内土地划分为行政区、军用区、公园区、高等教育区、第一住宅区、第二住宅区、第一商业区、第二商业区、第一工业区、第二工业区等,并对各分区内土地的适建性、建筑容量、建筑高度做出规定。但因日本侵华战争临近,未及付诸实施。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寇占领南京,市内建筑在战火中遭严重毁损,许多房屋又遭日寇强占,导致市民居住条件大为恶化。日军在大屠杀尚未结束之际,已在实施最明显也最重要的殖民经济举措,就是将南京城内最繁华的中心地区,北起今长江路、南到白下路、西起中山南路、东到长白街,将包括新街口、太平南路和中山东路在内的大片繁华街区,约二百二十公顷范围,划为“日人街”,强行夺取该地区内中国居民的住宅商铺等财产,赶走原主人,无偿提供给日本人使用,以吸引日本侨民到南京定居,开办工商企业,迅速形成完全被日本控制的经济成分,对中国经济实施“有秩序的掠夺”。日侨经营的商铺,在税务、运输等方面,还可以得到特别优待。南京遂成为日本冒险家的乐园,短时期内日本侨民的数量急剧增加,很快就突破了“日人街”的容受量。一九三九年,日军遂将“日人街”向全城各街区扩张,任意霸占中国居民的房产,给新来的日本人提供居住和经商的空间。日伪时所谓南京经济的“复兴”,实际上主要就是这些日本工商企业的发展兴盛。

南京东北部航拍照片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日军曾航拍南京城,留下一组旧照,约略可以看出当时的城市风貌。第一张是城市的东北部。
照片上部,玄武湖与紫金山连成一片佳绝的风景区。玄武湖右侧的城墙,就是传说中的台城了。斜贯照片的那条最长的直路,是中山北路,与玄武门相对的街心方块,是山西路广场。稍往南,路西边国民政府最高法院的山字形建筑清晰可见。
第二张是城市中部。

南京中部航拍照片

照片右上方为玄武湖。下方中间是新街口广场,由此向北直到鼓楼,是宽阔的中山路;再向北的中央路就比较窄了。新街口广场向东的中山东路上,现代建筑最为宏伟。新街口广场向西的汉中路也已经修成。照片中部与汉中路平行的是广州路,广州路南北是金陵中学和南京大学的校园。
第三张是新街口。

南京新街口航拍照片

照片上的新街口广场中心,正在围挡施工,可能是建造孙中山铜像的基座。右边是中山路,东北向的斜路是糖坊桥。左边是中山南路,西南向的斜路是大丰富巷、欣欣园。下方是中山东路,路面宽阔规整。上方的汉中路只修成一小段。当时新街口房舍稀少,仅糖坊桥一线有格局完整的传统院落。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广场四面都有大池塘,可见这一带正是因为地势低洼,所以建设发展迟缓。
第四张是城市的东南部。

南京东南部航拍照片

这一片区最明显的区位标志是呈船形内瓮城的通济门。通济门外是宽阔的外秦淮河,河上的九龙桥至今尚存。通济门西边,照片的西缘之外,是东水关,外秦淮河由此处进入城内,“十里秦淮”也由此开端。通济门东北就是明故宫遗址;其西侧北行的河流,即明故宫的护城河明御河,也是内秦淮河的支流之一。
第五张是城市的西南部。

南京西南部航拍照片

自东南向西北斜穿过照片的,是内秦淮河西线上浮桥至下浮桥一段。河北部东西方向的灰线即昇州路,在照片右上角与中华路十字相交,交角上方可以看到甘熙故居。照片左上角是朝天宫。经上浮桥拐向北的道路即彩霞街,北延过昇州路后即评事街。照片左侧北上下浮桥的道路是菱角市,路东的开阔处即双塘。这一片即今门西地区,房屋密集,道路狭窄,市井繁华,是典型南京老城南的城市肌理。新街口至鼓楼一带的建筑密度,远不及此。
日寇侵占南京后,在一九三七年即将明故宫飞机场扩大,将第一公园全部夷为平地,当时尚存的明故宫西南角城濠因此遭到破坏。出于军事目的,日寇先后在南京城郊修建过溧水机场、草场村机场、土山机场、马群机场。其中仅江宁县土山机场被沿用至今,作为军用直升机场,其余战后均废弃。一九四〇年前后,日寇又拆掉了西华门,毁坏了社稷坛、棂星门和石坊等,使明故宫仅存的遗留建筑又遭到严重破坏。
日寇对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是多方面的,最明显的是南京明城墙,在日寇攻城时的狂轰滥炸之下,中华门、光华门、通济门、水西门、中山门、雨花门及其间的城墙段,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当时仅存的明式城楼中华门城楼被完全炸毁。中山陵遭到炮击,一只铜鼎被炸破;陵园新村建筑也都毁于炮火。因为在夫子庙大成殿中发现抗日宣传图,丧心病狂的日寇竟将夫子庙大成殿、奎星阁、得月台、思乐亭等建筑群全部焚毁,仅余一座聚星亭。毗卢寺内的千手观音被掠往日本。规模宏丽的静海寺被战火毁坏,仅余偏房数间。金陵刻经处的房舍和经版都遭到严重损失。凤凰台下的愚园地面建筑几乎全被破坏,假山全部被毁。国立美术馆的玻璃全部被飞机空袭的炮火震碎。日寇还盗掘原三藏塔内石函,窃走部分玄奘法师顶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在一九四七年又编制过一份《南京市都市计划大纲》,共列八项规划纲目:规划范围、国防、政治、交通、文化、经济、人口、土地。这份大纲的特点,首先是不限定规划期限,规划方案可以“随时修正,以资适应”,具体细节可以随时补充,因此也可以保证规划的永久效力;其次是接受抗日战争的教训,确定了国防计划与城市发展计划并举的原则,将如何处理好城防与城市发展的矛盾作为首要问题;再次是对过去的“集中式分区”提出质疑,重新确定了工业区、商业区的位置,并研究人口密度的限制,结合人口增长趋势与密度分配预测未来居民需要等;最后,更加强调城市发展规模和发展极限等依据性问题。
规划中较为详尽的部分仍是交通一项,对当时修复、拓宽道路起了指导作用。中山路快车道宽度由十米扩至十二米,下关热河路路幅扩宽至三十米,新辟二百六十米长的北平西路,部分路面改为混凝土路面和柏油路面。新街口地区形成新的商业中心。鼓楼广场北面中央路与中山北路交汇处,新建了中央银行南京分行大楼。太平南路上新建起太平商场。城市人口迅速回升到一百三十一万人。为了安置政府机关人员及教师,在全市筹建五个公教新村,总面积约三点八万平方米;建筑形式为两层楼房,少数砖木结构,多数系砖墩灰板条墙身,且有部分为白铁皮顶简易活动房(见《南京城市规划志(联审稿》))。市区居民仍大部居住在城南门东、门西地区以及城中白下路、洪武路、建邺路、北门桥一带明清旧式住房。同时,有二十余万贫民只能居住在分布全市三百多处、约八十三万平方米的棚户内,如今鼓楼区的上海路、牌楼巷、驴子巷,玄武区的演武厅、晒布厂、沙塘园、汉府新村,白下区的五老村、广艺街、龙王庙、宫后山、冶山道院,秦淮区的双乐园,下关区的小桃园、五所村等地,都是当年的棚户集中区域。新街口西南角今金陵饭店所在地,当年就是有名的摊贩市场,小摊贩们搭建密集的简易棚屋,前面做生意,后面过生活。

《南京市政建设志》中的民国时期南京主要道路图

据《南京城镇建设综合开发志》统计,截止一九四九年四月,南京城市道路总长二百四十一公里、面积一百八十九万平方米;下水道一百六十五公里,最大管径一百〇五厘米,其中砖石筑暗沟长八十五公里,也就是俗语所说的阴沟;城区桥梁八十九座,其中明清以前的砖石拱桥四十八座,是可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排涝抽水站两座,分别在下关石梁柱和东水关。总体评价是“城市干道初具规模,郊区道路亦有一定基础,但道路骨架不完整,干道不连线。城南旧街道多,支路凌乱。郊区道路狭窄坡陡、标准低。下水道系统混乱,河道久湮”。
一九四九年四月,随着国民政府退出南京,民国年间的所有建设规划,也就都宣告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