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十二章经》的翻译和流传

关于《四十二章经》的翻译,历代相传为东汉迦叶摩腾、竺法兰共译,然近代以来,有不少人怀疑本经是东晋时的中国人撰述,又因《出三藏记集》说本经为《道安录》所不载,故疑此经非汉时译。如梁启超在《四十二章经辨伪》一文中说,这部经不是依据梵文原本翻译,而是人们在多种经内选择精要,依照《孝经》、《老子》等书编撰而成的。汤用彤认为《四十二章经》既不是一部独立的经典,但也不是中土撰述,他是从小乘佛教经典中记录佛教基本教义的“外国经抄”,由四十二段小经文构成,故名《四十二章经》。^[1]吕澂反对汤的说法,认为《四十二章经》是抄自吴支谦所译的《法句经》,时间大致为306—342年之间。^[2]我们赞成汤用彤的说法。
在古代史籍中,《四十二章经》的翻译总是与永平求法相联系,而怀疑者则一并怀疑其真实性。关于《四十二章经》的翻译,《四十二章经序》说:
昔汉孝明皇帝,……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3]
《理惑论》在回答“汉地始闻佛道,其所从出耶?”的设问时说:
昔孝明皇帝,……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支,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
应该注意的是,这两种文献并没有说明此经的翻译情况,而仅仅说“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写《佛经四十二章》”。对此中的“写”的理解有分歧,汤用彤先生解释为:“若据其所言,斯经译于月氏,送至中夏也。”^[4]《理惑论》的这一句是否可作如此理解,可再作斟酌。笔者以为此中“写”字应该是“抄写”的意思,即抄写原本送至汉地。至于翻译地点,《理惑论》并未提及。
现存文献中最早载录《四十二章经》译者的史籍是梁代僧祐《出三藏记集》和慧皎的《高僧传》。《出三藏记集》卷二记载:
《四十二章经》一卷,《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缺此经。
右一部,凡一卷,汉孝明帝梦见金人,诏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到西域,始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其经今传于世。^[5]
此中的要点有二:其一,在《旧录》中此经被著录为《孝明皇帝四十二章》,而东晋道安《经录》中未著录此经。其二,此经是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然后送至洛阳的。译者是竺摩腾,译地是洛阳。
略晚于僧祐的慧皎在《高僧传》卷一中设立了《摄摩腾传》和《竺法兰传》。《高僧传·摄摩腾传》记载:“摄摩腾,本中天竺人,善风仪,解大小乘经,常游化为任。昔经往天竺附庸小国,讲《金光明经》。会敌国侵境,腾惟曰:‘经云能说此经法,为地神所护,使所居安乐。今锋镝方始,曾是为益乎?’乃誓以忘身,躬往和劝,遂二国交欢。由是显达。”^[6]此后则叙述永平年中所发生的事情。其文如后:
愔等于彼遇见摩腾,乃要还汉地。腾誓志弘通,不惮疲苦,冒涉流沙,至乎雒邑。明帝甚加赏接,于城西门外立精舍以处之,汉地有沙门之始也。但大法初传,未有归信,故蕴其深解,无所宣述。后少时,卒于雒阳。^[7]
有《记》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缄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腾所住处,今雒阳城西雍门外白马寺是也。^[8]
这一段文字最引人注意的是,慧皎明确说《四十二章经》是摄摩腾到洛阳之后翻译出的。这与僧祐所说不同。
《高僧传·竺法兰传》记载:
竺法兰,亦中天竺人,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天竺学者之师。时蔡愔既至彼国,兰与摩腾共契游化,遂相随而来。会彼学徒留碍,兰乃间行而至。既达雒阳,与腾同止。少时便善汉言,愔于西域获经,即为翻译《十地断结》、《佛本生》、《法海藏》、《佛本行》、《四十二章》等五部。移都寇乱,四部失本不传,江左唯《四十二章经》,今见在,可二千余言。汉地见存诸经,唯此为始也。……兰后卒于雒阳,春秋六十余矣。^[9]
对于竺法兰的这般叙述,可疑点很多。如汤用彤先生所说:“然《高僧传》复于摩腾之外,叙及竺法兰,则更为可怪。《冥祥记》无法兰之名。《祐录》著录《四十二章经》,并系之于竺摩腾,而于竺法兰所译经,概不列入。夫僧祐与慧皎先后同时,僧祐独不采取竺法兰出经事,则其怀疑可推而知。《高僧传》谓兰译经五部,有《十地断结》。按罗什以前十地通译十住,此曰十地,其伪可知。又兰所译书,不见两晋南北朝各家经录。”^[10]由这些疑点判断,竺法兰参与翻译《四十二章经》并译有其他四部经典的记载不大可信。
关于《四十二章经》的翻译过程,隋费长房在《历代三宝纪》卷四说:
后汉《四十二章经》一卷,右一经一卷,明帝世中天竺国婆罗门沙门迦叶摩腾译,或云竺摄摩腾,或直云摄摩腾。群录互存,未详孰是。既未审知定何是姓,何者是名。先来弗译,所以备彰。……永平年,随逐蔡愔至自洛邑,于白马寺翻出此经。依录而编,即是汉地经之祖也。《旧录》云:本是外国经抄,元出大部,撮要引俗,似此《孝经》一十八章,道安《录》无。出《旧录》及朱士行《汉录》、僧祐《出三藏记集》。又载,但大法初传,人未归信,致使摩腾,蕴其深解,不复多翻。后卒洛阳。载其委曲,备朱士行《汉录》及《高僧》、《名僧》等传,诸杂记录。宝唱又云,是竺法兰译。此或据其与摄摩腾同时来耳。^[11]
费长房此说是将有关《四十二章经》翻译问题的相关记载糅合在一起,叙述虽然芜杂,但仍然列出了根据:《旧录》、朱士行《汉录》、僧祐《出三藏记集》、《高僧传》、《名僧传》以及《宝唱录》。
从现存史籍看,《四十二章经》已经被著录,列出的根据是《旧录》并且说道安《经录》缺此经。道安于东晋宁康二年(374)撰成《综理众经目录》,此经录早已散失,有赖《出三藏记集》保存其大部。出于对此经录的极其信赖,当代学者对于道安《经录》未记载而仅见于其他史籍中的佛典翻译大多持怀疑态度。这一思路正是《四十二章经》晚出诸说以及中土撰述说的最主要根据。对于这一问题,汤用彤先生有清楚的疏解,极可注意。
首先,僧祐和费长房所说的《旧录》,是指东晋高僧支敏度编撰的经录。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七载支敏度撰《合首楞严经记》一文说:“今之《小品》、《阿阇贳》、《屯真》、《般舟》,悉谶所出也。”^[12]而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二支谶录下有此数条:
《般舟般三昧经》一卷,《旧录》云《大般舟三昧经》,光和二年十月八日出。
《伅真陀罗经》二卷,《旧录》云《屯真陀罗王经》,《别录》所载,安《录》无,今缺。
《阿阇世王经》二卷,安公云出《长阿含》,《旧录》《阿阇贳经》。^[13]
汤用彤先生指出:“此云‘伅’,《旧录》作‘屯’。‘世’,《旧录》作‘贳’。均与支愍度《合首楞严经记》所载相符。可见僧祐所指之《旧录》,为愍度所作。其《录》在安《录》之前,或且作于江南。僧祐谓《四十二章》见于《旧录》,则安公时已有斯经,断可知也。”^[14]
其次,“愍度均约与安公同时。而安公《经录》,竟缺此经,其故极难解索。然大凡翻译,后出者胜。吾人今于读西洋典籍,已不必求明、清二代之所译。而前代所译,因渐澌灭。今日求之,常最难得。东晋去东汉已三百年,古人传抄,流传已难。安公草创,智者千虑,究有遗失”。汤先生依据道安公《自序》所言分析说:“今按此文所谓‘值残出残’云云,疑谓安公就所亲见之经,无论残简全篇,均著于录。安公治学精严,非亲过眼,则不著录,故自知遗漏者不少。故谓若欲综理已出一切经典,自知非一人所能为。夫安公之世,《方等》风行,经出更多。《四十二章》,为常日所不备。安公固未见之,遂未著录,或亦意中之事也。(又据上文安《录》断自汉灵之世,《四十二章》出于灵帝之前,故未录也。)”^[15]由此可见,以道安《经录》未收而怀疑此经非汉代所翻译,是当代人自设的主观标准,不足凭信。
此外,吕澂先生以为,《四十二章经》是从汉译《法句经》摘抄出来的,因此,其制作肯定要晚于《法句经》的汉译时间。吕先生并且依据这些,将此经的“抄出”定在“最低年代不得迟于支录著成之年,即成帝末年(342)。又关于汉明求法故事的最初记载,现在见得到的是晋惠帝时王浮《老子化胡经》中间所引的一段,但是它并没有提到《四十二章经》,经抄当在后出,所以它最上的年限不能超过惠帝末年(306)。在这短短三十几年中间(306—342),有法炬等《法句譬喻经》的新译,它也带着抄译的性质。此时会有《四十二章经》的抄出,无疑是受到它的启发”^[16]。这一推理看似合理,其实最大的漏洞在于为何《四十二章经》不是在印度从梵文《法句经》摘抄出来的呢?这一问题的不可排除,说明吕先生的推论中存在“先结论后找论据”的问题。吕先生说襄楷奏折中所引经文并非出自《四十二章经》,而是出自《增一阿含经》,遵循的也是同样的逻辑。
早在东汉延熹九年(166)襄楷上书桓帝时就曾引用此经。《后汉书》卷三○《襄楷传》记载: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眄之。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
这一段文字中,画线的两句与《四十二章经》所说很相似。对于上述相似性的来源问题,吕澂先生提出了独特的看法:“汉桓帝延熹九年(166)襄楷上疏里有‘浮屠不三宿桑下’、‘天神遗以好女’两段,和《四十二章经》第二章、第二十四章很相像,似乎经抄早就有了,但事实却不然。襄疏的两段的意义并不完全和经抄相符,只是异常类似,而从此类似上也只见到它们有同出一源的关系而已。《法句经》的素材主要取自《增一阿含》,襄疏那两段也出于《增一阿含》(参照秦译本卷六、卷四一)。在襄楷上疏时安世高就已有了《增一阿含百六十章》的译本,所以疏文可以别有出处,而不必依赖《四十二章经》。”^②吕先生的这一看法很耐人寻味。我们可以将相关材料罗列于后,然后再作分析。
其一,襄楷疏说“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四十二章经》说:“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17]对此,吕澂先生说,襄楷此句不必一定来自于《四十二章经》,而来自于《法句经》。他举证说:《法集要颂经》卷二《利养品》:“苾刍远利誉,常足不贪求。但三衣饮食,真活命快乐。”^[18]《法句经》卷二《爱欲品》:“所生枝不绝,但用食贪欲,养怨益丘塜,愚人常汲汲。”^[19]前者是北宋时期来华的天息灾翻译的,后者是三国时期的支谦翻译的。吕先生还说这些的直接来源是《增一阿含经》卷六《利养品》:“尔时,世尊告诸比丘:‘受人利养甚为不易,令人不得至无为之处。所以然者,若修罗陀比丘不贪利养者,终不于法中舍三法衣而作居家。修罗陀比丘大作阿练若行,到时乞食,一处一坐,或正中食,树下露坐,乐闲居之处,著五纳衣,或持三衣,或乐冢间,勤身苦行,行此头陀。’”^[20]
其二,襄楷疏说:“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
《四十二章经》说:“天神献玉女于佛,欲以试佛意,观佛道。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去,吾不用尔。’”^[21]吕澂等人提出襄楷疏这一句来源于《增一阿含经》。《增一阿含经》卷四一有文:
尔时,彼城中有婆罗门,名曰摩酰提利,善明外道经术,天文、地术靡不贯练,世间所可周旋之法,悉皆明了。彼婆罗门女,名曰意爱,极为聪朗,颜貌端正,世之稀有。是时,婆罗门经籍有是语:有二人出世甚为难遇,实不可值。云何为二人?所谓如来至真等正觉、转轮圣王。若转轮圣王出世之时,便有七宝自然向应。我今有此女宝,颜貌殊妙,玉女中最第一。如今无有转轮圣王。又我闻:真净王子名曰悉达,出家学道,有三十二大人之相、八十种好。彼若当在家者,便当为转轮圣王。若出家学道者,便成佛道,我今可将此女与彼沙门。是时,婆罗门即将此女,至世尊所。前白佛言:“唯愿沙门受此玉女。”佛告婆罗门曰:“止,止。梵志,吾不须此著欲之人。”时,婆罗门复再三白佛言:“沙门,受此玉女。方比世界,此女无比。”佛告梵志:“已受汝意,但吾已离家,不复习欲。”尔时,有长老比丘在如来后,执扇扇佛。是时,长老比丘白世尊言:“唯愿如来受此女人。若如来不须者,给我等使令。”是时,世尊告长老比丘:“汝为愚惑,乃能在如来前吐此恶意!汝云何转系意在此女人所?夫为女人有九恶法。云何为九?一者,女人臭秽不净。二者,女人恶口。三者,女人无反复。四者,女人嫉妬。五者,女人悭嫉。六者,女人多喜游行。七者,女人多嗔恚。八者,女人多妄语。九者,女人所言轻举。是诸比丘,女人有此九法弊恶之行。”^[22]
将上述引文对照可知,正如吕澂自己承认的,襄楷疏所说与《四十二章经》“是异常类似”,但奇怪的是他的结论:“而从此类似上也只见到它们有同出一源的关系而已。”
然而,将吕先生所说的《法句经》和《增一阿含经》的几个段落与襄楷疏中的文字进行对照可见,第一例中,《法句经》与《四十二章经》的文字仅仅是大致关联而已。而第二例中,关联之处仅仅是意蕴而已。而在支谦所翻译的经典中却发现了与“革囊盛血”之语极其相似的表达。《太子瑞应本起经》卷一有文:“太子听妻气息,视众伎女,皆如木人,百节空空,譬如芭蕉……太子遍观,视其妻,具见形体,发爪、髓脑、骨齿、髑髅、皮肤、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肾、肝胆、肠胃、屎尿、涕唾,外为革囊,中盛臭处,无一可奇,强熏以香,饰以华彩,譬如假借当还,亦不得久计。”^[23]此外,汉代安世高翻译的《地道经》也有这一语词:“止处臭恶露一切,骨节卷缩在革囊,在腹内血,著身在外,处大便肥长。”^[24]这一句是对人身的描述,但并非襄楷所引用的“天神献玉女”引诱佛被拒绝的故事。
从上述叙述可知,吕澂先生所说《四十二章经》抄自《法句经》是缺乏任何直接或者间接证据的。他将襄楷疏文中所引文字归结为来源于汉末时期翻译出的《增一阿含经》类似的译本,特别是安世高翻译的《百六十品经》一卷(《增一阿含百六十章》),更是揣测之词。因为安世高翻译的《百六十品经》早已经散失,因而无从对证。
在襄楷疏之外,汤用彤先生以为三国时《法句经序》、东晋郗超的《奉法要》^[25]也曾经引用此经。三国时《法句经序》有文“惟佛难值,其文难闻”,汤用彤说这一句来源于《四十二章经》第十章“佛言天下有五难:贫穷布施难,豪贵学道难,制命不死难,得睹佛经难,生值佛世难”^[26]。而吕澂以为《四十二章经》的这一章来源于吴译《法句经》卷下《广衍品》:“人当有念意,每食知自少。则是痛欲薄,节消而保寿。学难舍罪难,居在家亦难。会止同利难,难难无过有。比丘乞求难,何可不自勉。”^[27]但是,《法句经》的此段文字并未包含《四十二章经》的“得睹佛经难,生值佛世难”两重意思。笔者在《法句经》卷下《述佛品》中找到了数句:“佛出照世间,为除众忧苦。得生人道难,生寿亦难得。世间有佛难,佛法难得闻。我既无归保,亦独无伴侣。积一行得佛,自然通圣道。”^[28]此中的“世间有佛难,佛法难得闻”与《法句经序》的文字较为接近,可见,《法句经序》中的“惟佛难值,其文难闻”一句,也可能直接来源于《法句经·述佛品》。
重要的是,《四十二章经》中所说的“五难”,在《三慧经》中有完整表述:
有五事难:一者,值佛世难。二者,闻经难。三者,得善师难。四者,得善人难。五者,得作人难。
有五难:一者,贫能布施难。二者,豪贵能忍辱者难。三者,有事对吏不欺者难。四者,与端正女人同床意不乱者难。五者,制人命不得伤害者难。^[29]
将《三慧经》的上述内容与《四十二章经》所说的“五难”相对照即可发现,《四十二章经》的“五难”与《三慧经》的内容是同源的。可见,《四十二章经》原版抄本来源复杂,并不局限于《法句经》或《增一阿含经》。这部《三慧经》被僧祐列入《出三藏记集》卷三的“新集安公凉土异经录”中,可见此经是东晋之前于凉州翻译而后流入内地的。因为未署译者名号,道安因此将其列入“凉土异经录”,这也间接证明《四十二章经》的译籍性质,中土撰述或在中土摘抄说缺乏基本的文献支持。
综上所述,尽管现有史籍有关《四十二章经》翻译的记载不是很完备,因此有些叙述显得不大可信,但这些疑点并不能必然推出此经并非东汉翻译或者干脆认为是中土撰述的结论,本著依然将此经当做永平求法之后不久翻译出的佛教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