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哲学论》的艰难出版

自维特根斯坦从战俘营里通过他在剑桥的好友凯恩斯把他的《逻辑哲学论》手稿转送给罗素后,他就一直等待着罗素的答复。但直到1919年初他从维也纳给罗素寄出了一张明信片后,罗素才得知维特根斯坦还活在人间。于是,他们很快就商定在海牙会面。1919年12月,他们在海牙相聚,逐句讨论了维特根斯坦的手稿。经过一周短暂而又紧张的争论,最后的结果是,罗素同意为这部手稿写一篇序言——虽然他并不完全同意手稿的观点。但在出版方面却遇到了更大麻烦,因为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这部手稿。就连他给诗人赞助的执行人费克尔也拒绝在他的杂志上刊登这部手稿。最后,终于有个出版商同意出版,但条件是必须有罗素的序言作为推荐。不过,维特根斯坦当初在海牙与罗素讨论时,就认为罗素并没有真正理解他的思想,而当他收到罗素的长篇序言后,更是对此非常不满。他在给罗素的回信中就明确地写道:“在你的序言里,全然不见你过去那种流畅的文笔,而只有对我手稿的误解。”所以,他拒绝把罗素的序言同他的手稿一同出版,这样出版商也就不再同意出版他的手稿了。最后,还是经过罗素的多方努力,维特根斯坦的这部手稿才得以在由威廉·奥斯特瓦尔德(Wilhelm Ostwald)主编的《自然哲学年鉴》最后一期出版。奥斯特瓦尔德在1921年2月的一封信中写道:“在通常的情况下,我是不会接受这篇文章的。但我极为尊重罗素先生的研究和他的个人品德,所以我渐渐地愿意在我的《自然哲学年鉴》上发表维特根斯坦先生的文章——但更欢迎罗素先生的导言。”这样,维特根斯坦的手稿才得以首次以德文形式于1920年发表,题为“Logisch-philosophische Abhandlung”。
但维特根斯坦对这个德文版似乎并不满意。他在1922年写给恩斯特的信中把这个版本看作是“一个盗版”,称它充满了错误。他的这种说法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版本不仅在表示罗素的和舍费尔的逻辑符号上出现了许多错误,而且对这些符号与正文的关系也出现了错误的排版。这些都使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读者无法真正理解这部书的价值。当然,维特根斯坦对这个德文版的不满,恰恰反映了他一贯的作风,即始终怀疑别人是否真的能够理解他的思想,很少认为他人的解释是正确的。从前面的介绍中我们已经看到,他连对罗素的解释也不满意,更何况被他自己称为“庸才”的奥斯特瓦尔德。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的多疑猜忌个性。
就在这个德文版出版的同时,与维特根斯坦在剑桥相识的奥格登对该书产生很大的兴趣。早在剑桥时,他就对维特根斯坦的才气颇为欣赏,而此时他正好担任以语言研究为中心的国际期刊《心灵》(Psyche)的编辑,同时还是由伦敦的凯根·保罗出版社出版的《心理学、哲学和科学方法国际文库》的编辑。征得维特根斯坦和罗素的同意之后,奥格登就开始计划着手翻译和出版这部书的英文版。他邀请了在剑桥的莱姆塞共同翻译了这部著作。罗素建议这个英文译本应该与原文对照出版。但在英文译本的书名翻译上遇到了一点麻烦。最初在出版社的广告上书名被译为《哲学逻辑》,但遭到了维特根斯坦本人的坚决反对。他在给奥格登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根本没有哲学逻辑这种东西(除非人们说,因为整个这本书都是毫无意义的,所以这个题目也可以是毫无意义的)。”后来,摩尔建议采用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这样一个拉丁文名称。对此,维特根斯坦认为,这虽然不是最好的,但多少还是表达了书中的思想。摩尔的这个建议其实出自斯宾诺莎的名著Tractatus Theologica-Politicus(《神政论》)。虽然维特根斯坦当时可能并没有读过斯宾诺莎的这部著作,但他通过叔本华对斯宾诺莎有所了解。这主要是指关于斯宾诺莎对神秘世界的看法。在《逻辑哲学论》中讨论伦理学时,维特根斯坦明显地引用了斯宾诺莎的观点:“从sub specie aeterni(永恒观点)来直观世界,就是把它当作有限的整体来直观。把世界当作有限整体的感觉,是一种神秘的感觉。”不仅如此,从《逻辑哲学论》的写作风格上,我们似乎也能看出斯宾诺莎的影子。所有这些,都使得《逻辑哲学论》一书更像是一位欧洲大陆哲学家讨论伦理学、自我问题、自由意志以及神秘之物的著作,而不是英国哲学家讨论逻辑、语言和哲学性质的著作。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就曾在私下对朋友说过,他的这本书本质上是一本伦理学著作。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特点维特根斯坦对该书的这个英译本仍然并不满意,虽然作为译者之一的莱姆塞是他认为少有的最能理解他思想的人之一,并且译稿也经过他的认真审阅。最使他感到不满的地方是,这个译稿充满了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的影子,读者对它的理解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罗素,联想到逻辑原子主义,而这恰恰是维特根斯坦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其中最大的误解之一,就是英译本把德文原文“sachverhalt”译为atomic fact(原子事实),而这显然来自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实际上,这个德文词应译为state of affairs(事态)。为了避免更多的误解,凯根·保罗出版社采纳了罗素的建议,于1921年出版了该书的德英对照版,书名就用摩尔的题名《逻辑哲学论》。虽然有了德英对照,但英语读者还是会对英译文产生误解,事实上,这种误解从这本著作出版之日起就从未间断过。经过研究者们的不断分析探索,在当时担任国际文库的编辑艾耶尔的建议下,凯根·保罗出版社于维特根斯坦去世后10年的1961年重新出版了该书新的英译本,译者是著名的维特根斯坦传记作家麦奎尼斯和维特根斯坦研究专家戴维·皮尔斯(David Pears)。目前学界通常采用的就是这个新译本,而不再使用最初的译本。
不过,关于《逻辑哲学论》的所有这些出版事宜,都是在维特根斯坦于1919年离开哲学圈之后进行的。维特根斯坦与出版社编辑和译者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书信。其实,维特根斯坦在经历了最初的出版商拒绝后,就把出版事宜完全委托给了罗素,并且表示该书手稿任凭罗素处理。但罗素于1920年恰好来中国访问,于是就把出版之事交给了他的一个学生多罗茜·林齐(Dorothy Wrinch)小姐办理。所以,后来的德文原版和最初的英译本都是由这位林齐小姐具体联系和操办的。当《逻辑哲学论》出版后,在当时的英国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正如罗素在该书的序言中所说,该书的出版可以看作是哲学界的一件大事,任何一个认真的哲学家都不会忽略这本书的价值。莱姆塞于1923年在《心》(Mind)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书评,当时他只有20岁。但维特根斯坦对这一切似乎并不知晓,因为他当时正在奥地利偏远的乡村小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