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医科大学校史》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后,不仅引起了高等医学教育界的重视,而且还引起了教育史工作者的关注。这本书不但回顾和总结了华西医科大学长期办学的经验及规律,而且记述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所完整的教会大学和经人民政府接管后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华西医科大学校史》(以下简称《校史》) 所涉及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所必须论及的,《校史》实际上反映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史。读了这本书,就能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和特点,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一
高等教育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近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却是鸦片战争后才在中国的大地上出现。究其渊源,主要有两个源头:其一,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使国人,特别是清政府中的一些较有见识的要员逐渐认识到西方现代科学的实用价值和近代工业技术的先进。为了御外安内,清政府中由奕、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主要代表的一批人物,掀起了学习西文、西艺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教育作为学习西方的中介桥梁也得到了高度重视。洋务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兴办和创设近代新式学校,如语言学校、武备学校和军事技术学校等。这些新式学校中大多数已具备近代高等教育的性质,是中国最早的近代大学,后经历代政府的改革整顿和无数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工作,逐步成为富有特色的高等学校,带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其二,循着早期殖民者的足迹,外国传教士蜂拥而至,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传教活动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各个教会的传教士为了使他们的活动得以顺利进行,开始在我国兴办学校、创教堂、翻译出版书籍等,借以培养教士和以基督精神影响炎黄子孙,扩大教会的势力。由教会兴办的一些高等学校,如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南京汇文书院等,后来经过向中国政府立案、中国政府的接办、调整等发展变化过程,最终成为人民的大学。所以,教会学校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的另一种重要起源。这一点已是教育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但是,应当如何评价教会大学呢?当前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却众说纷纭,人言言殊,还须形成一致的见解。在《校史》中,该书的作者本着一分为二的观点,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用具体的历史史料,对教会教育作出了公允的评价。私立华西协合大学(华西医大前身) 筹建于1905年,招生于1910年,那时,现代型大学在四川和华西内地尚属初创阶段。因此,大学的整套规划和建设方案全部是照搬英国的。教会在华兴办大学的目的,从史料中可以看出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和政治企图:“差(教会) 学校的目的,应该教育中国学生不但在精神上、道德上、宗教上信从,而且要通过信从使他们变化为在上帝手里为维护真理的有效代理人”。“华西(这里包括甘肃、西藏、贵州、云南、四川) 是亚洲的角逐场。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最富饶的、最具有战略意义的省份,控制了四川便控制了全国。”
①也就是说,兴办教会学校的直接目的是为教会服务的同时也是为教会所隶属的宗主国的政治服务的。但这仅是创办者的初衷。任何形式的教育的存在,首先必须受到当时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通过对教育领导权的控制。在具体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中得到反映。其次,对一定教育产生影响的还有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多种构成因素,诸如:文化、习俗、民族传统、经济和群体心理特质等。因此,教会学校所表现出来的教育职能不可能是单一的,它必然和当时赖以存在的中国社会发生紧密联系。具体来说,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认识这一问题。第一,教会学校在中国的出现,不仅适应了西方列强称霸中国的政治企图和宗教传播的目的,而且也适应了中国当时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教会学校产生之时,正是中国处于传统的旧教育向新教育的过渡时期,也是中国旧教育与西方新教育相融合的时期。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正如《校史》作者所说:“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但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变革的需要出发,又欢迎外国学者来华办学、介绍科学技术……”
①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学校往往从筹建开始,便得到中国政界和教育界的支持。华西协合大学不仅创造时期的用地问题是中国地方当局帮助解决的,而且从晚清到以后的历届政府都给予了必要的经费补助。同时,很多社会名流也纷纷来校讲演,如张澜(成都大学校长)、刘复礼(京师大学堂进士)、程芝轩(留日学者,曾是四川教育行政负责人) 等。蔡锷督军兼省长曾题词曰:“立国之本,曰富曰教……宏维西贤,合炉冶之……。”
②这些都说明,华西协合大学虽然是一所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一所教会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列国的政治、宗教的影响,但同时也要受中国文化的熏陶和政治经济的制约。第二,教会大学的办学宗旨虽然是为宗教和其宗主国的政治利益服务的,但是,学校的学生都是中国人(中后期的教师中也有中国人),而且,教会学校培养人的最终目的是影响中国的政治和民族精神。正如美国人杰西·格·卢茨所说:“教会在华办大学主要是想使中国的上等阶层皈依基督教。以期通过他们影响百姓希望整个中国基督教化。”
①因此,教会学校能否存在,以及存在时间长久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教会教育是否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同,只有得到中国社会的认同之后,教会教育也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烧着的烛,别的人就是要跟着他的光走……如果我们要取儒学的地位而代之,我们就要准备好自己的人们,用基督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士大夫,而取代旧士大夫阶级的统治地位。”
②有鉴于此教会教育只有在教育内容上或多或少地适应中国社会的需要。造就现实的人才,才有可能实现其办学宗旨。事实上,华西协合大学在正式开学之后,对教学内容的确定也体现出了这一要求:“其内容——遵教育部规定章程,分预科、正科两种”
③开设了中文、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课程,基于上述两点,可以说教会的兴办,不仅是外国政治、宗教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它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校史》中关于教会大学的这种评价,是中肯和恰如其分的。
二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鸦片战争后发展起来,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最终奠定了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的呢?这是研究我国近现代高等教育所必须讨论的问题。《校史》的作者们,经过对史料的详尽分析后,得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发展”
①这一结论,这种见解是客观的。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在清末起步,历经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和民国政府(抗战前),固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由于军阀争战频繁,政权更换迅速,加之,民族工业发展的落后,相应的对高级人才的需求量不大等原因,使得这一时期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决议、法规和章程等未能切实贯彻,导致该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在低规模、低速度上徘徊。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和国际环境等的变化,为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一,抗日战争时期,师生们在精神上团结一心,从而在主观上为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抗战中,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抵御外侮,《校史》的作者们写道:“在中华民族处于灾难深重的日子里,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了人民的团结和觉醒,激发了人民的革命精神和爱国热情,八年抗战中,这几所大学的师生们,上下一心共赴国难,度过了重重困难,不仅没有中断高等教育事业,而且把教育事业推前推进。”
①战争虽然使人民的生活陷入困境,造成经济发展的停滞,但是,这种外来的压力却促进人民团结,提高了民众的责任心,而且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光荣传统,因此,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师生们的精神动力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大原因的分析是实事求是的。
第二,抗日战争时期,促使教育上人力、物力的相对集中,提高了教育质量,扩大了教育规模。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敌占区或接近敌占区的大学生纷纷要求到后方借读和转学,一些由于战争威胁而濒于关闭的大学也相继向后方转移,或者与后方大学合并。使得当时后方大学内“济济多士”;“集中了一批专家教授”;“全国学术界的许多专家、学者荟萃一地,群星灿烂,极一时之盛”。
②大家互相争鸣、交流,活跃了学术气氛,加强了学术交流;同时,由于大学的合并与联办,一方面提高了教学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另一方面也促进了系科建设和扩大了教学规模。如华西医科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共接纳了金陵大学、金陵女大、齐鲁大学等六七所大学的数千名师生,“这几所大学都有悠久的历史,独特的作风,各校在组织、编制、教学管理以及传统习惯方面也各有特长……基本上做到了协调一致又能各抒所长”
①,“由于各校大都有文理学院,下设系科亦多相同,根据师资各有所长的特点,采取了统一安排,分别开课的办法,允许各校学生自由选课,学校承认所读学分”
②。这些做法,既扩大了学校之间的交流,提高了教学质量,同时又充分地利用了现有师资设备,节约了教育经费,从而使得系科的增设和招生规模的扩大成为可能。《校史》中的统计资料也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据统计,1937年底至1938年末来蓉的学生人数是:中大医学院为六十多人;齐鲁大学医学院为八十多人,金大为二百二十多人;金女大为五十多人。1945年春,中大为二百多人;齐大为四百多人;金大为一千一百多人;金女大为三百四十多人。系科的增设情况:中大医学院的牙科,由四年改为六年,还增设了畜牧兽医系;齐大于1941年在理学院内成立了药学系,金陵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很突出,它从1938年秋与教育部合办电化专修科开始,到1943年植物病虫害系止,五年时期增设了病虫害系,电化、汽车、图书馆学、园艺和英语(五大学合办) 等五个专修科。正如《金陵大学六十周年校庆纪念册》所写:“八年在川,虽在艰难困苦中,所设系科与学生人数,仍岁有增,是为本大学播迁时期。”华西医大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学生人数由抗战前夕的五百六十人,到1945年春季增至一千三百多人。近十年时间,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多,并新增设了社会系、经济系、乡村教育系、农业专修科。同时,还通过增聘专家,充实提高了教学质量。特别是大学之间的联合办学使华大传统的医学系科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为以后成为专门的医学院奠定了基础。
第三,战争时期对人才的特定需要,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人才储备少,而进行抗战又迫切需要大量的各种人才的矛盾日益突出,如医疗、军事、土木建筑等。这种客观的现实需要,要求发展高等教育,扩大其规模,调整完善体系。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为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帮助和支持。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的《抗日救国纲领》中,规定了抗日时期教育的总纲,还通过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这两个文件对教育工作进行了相应的改革,采取了一些新的办法以满足长期抗日和战后后方建设人才的需求,诸如建立大学教员资格审查制度;奖励学术研究;实施救济高等学校学生的方案;提高教师待遇;增设学校;调整院系;筹备经费、充实设备;整理课程以及加强体育、实施军事训练等。这些措施对于促进战时高等教育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此外,抗日战争时期,虽然国内战争频繁,交通阻碍,但并未完全中断大学之间的国际交流。相反,由于世界法西斯同盟的缔结,为了打败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中西方知识界也进行了特定环境下的交流,比如:华西医大和英国牛津大学都成立了“东西方文学社”;李约瑟博士和艾格斯顿爵士在华西坝进行公开讲演;国际反法西斯组织向中国派出医生并支持必需的医疗器械,这些对于促进战时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基于上述几点原因,可以说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高等教育确实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经过改造、调整和不断建设,无论是横向的专业结构,还是纵向的层次结构,都较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高等教育系统。但是,由于十年“文革”和“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曲折前进的。因此,如何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和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特点,对我国新时期高等教育的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校史》的编撰者以严谨的科学治学态度,勇于开拓的精神,立足于本校历史,对新中国成立三十六年来(1949—1985),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特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认为只有遵循这样几个原则,高等教育事业才能顺利发展。这几个原则是:第一,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针,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是发展高等教育坚定不移地遵循的指导思想;第二,坚持以教学为主,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是尊重办学规律的具体体现;第三,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应有广度和深度,确定教学内容时应考虑专业对口和层次对口两个方面的要求;第四,重视理论学习和实践练习相结合;第五,在处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上,重点高等学校应坚持以提高为主;第六,建设一支思想素质好,业务素质高的教师队伍,是办好高等教育的根本保证;第七,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是不断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途径,也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任务;第八,办好高等教育必须具备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些概括、总结是全面而深入的。纵观新中国成立36年高等教育的历史,莫不如是。“文革”十年间,由于没有坚持这样几条原则,使得高等教育的发展遭受了重大损失,教学质量也一落千丈,就是惨痛的历史证明,毋庸讳言,《校史》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也是不尽完美的。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事业在整体上还处于开创时期,要完全认识和驾驭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特点和规律,在现有条件下是难以完成的,还需要人们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尽管如此,该书作者所进行的探索、提出的见解,对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几个时期:清末洋务运动中创办的新式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等是中国近代大学的先声;《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的厘订和颁行,正式确定了中国高等教育制度;蔡元培对高等教育制度和高等学校所进行的改革,正式完成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制度和高等学校的建立过程;抗日战争时期使我国高等教育初具规模;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得以完善。虽然各个时期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同的时代特征,但如果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高等教育的各个发展阶段也有一些共同特点。这些特点是:第一,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对人才的客观需求为前提,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和以后各个时期的发展都充分说明这一点。第二,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统治阶级对高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分不开,同时还必须有一定的政策和制度作保障,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高等教育才可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和得到应有的发展。第三,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中国知识分子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祖国的赤诚忠心有牢不可分的关系。抗日战争时期和十年“文革”期间,虽然办教育的条件极为艰难,但是,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并未中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工作者辛勤努力工作。第四,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经验为主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同时也并未抛弃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某些传统。比如,大学校长等领导人仍由政府任命,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由教授民主选举产生;学生的膳宿费用由政府包干,而不是学生自付;特别重视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文化的教育及毕业生由政府分配工作,而不是让学生自谋职业等。第五,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跨越了人类历史上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形态,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因此,发展的历史背景是相当复杂的。这就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总是受着多种办学思想的影响,而没有形成自己的时代特征。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学习美国、日本、英国、德国的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学习苏联的教育等,都是这种思潮的反映形式。总之,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史的这些特点,从《校史》中都可以窥其端倪,找到史实。《校史》虽然只记述了一所学校发展史,但却为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丰富了教育史学的内容,它所提出的问题也是教育史学界亟待解决的。可以说,《校史》的出版,必将促进高等教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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