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已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重要因素,引起普遍关注。
讨论的焦点之一是中国政府在“反日游行”等事件中的政策作为。不过,多数
讨论还局限于现象描述或规范思辨,欠缺深入具体的实证分析。在此背景下,
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的专著《强大的爱国者:中国外交中的民族主义》
(Powerful Patriots:Nationalist Protest in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2014
年于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在学界产生了很大反响(Weiss,2014)。
白洁曦是美国中国研究学界新生代的佼佼者。她于2008年在加州大学
圣地亚哥分校获博士学位,曾在耶鲁大学任教,后转入康奈尔大学,现为该校
政府系副教授。其研究兴趣包括中国政治与外交政策、亚太国际关系、民族主
义与大众抗议、外交政策制定和危机行为的国内政治等。本书由其博士论文
发展而来①。该文在2009年荣获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为表彰国际关系、法律和
政治等学科年度最优秀博士论文而设的海伦·德怀特·瑞德奖(Helen Dwight Reid Award)。其核心内容也曾在国际关系学科旗舰期刊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上发表(Weiss,2013),在国际关系及中国研究学
界都备受关注。
一、观点和内容
《强大的爱国者》试图说明中国政府在近三十年来如何“管理”(而非“操
纵”)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运动,使之服务于外交政策需要。全书共分九章。
前两章提出问题并建立理论框架。作者的研究问题是,为何中国政府(作为所
谓“威权政府”的代表)在不同时期对民族主义运动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与政
策——有时支持,有时默许,有时压制甚至明确取缔。例如,1999年“炸馆”事
件中,中国政府允许民众进行反美群众活动;但是在2001年“撞机”事件中,政
府压制了类似活动。1985年中国曾发生反日群众活动,而在整个20世纪90
年代,政府对之明确禁止;2005年政府一度对“反日游行”采取了默许态度,随
后又转为控制,2010年、2012年又两次发生大规模的反日群众活动。
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上述矛盾不一的政策? 民族主义舆论与社会运动究竟
对中国外交政策产生了什么影响? 此前流行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中
国政府强大有力,可以轻易地对舆论进行操控。诸如“反日”游行等是政府有
意纵容甚至煽动的结果。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民族主义运动对政府合法性与
社会稳定构成挑战,中国政府必须对之进行回应,中国外交因而受到限制和
干扰。
白洁曦的论点则介于两者之间。她试图建立一个“威权国家”如何“利用”
(而非“操纵”)大众民族主义活动的理论。其讨论框架包含了国内与国际两个
层面。在国内层面,一方面,领导人必须维护国内稳定和政权安全。一旦放任
社会抗议活动,就有出现滚雪球效应的风险,超出政府的控制能力,破坏社会
稳定,其矛头甚至可能转向政府。但是,即便是所谓的威权政府,限制民族主
义活动也有很大代价和风险。约束民族主义情绪和活动经常容易被指责为不
爱国或者不民主,损害政府的合法性。如果政府的作为同民众预期存在差距,
民众就可能认为政府软弱无能,极易引发社会不满与反弹,同样威胁政权安
全。动用政治资源进行压制民族主义运动将损害正当性,而允许抗议则有事
态升级的风险,如何应对民众自发的民族主义运动就成为领导人的两难选择。
但是,这一困境也意味着某种机会。白洁曦的突破在于将国际层面重新
“带回”,以国际关系学界有关“内政-外交双层博弈”(Putnam,1988)以及“外
交博弈中的信号传递”(Fearon,1994)的已有研究为基础,对上述问题提出了
一个新的谈判信号解释。她指出,与大众民族主义运动带来的国内约束,可以
转换为国家间博弈的谈判筹码,促使对手让步。对中国政府来说,针对民族主
义运动的态度和作为,就转化为外交信号装置。因为“压制”和“纵容”诸如游
行等行动都是有代价和风险的,当中国领导层需要展示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
决心时,政府可能通过允许群众活动向谈判对手传递强硬信号,逼迫对方让
步;相反,如果某些民族主义活动威胁到政府维护外交关系的意图,中国政府
就倾向于约束民族主义,通过对群众活动的控制,向相关方面展示灵活性,传
递安抚和妥协意愿。白洁曦做了这样的比喻:中国民众是司机,而中国政府则
分析当时的内政外交需要,决定给出红绿灯信号来禁止或允许民族主义示威
活动。这些信号同时能够被外国政府所接收,从而判断中国政府的政策立场。
中国政府通过对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态度,对外传递信号,服务外交博弈的讨
价还价需要。
第三章到第八章是全书的案例检验部分。作者于2006年至2007年间在
中国从事田野调查,采访了官员、活动人士、学生、专家等170多人,引用了大
量官方文件、党史、资深官员的回忆录等,以这些经验证据为基础,作者选择若
干代表性案例进行分析。她首先在第三章中讨论了中美关系中的两次危机案
例。1999年的“炸馆”事件中,中国政府之所以容忍民众上街,主要是因为要向
美国传递信号,显示愤怒和决心。但在2001年“撞机”事件中,虽然当时很多
人批评政府软弱,政府依然压制了国内的反美活动。之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
向美国传递信号,希望不要把中美关系搞僵。第四章分析20世纪80年代的
中日关系。1985年中曾根康弘作为日本首相首次参拜了靖国神社,迅速引起
中国民众的群体活动。作者认为中国政府以此向日本发出信号,使得日本领
导人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促使中曾根道歉和让步,其后11年中,日本首相停
止了参拜靖国神社。不过,这一活动也推动了中国国内的“自由化”浪潮,造成
社会不稳定。这也成为中国政府从1990年开始对民族主义运动非常警惕的
原因。第五章对这一时期进行了分析,认为因为中国政府需要日本的帮忙和
支持,因此尽量控制民间反日活动,避免刺激日本。第六章分析了2000年之
后的中日关系。由于小泉不断参拜靖国神社等原因,中国政府对民间反日活
动越来越持宽容态度。2004—2005年前后,由于日本明确要求在安理会“入
常”,中国政府“迫切需要”表示反对,因此容忍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反日活动。
民众情绪也配合了外交活动。第七章分析了2006—2010年的中日关系,尤其
是2010年的中日“撞船”事件。事件发生之初,政府压制反日活动,期待日本
按照惯例释放船长。在日本政府决定起诉中国船长后,中国再次“允许”民众
进行反日游行,对日本施加压力。不过,由于日本人认定相关活动为中国政府
所“导演”,信号作用大为削弱。第八章分析了2012年日本将钓鱼岛所谓“国
有化”后的中日关系。国内爆发空前的反日游行,日方却不太在意,认为这只
是中国政府在转移国内的矛盾。信号操控策略已难奏效。
最后,作者在第九章对全书做了总结。她认为,中国政府小心地选择何时
容忍、何时约束大众民族主义抗议,利用不稳定和局势升级的威胁来显示决
心,或者通过承受国内代价对外做出安抚和保证。当外交中需要妥协时,中国
政府将选择克制游行示威等民族主义运动。而当外交中需要传递强硬信号
时,中国政府将有限度地“放任”民族主义行为。她同时又指出,中国的信号操
控策略已经越来越难以奏效,以后恐将难以为继。作者还分析了民族主义群
众活动与“民主化”活动之间的关系,讨论了这个理论对南海问题、台湾问题、
西藏问题的解释价值。
二、成绩与经验
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包括日本)媒体、政界和学界中的许多人认为,当代
中国的大众民族主义运动完全是由中国政府所煽动和操控的,不过是政府的
一种工具,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而白洁曦的研究则发现,诸如反日游行
等主要还是由民间自发产生,并非由政府“导演”。控制民族主义运动的国内
政治代价不小,而游行示威等活动失去控制将威胁国内社会稳定。大众民族
主义运动对中国政府的压力与挑战是客观存在。白洁曦一方面将研究建立在
西方学界的既有共识基础上,认为相关事态与中国政府“能力及合法性的不
足”“统治精英或派系间的竞争”,以及“国家通过支持民族主义动员,转移国
内矛盾”等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她又犀利地指出它们无法解释为何有时政府
会控制甚至制止抗议的问题,存在选择偏误。她强调,反日示威游行等确实对
中国政府构成威胁和挑战,中国政府在经常地对大众民族主义运动进行限制。
这不仅基于国内稳定需要,也在向外界传递某种克制与妥协的信号。在大量
访谈调研基础上,白洁曦对中国政府在处理大众民族主义运动时的复杂考虑
与两难困境做了揭示,打破了某些意识形态化的偏见,同西方学界已有的认识
相比无疑更加接近中国内政与外交的现实。
同时,她也给出了对中国政府相关策略的新解释。以往对于中国国内大
众民族主义与中国外交关系的讨论,更多地集中在国内政治层面,局限于政府
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以及精英集团内部的权力竞争。白洁曦则展开了“第二意
象的翻转”,“找回”国际层面,强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外交博弈的需要如何影
响到政府对国内政治问题的处置。她引入了双层博弈的视角,指出以民族主
义运动为代表的国内约束和风险,提高了妥协的成本,能够为政府所用,提高
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她又将研究嵌入了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学
界有关国内政治与外交信号传递的前沿研究,从信号传递的角度理解国家对
国内社会运动的处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往有关国内约束与信号传递等
的讨论,基本集中在西方“民主国家”。只是在最近几年在逐渐兴起对所谓“独
裁者”或“威权国家”的“国内约束”及“观众成本”等问题的讨论(Weeks,2008,
2012)。白洁曦论证民族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国内政治风险与成本,将帮助所谓
的“威权国家”在外交谈判中传递信息,并赢得更为有利的成果,巧妙地契合并
推动了这一学术潮流。
拓展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互动的双层博弈模型及信号传递视角,白洁曦
对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及其对中国外交的影响这个备受关注的议题提出
了独到的解释。作者所表现出的将理论前沿与热门议题相结合的敏锐性,以
及站在学术前沿开展知识创新的灵活性,是值得借鉴的。成功“预流”(无论其
实际成功与否)恐怕也是此书从博士论文发展而来,一路屡获殊荣,广受关注
的关键所在。
三、问题及不足
不过,这一研究也引起不少的争议,实际上也不乏可商榷之处。首先是理
论逻辑不够清晰,未能区分政府处置大众民族主义运动所产生的信号传递效
应,是一种客观的结果,还是一种主动的谋划,导致一些论述给人自相矛盾之
感。白洁曦的论证建立在一些或可疑的认识基础上。她似乎暗示中国政府始
终有能力在允许还是控制大众民族主义活动间自由地选择,并且政府一直在
有意识地根据外交需要决定对相关事态的政策,从而为外交博弈服务,进而拒
绝考虑政府“无意识作为”与“不作为”的可能。这一论断没有考虑不同抗议活
动在性质、内容及激烈程度上的差异,对各种抗议活动的具体时机与进程也未
注意。不同的社会运动有自己的“生命周期”。我们其实很难判断某些抗议事
件的激化,是政府有意放纵的结果,还是源于运动自身的发展逻辑。事态的激
化,可能是政府有意不加控制,也可能是本身就难于控制。运动的退潮,可能
仅仅是其自身失去了动力。我们不能轻易地将社会抗议运动的起落归因于政
府的“管理”,并进而推断政府的意图。就像对交通流量变化的分析,不能预先
假定有“红绿灯”在起作用。
此外,决定政府应对策略的要素同样复杂,不仅仅是对外博弈需要。国家
显然还存在其他选择来传递外交博弈的强硬立场或是妥协态度,为何要选择
“管控”国内民族主义运动这样“进退两难”的方式。除非作者能够证明其他选
择不存在,或者比操控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代价更高,或者有经验证据证明这确
实是政府的意图,否则其解释是不完整的,也是难于令人信服的。同样,政府
对不同运动事态的处置可能仅仅(或更多)出于内政需要(例如维稳),与其外
交意图无关(甚至相反),由此向外传递的信号可能不符合政府的外交意图。
总而言之,大众运动动态、政府决策意图与外交信号结果间的关系并不是确定
的,需要经验证据,而不仅仅是主观推断。
实际上,如果政府真可以像按“红绿灯”那样自如掌控国内民族主义运动
的话,那么后者就很难成为有效的外交信号来源了。信息与信号视角下的外
交博弈分析,其核心是相关信号的可信性问题。一般认为,在其他条件一定的
情况下,发送信号的代价与成本越高,则信号可信性更高。然而,作者也没有
提供足够的证据说明(或者说她实际也不认为),中国政府对相关抗议活动的
“放任”或“压制”将导致对政权生存与安全的实质性损失,相反,作者在书中不
断表示,中国政府不是“软弱无力”的(第223页),它拥有“足够的力量去压制”
游行参与者(第224页)。而诸如2005年的反日游行“被完全控制等等”(第
150页),并且相信“如果政府……不喜欢这些游行……那么他们将会消失”(第
180页)。换言之,管理的风险与代价是小的。更重要的是,存在代价只是影响
可信性的因素之一(作者对这一点也有所意识)。信号成本与可信性间还不能
直接画等号。信号本身的不可操控性也是重要影响因素。信号要具有可信
性,除了要存在代价,还应当难于掌控。那些可以被随意操控改变的信号很难
被认为是可信的(Fearon,1997)。白洁曦在多处讨论中实际上也注意到了这
一点。只是,令人感到矛盾的是,一方面,她(正确地)指出,面对民族主义运
动,政府能力存在很大限度,另一方面又延续着此前西方世界的主流意见,一
再暗示政府在背后有意识地根据外交需要选择策略。在她笔下,政府为了展
示强硬的外交立场,就允许一些民族主义示威活动发生,为了对外界表现出灵
活性,就抑制这类抗议活动以发送安抚信号,仿佛一切背后都有政府“这只手”
在有意掌控。但是,这种政府调控下的抗议活动难免被人怀疑是木偶戏。即
便真有这种策略打算,也极易被识破。偶尔获利的结果是提升了下一轮的置
信门槛,造成某种螺旋升级的风险。要让“中国人民的感情”在外界观察者眼
中是可信的,恰恰需要政府“放手”而不是“管理”。或许对大众民族主义运动
的处置,由于其存在的成本与风险,确实能传递某种外交信号。但据此就认为
政府在此是有意为之,将一切归因于政府的外交意图和作为,恰恰质疑和消解
了这种信号功能,实际效果与策略行动间不能画等号。
此外,还有信号传递与接收的效率问题。博弈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在理
性选择的框架内,白洁曦假定外国政府与政府能够正确地接收,并且愿意对中
国政府发出的信号做出回应,并且假定中外之间在相关议题上都存在谈判空
间。但是,如果跳出这一框架,我们必须考虑别的可能。那就是正因为相关信
号能提升谈判实力,对手很可能假意没有看到,甚至故意对相关信号的可信性
提出质疑,从而服务于自己的博弈需要。作者也没有考虑诸如认知错误等的
影响。事实是,在笔者看来,如果真存在某种管理策略的话,那么对中国政府
而言,真正挑战恰恰是如何消除外界对自身“管理”或“操纵”民众运动的怀疑
(这种怀疑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以“政体思维”为基础的偏见,在作者的案例分析
中也已不断得到了流露),从而使自身的外交信号可信。
与理论逻辑混乱相对应的是,作者在案例讨论中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来
验证自我观点,主观臆断较多,难于排除竞争性的解释。举个例子,作者认为
2005年中国政府通过对反日示威游行的调控,发送信号,阻碍日本的“入常努
力”。但是,通过细致追溯抗议示威前后中国政府对联合国改革的立场,中国
学者张清敏(2013)的研究就指出,中国政府的对策更多是被动地反应,甚至因
此有些“用力过度”,而不是主动地利用,是民众压力推动了外交立场的强硬
化,而非相关部门调控民众运动来服务外交需要。一开始,从2004年年中一
直到2005年3月底网络签名活动接近高潮之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有关日
本“入常”的问题基本都是回避的态度,含糊其辞。直到群众示威游行升级,席
卷中国主要城市之时,中国政府才明确表达了中国不支持日本“入常”的立场。
这种变化,与其说是在借国内游行传递强硬信号,不如说是在回应国内民众的
诉求。在向日本表明强硬立场前,中国政府着手在国内开展宣传教育和维稳
措施,稳定局势。此后,虽然中日双方开始寻求修复关系,但中国政府对日本
“入常”的反对态度也更加明确。是游行抗议所显示出的民族情绪推动了中国
政府明确反对日本“入常”,而非政府利用群众示威来传递反对信号。考虑到
国际政治的现实,日本入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国政府并没有必要反日游
行等来表明立场。相反,示威期间出现的打砸抢破坏了中国国内的政治稳定,
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对外交工作构成干扰,特别是为争取一些国家支持中
国的立场,造成了外交资源的浪费(张清敏,2013)。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细
读作者在案例部分的陈述,一些时候不得不让人怀疑她好像不过是有选择地
编排信息来契合一个业已设定的结论,而没有对各种替代性解释予以充分的
辩驳。
最后,作者还一再暗示相关现象在所谓的“威权国家”中可能具有普遍性,
中国只是其中的一个案例。不过,做这样的理论推广必须十分小心。作者有
必要说明的是,中国对大众民族主义运动的管理如何反映了“威权国家”的一
般特征的。因为即便是所谓的“威权国家”,在国际环境、国内制度、国家能力、
政体安全等方面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白洁曦曾同人合作,将研究拓展到越
南,发现越南和中国“管理”民族主义活动的策略有相似之处(Ciorciari and Weiss,2014)。但是,考虑到越南与中国在国内政治体制与权力格局等方面的
相似性,其研究结论的可推广性依然存在疑问。
四、结 论
包括大众民族主义的兴起,社会舆论与社会力量的兴起对中国外交既是
机遇和挑战。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借助国内的“压力”服务对外博弈,早已
是惯用的外交手段。近年来中国因不满他国侵犯中国利益事件而起的示威游
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赋予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更多共性。这对中
国对外政策来说福祸参半。由于社会稳定在当今中国国内政治大局中的突出
地位,这些游行示威大大限制了政府处理对外关系的活动余地,同时这种风险
和成本又为外交部门处理对外关系提供了更加容易被西方社会所理解的筹
码。正是由于这种双重复杂性,各界对于如何认识这一现象一直存在争议。
白洁曦的新著超越了既有辩论,从双层博弈与信号传递的视角,为这一热点问
题提供了更为系统的解释,同时推动了对“非民主国家”国内政治与对外博弈
关联性的理论研究。虽然具体论述过程中还存在瑕疵,过分夸大了中国政府
“管理”相关事务的意图与能力,不乏可争议和商榷之处,对于我们如何结合国
际关系理论前沿推进中国外交研究依然有着很好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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