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独立评论》对共产党的态度

1920年代以后,尽管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已与马克思主义者分道扬镳,但是由于双方有着“同出一辙”的历史渊源关系,那种“天然”的好感,在一定的语境中时常会重新泛起。1930年代,国民党的“党治”逐渐向各个领域渗透,但是它对社会的控制,还远没有达到它所要达到的程度。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国民党的口径之外,还存在着一定的自由言论空间。这一空间正是《独立评论》可以发表对中共“独立”态度的条件。
这一时期,胡适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已与中共失去了直接联系。然而,由于“共产党是中国今天最重要的问题”^[1],“人人心目中,无时无刻不有此问题在”^[2]。因此,他们对中共关注的热情却有增无减。毛子水在一次南行时,本没有打算回老家,而“忽闻共军洗劫临近家乡”,“遂决意顺道”回老家一行,以“搜集些关于共产党的真实的消息”^[3]。这表明一些自由知识分子,是不相信“国统区”对共产党的一般报道和传闻的。
《独立评论》上经常有一些关于学理或现实问题的讨论。其中有一次是在丁文江和黄平凡等人之间进行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这次讨论的内容,很能体现《独立评论》对中共“所持主义”的了解程度。丁文江“自信颇了解共产主义”,认为“共产主义的根本立场是马克斯的价值论和唯物史观”。他承认:“马克斯的唯物史观包含大部分的真理。许多思想制度都是经济制度的产儿,谁也不能否认。”^[4]徐炳昶的认识与丁文江大致相当,“唯物史观的论理,我觉得它大体是对的。我说它大体是对,是承认它有个百分之九十几的是处。”^[5]但是丁文江又说:“经济制度能产生思想,思想也产生经济制度。”^[6]对此黄平凡却不表认同,他说:“马氏唯物史观以经济制度之发展为历史进化之依归,……一定之物质环境产生一定之思想则是,若为一定之思想能产生经济制度则大谬。”^[7]
在剩余价值、阶级分析、暴力手段、革命前途、第三国际等问题上,黄平凡和丁文江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与认识。丁文江的结论是:“对于共产主义表相当的同情”;而黄平凡则对整个马克思学说不持异议,相信“共产主义之真理”。尽管他们还都指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但是,他们却不能不面对“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存在这一事实。既然部分或全部赞同共产主义,那么对为共产主义而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完全予以否定。事实上,《独立评论》中许多文章都表现出对中共一定程度的同情。
丁文江和胡适共同完成的一篇时论认为,共产党是有主义的政党,而不是国民党所谓的“匪”。“国民政府所谓匪,就是武装的共产党。自从国民党反共以来,对于反共的名词,经过了几次的变迁。最初的时候是清共,以后是讨共,到了最近是剿匪。但是共产党并没有因为国民党对于他们改变了称呼,就丧失了他们政党的资格;……事实上是长江流域产生了第二个政府:政府之下,一样的有委员,有主席,有军长,有师长。政府之上,一样的有党部,有党员。”因此,“我们对于国民政府,要请他们正式承认共产党不是匪,是政敌。……共产党是有组织,有主义,有军队枪械的政敌。”^[8]
既然是有主义的政党,就有存在的必要,因而他们反对国民党对中共的武力镇压。反对武力解决问题,是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一贯主张,早在1926年高一涵就曾说过:“凡是用战争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总是我们所绝对不能赞同的;凡是用和平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都是我们所相对默许的。”^[9]国民党实行“清党”时,周作人曾尖锐地批判国民党“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以思想杀人”。^[10]胡适也因此与参加“清党”的吴稚晖及国民党交恶。1930年,胡适再次表明了对内争的主张,“唯一出路是和平,——立刻要和平,无论什么代价的和平,和平的代价无论多大,总比战争便宜的多多,这是绝对的真理”^[11]。
对于国民党大规模地残杀共产党,处于“中间地带”的人,无论其具体的政治取向如何,一般都是不赞成的。一向温和的沈从文当了解到国民党的残暴时,竟也难以抑制愤怒,他说:“政府对于共产党的处置,几年来有他一贯的政策,为党,为国,为民族,不管用什么名称去说明,采用非常手段去扑灭他,残酷到任何程度,仿佛皆不足惊异。譬如在江西方面,我的朋友之一,他就亲眼见到过军队中用一大桶石灰解决二百余名逃兵的事情。……像这种方法行为,不过给国际间有识之士一个齿冷的机会,给国内青年人一个极坏的印象,此外就是为那政策播下一片‘愚蠢与不高尚’的种子于一切人记忆中而已。”^[12]也许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正是源于人们对国民党的这种愤怒和痛恨,沈从文这样“文弱”的知识分子尚且如此,一般青年人便可想而知。
即使把共产党看作“建国障碍”的“再生”派,也不认同国民党的残杀行为,“我们反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我们相信唯有理性可以征服人,可以劝化人,所以我们对于共产党是采用思想斗争的方法”。^[13]胡适还深刻地体察到,共产党不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信仰问题。“武力也许可以破灭红军,特务队也许可以多捉几个共产党,但那种种左冲右决的社会潮流是不是武力所能统一的呢?”^[14]
从反对武力统一的主张出发,丁文江提出:“国内政权军权的分配一切暂以维持现状为原则,”中央政府“应该暂时放弃他统一的政策”^[15];他还暗含责备地呼吁,“假如我是蒋介石”,“我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16]。徐炳昶的主张是,先制定“耕者有其田”及改善劳资关系的法令,然后,“令剿共军事停止攻击一月,由政府制定恳切的解明书,由飞机散布于共产各区域,如一月内来归者,即同平民。以后如有共产信仰,即可出席国民议会,用法律手段,争此权利”^[17]。不管他们提出的方案是否可行或共产党是否接受,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让国民党先采取行动即停止武力镇压。显然这包含同情弱者的一面,同时这也提示了在国共之战争中,他们首先反对的是国民党。
事实上,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很少单纯地去谴责共产党,倒是以其谴责国民党的较多。早在1930年,罗隆基就曾说:“共产主义的发展,共产势力的蔓延,国民党政治成绩的失败,下级党员的失德应负责任。”^[18]丁文江和胡适认为:“共产党是贪污苛暴的政府造成的,是内乱造成的,是政府军队‘齐寇兵,资盗粮’造成的,是日日年年苛捐重税而不行一丝一毫善政的政府造成的。”^[19]蒋廷黻对此表示认同,“共祸,我敢大胆的说,大部分是官军和官吏造成的。打了两年还未打清是因为官军和官吏一面剿共匪,一面造共党”。^[20]“再生”派也持类似的看法,“我们认为国民党是共产党的功臣,对于国民党必须先请他办到不致于率今之道无变今之俗,于是方可言对付共产党”。^[21]
从另一方面看,这说明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认同共产党要解决的社会问题。这种认同也许来自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毛子水曾听一个“和共产党没有关系”的老同学说:“照现在的情形下去,剿共军队愈多,共军势力必日大一日。……你看现在在酷烈的太阳底下工作的人,整天汗流浃背,仅得些微的工资。如果他们幼时的境遇好一点,聪明智识,未必不胜过我们,亦未必不胜过许多坐享厚禄的人。然而因境遇的相差,苦乐竟有天渊之隔。这实在太不公道了!共产主义对于这班人,真所谓暗室明灯。若政府不急切从人民生活上着想,速谋劳力和享乐的机会均等,速谋增加人民的生产力,则共产主义,势必如燎原之火,恐怕非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等的空洞名词所能制止的。”^[22]后来的历史恰证明在向此人所担忧的道路上走。
从《独立评论》上的一些文章来看,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农村的土地问题。蒋廷黻说:“中国乡村的共产问题大部分是政治经济的,而其中心就是土地的分派”。^[23]因此,土地问题,“是个迫不及待的政治问题”,“这个土地问题不仅发生于匪区,不过匪区更加急迫。其实这个问题是全国皆有的。耕者有其地是当代的一个大潮流”^[24]。对于解决的办法,他提出先承认共产区域的土地现状,“平均地权是必须的一端,且在共产区域是入手的一端”,然后在全国逐步推行“耕者有其地”的“大改革”^[25]。
徐炳昶也意识到“土地问题”的急迫性,认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赶紧解决,那共产党就不必说剿,也无法剿”。不过,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更具体,“我的主张颇为简单:立法院应该毅然决然宣布从今日起,唯耕者始能有其田。地主买卖权利当然完全取消”。^[26] 这是一个温和的带有理想色彩的解决方案,关键是当时根本不具备实行的条件。其实,国民党何尝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农村问题?只是对于这样一个工程巨大的社会改革,它有心无力;其外部环境和内部利益冲突使它的“作为”很有限,同时它也没有决心或勇气去承受这种大变动所可能带来的剧痛。
对于中共所要解决的工人问题,《独立评论》中也有一些文章论及。1934年,在国民党公布的劳工政策中,有取消工会的措施。为此,吴景超专门作了一篇文章表示反对:“工人没有工会,他的利益,岂不是失了很大的保障?工人做工的时间加长,但在工资方面,并没有提高,试问这剩余的生产,是归谁获得?所以这个政策,对于劳工是不利的。……真想保障劳方利益的人,应当扶持工会,而不应取消工会。”^[27]有意思的是,吴景超批评的依据竟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此前,徐炳昶还提出过更彻底地解决劳资关系的办法,“对于城市工人亦将其分红之法详细规定。大约工资不宜过高,而分红之额须稍厚。以后逐年增加,务使资本方面获利逐渐减少;三十年后工厂完全归工人自行管理为标准”。如果这样做了,“共产党也无须要怎么样剿,自能平定;否则无论怎么样剿,也万不会平定”。^[28]
由此可见,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已明显地看到,共产党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是符合时代要求的,虽然他们十分不认同共产党所采取的暴力方法。胡适曾说:“我之不满意于今日‘以暴止暴’的政策者,决非赞成杀人放火,正希望当局诸公进一步作点点釜底抽薪之思考耳。”^[29]然而,在当政者做不到“釜底抽薪”之效时,胡适等人似乎又觉得革命的手段并非完全不可接受。这可从他的一首诗看出来。
胡适在受邀题叶德辉^[30]的“遗札页”时,写了一首“语虽似游戏,而意则甚庄”的诗,其中有两段是:
杀我者谁?共产党。我若当权还一样。当年誓要杀康梁,看来同是糊涂账。
你们杀我我大笑:我认你们作同调。三十年来是与非,一样杀人来“翼教”。^[31]
诗的第一段的前两句,并没有谴责共产党杀叶德辉,而是说叶德辉若当权也一样会杀人。后两句把叶德辉当年“誓杀康梁”与共产党杀叶德辉同看作“糊涂账”,这显然有他对二者的杀人都不喜欢都不愿看到的意味。令人奇怪的是,一向态度鲜明地反对暴力手段的胡适,在这里为什么“糊涂”了呢?当旧势力的杀人与革命的杀人都不能避免时,他似乎是更倾向于选择后者。他的表面意思是对二者的杀人分不清谁是谁非,但问题是当共产党杀叶德辉时,叶德辉并没有杀人能力,当年“誓杀康梁”也并没有实现,那么胡适对叶德辉的杀人基本上是悬想的,他似乎是在为共产党的“杀人”进行论证。这表明他潜意识里,对于共产党采取激烈的手段对付旧势力,抱有一种难以表达的容忍态度。
诗的下一段的前两句以叶德辉的口吻说:你们要杀我,我要大笑你们;因为你们不知道我与你们弹得原来是“同调”。诗的最后两句,是对30年来以“杀人”作为解决问题方法的慨叹,自然包括对“革命杀人”的不满,但从当时的语境和胡适的思想状态来看,主要表达的是对国民党又实行“白色恐怖”的怨意。从中还可发现,在革命面前他确实也有一种对个人安危的担心。
胡适把这首“意则甚庄”的诗专门寄给周作人,其本身也可印证上面的解读。周作人曾态度鲜明地反对国民党“清党”杀人,并嘲讽作为朋友的胡适当时“只见不文明的人力车而不见也似乎不很文明的斩首”。^[32]再早些时候,周作人还说过,除“军阀、官僚、资本家”外,“我相信现在稍有知识的人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33]胡适把这首诗寄给周作人,显然是在寻找“同调”或“知音”。一方面他认为周能懂这首诗,另一方面也是向周表明他们的思想实有相通之处。
戴长征曾把这一时期胡适与中共之间的关系,定为“矛盾分歧的深化阶段”,认为胡适等人将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与杀人放火的土匪等同看待。^[34]这未免有些武断。事实上,由于世风的影响、对苏联的好感及对国民党的不满,胡适在办《独立评论》时期,仍对共产党寄托一份希望,虽然在公开言论中没有得到明确的表达。
据罗尔纲回忆,1934年夏天的一个早上,胡适曾向他谈及两篇没有用的“《独立评论》稿”,其中一篇“主张把东北让给中国共产党,由他们去试验搞共产主义;试验好后再进行推广。……以前写好不敢发表,昨夜没有稿,想用,看了一遍,还是不敢用”。^[35]罗志田曾说,罗尔纲晚年的回忆对胡适有不少溢美之处,因而“未必准确”。^[36]但是这个回忆应该是可信的。史沫特莱也记得,1930年代初在一次与北京“精神贵族”的聚会中,“有一位对我说,应该拨给共产主义者一个省去实验他们的主张。如果证明切实可行,其他各省可以仿效”。^[37]从上下文来看,说这话的人就是胡适。
另从1933年底胡适说过的一段话,也可以发现这一建议的影子,“革命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立政府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做建国的事业?……这一切的工作,本来都只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满人意的国家。这个大问题不是一个主义就可以解决的,……在这件大工作的历程上,一切工具,一切人才,一切学问知识,一切理论主义,一切制度方式,都有供参考采摘的作用。譬如建筑一所大厦,凡可以应用的材料,不管他来自何方,都可以采用;凡可以供用的匠人,不管他挂着什么字号招牌,都可以雇用。然而我们不要忘了问题是造这大厦。若大家忘了本题,锄头同锯子打架,木匠同石匠争风,大理石同花岗石火并,这大厦就造不成了。”^[38]
胡适的意思是,不管什么主义、什么“招牌”,只要对“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有益,就应该采用,就有存在试验的必要;并且各种主义应该和平共处,共同努力。这“一切主义”自然也包括共产主义,尚且,共产主义是那时的“主干思潮”。其实,主张各种政治势力都应有施行其主张的机会,是胡适的一贯主张。早在1925年,他就曾提出过一种“协商的割据论”^[39]。同时,这也是他实验哲学的一种基本态度,“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40]。
既然不否认苏俄试验的正当,而1930年代初苏联又有了“一五计划”“试验”的成功,那么由此来主张划一定的区域,给共产党在中国以试验的机会,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事实上,丁文江也有过类似的倡议,“只要共产党肯放弃他攻城略地的政策,我们不妨让他占据一部分的土地,做他共产主义的试验”。^[41]胡适的这种主张之所以没有发表,大概与他一贯作政论的审慎态度有关,“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凡立一说,建一议,必须先把此说此议万一实行时可以发生的种种结果都一一想出来”,“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42]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主张把东北让给共产党去试验,而当时东北已落入日本人手中。似乎胡适是想利用共产党去对抗日本,收复失地。这当然不是他用心险恶,而大概与他内心里,崇尚共产党那种“为国家为主义”的献身精神有关。虽然胡适在理智上,不赞成用革命改变现状或去实现“主义”,但是,他对为此献身的精神是十分赞赏的。
就在他斟酌发表这篇文稿的1934年,他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的文章,该文总结了“最近二十年”的进步,其中把为共产革命而死的青年,与为排满革命、国民革命、抗日卫国而“慷慨杀身的无数志士”,同列为人格高尚并促进了时代进步的青年,“那些为民十三以来的共产革命而死的无数青年,——他们慷慨献身去经营的目标比起东林诸君子的目标来,其伟大真不可比拟了。东林诸君子慷慨抗争的是‘红丸’,‘移宫’,‘妖书’,等等米米小小的问题;而这无数的革命青年慷慨献身去工作的是全民族的解放,整个国家的自由平等,或他们所梦想的全人类社会的自由平等。我们想到了这二十年中为一个主义而从容杀身的无数青年,我们想起了这无数个‘杀身成仁’中国青年我们不能不低下头来向他们致最深的敬礼;我们不能不颂赞这‘最近二十年’是中国史上一个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坚强的时代。他们把他们的生命都献给了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主义,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信心吗?”^[43]
如果单读这一段话,很像一个革命家写的祭文,而很难想象它出自作为自由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的胡适之手。既然对为共产革命而“从容杀身”的青年,如此“颂赞”,那么把收复失地的希望寄托于他们,似乎并没有什么不符合逻辑的地方。胡适写这一段话的时间正是国民党加紧“围剿”共产党的时期,由此也可见他对国民党“剿匪”的实际态度。同时,这还提示了胡适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仍然暗藏激进的一面:虽然他们不赞成武力革命,但当武力革命能够带来社会进步,或者能够解决当局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与民族问题时,他们不但是能够接受,而且似乎也乐于接受。尽管胡适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逐渐认同国民党,走上了同国民党合作的不归路,但是后来其他相当一批自由知识分子,却沿此理路转而走上了同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可见,如果说《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应该是站得住的。即使从外部观感上,也表明确是如此,有人曾批评胡适“惧其新文化领袖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共匪张目”。^[44]但是,这种同情并不意味着就一定为中共所认可。事实上,双方在相互认知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1927年以后,中共基本上把主张“改良”的自由知识分子,统统打入了革命的对象之中。在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议决案中,“第三党”都被看作是“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反革命的工具”,“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的奸细”,^[45]那么对 “资产阶级附庸”的“知识阶级”的态度,便可想而知了。
1932年,当有人提出开放党禁,实行“民主政治”时,一位中共高层领导的回应是:“一切反革命派别为得要维持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近来都很积极的利用他们在野的反对派的地位,大放其‘民主政治’的烟幕弹,甚至痛骂一下国民党的统治,想以此来欺骗民众,防止民众的革命化,使民众对于他们的主张发生幻想,使他们继续‘信仰’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使他们继续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奴隶牛马。”他认为这一“民主政治”的烟幕,“主要的是为得要用来反对真正民众的——工农兵的代表会议与工农红军,同时也为得要反对共产党。他们是想拿这一虚伪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民主,去反对苏维埃政权下真正大多数民众的民主!”^[46]显然,中共拒绝一切暴力之外的努力方法,并把一切自由知识分子都当作国民党的“帮凶”。正如王学峰所说:“中共当时是否认中间势力存在的”。^[47]从这时瞿秋白对胡适的态度,也可看出这一点,他称曾与之友好的胡适为“中国的帮忙文人”,并大加讽刺:
文化班头博士衔,人权抛却说王权。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凭实验传。^[48]
1933年,中共中央也声明:“一切改良主义者漂亮的空谈与革命口号,只不过是欺骗民众的烟幕弹与把戏!”^[49]由于这种认知上的差距,尽管《独立评论》对中共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但是该刊在中共改变政策之前,却一直没有与它直接讨论问题的文章。当时,《大公报》上有人慨叹:“彼共党者,亦中国人也,操纵其间者,亦多属智识分子也,而何以竟无人试沟通意见,以察考究竟有无化为合法斗争之可能?”^[50]这大概并不仅仅是“智识分子”单方面的问题,中共的“关门主义”恐怕亦是重要原因。
中共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之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1936年4月,刘少奇著文专门批评了“关门主义的错误”。^[51]同月,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在列举的要联合的各党各派中,其中就有“北平独立评论社”^[52],这说明中共把“独立评论社”也看作一种政治声音或政治力量,由此而作为统战的对象。
不但如此,到1937年,周恩来还亲自给胡适写过一封信,该信反映了中共斗争策略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信的全文如下:
素仰先生热心于对内和平对外抗战之主张及其运动,因缺机缘,未由通问,现内战已停,抗战尚未发动期中,全国舆论正集中注意力于国民大会法规之修改及其召集,以冀由此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基础,敝方特于月前提出修改意见如另纸所陈。望国民政府能依此原则召集国民大会制定民主的宪法、通过民族统一的政治纲领,以推动抗战。乃上月初,国民党中常会已将修改内容公布,其所持原则与原法规差别不多。敝方现仿本文中所拟原则,继续要求。务期两法规之基本内容能符合真正民主,过去选举能一律作废,以利于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彻底合作、一致对外,想为先生所赞同也。书此布臆,伫候明教,并乞对该文加以指正为幸。^[53]
信中周恩来所说“另纸所陈”的是,他在1937年5月1日发表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其中说:“不仅国民大会组织法选举法应该修改,而且过去的选举,不论推选决选,应该一律作废,更应该立即实行开放党禁,释放全国政治犯,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信仰的完全自由,……各党派代表名额应不超过代表总额七分之一,其分配以凡有历史一年以上的各党党员数目多少为比例,并应估计到其它条件,由各该党以额自行选举。”^[54]这一意见,目的是在争取中共的合法地位及有利于中共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
对于中共的这一表示,胡适很快作出了回应,他在发表了讨论文章的编辑后记中说:“最近我们接到周恩来先生从西安寄来的《我们对修改国民大会法规的意见》,虽然没有月日,我们看其中的说话,可以知道此文是在本年四月底立法院修正国民大会两法规之前发表的(笔者按:胡适的推断与实际的发表日期5月1日相当)。现在修改这两法规的机会虽然已成过去了,周先生那篇文字里有一些主张至今还是值得讨论的。我们现在发表陶希圣先生的《论开放党禁》一篇文字,其中讨论的就是周君的主张的一部分。这是周君文中所谓‘陕甘宁苏区改成边区后’我们第一次公开的和平的讨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政治主张。我们希望这样开始的争论新风气能得着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55]
从周恩来的信来看,最后说“乞对该文加以指正”,并留有“回示请寄西安北七贤座十一号思翔专收”。他并未要求发表“另纸所陈”的文章(因为该文已发表),也并未要求公开讨论文中的主张,只是要听一下胡适个人的意见,似乎旨在加强与胡适的联系。但是,胡适却欣然在《独立评论》上进行“公开和平”的讨论,并希望这种讨论得到“全国舆论界的同情和赞许”,显然他自己是“同情和赞许”的。
对于《独立评论》周围的人来说,先前大概也一直存有与中共直接“沟通”的意念,而现在直接“沟通”的机会来了,因此自然也就不轻易舍弃了。在《独立评论》此后的几期上,接连发表了陶希圣的《再论开放党禁》、《不党者的力量》和《国民大会的一个解释》,继续讨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问题。其中陶希圣还充满信心地说:“为了引导别的党派走上合法的道路,政府是应当而且必然有承认他们的一日。”^[56]
这种讨论提示了自由知识分子的这样一种趋向:当国共武力争斗的时候,在严重的外患面前,他们可能从“有政府比没政府要好”的认识出发,倾向于站在国民党一边;而当国共和平争斗的时候,他们可能从建立“好政府”的愿望出发,倾向于站在共产党一边,以与共产党共同去争取它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讨论开了后来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合作向国民党要民主的先河,虽然胡适和陶希圣都走上了另一种道路,但是后来《独立评论》的作者张奚若、周炳林等却沿此路径走上了同共产党合作的道路。
须要说明的是,以上讨论的只是《独立评论》对中共态度的一面。不要忘记,进入1930年代时,胡适等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彻底分道扬镳了。那么,他们对中共的评论正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发出的。因此,尽管他们受“世风”的影响,对社会主义及苏俄推崇一时,但是无论如何推崇,也不可能走到赞成以武力革命去实现和学习的地步;尽管他们对中国共产党要解决的问题,抱有一定的同情,但无论如何同情,也不至于完全认同武装暴动的解决方法;尽管他们对中共“公开和平的讨论问题”表示“赞许”,但无论如何赞许,也不会完全放弃他们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台湾学者陈仪深说:“吾人从《独立评论》中可以发现许多谴责国民政府、谴责地方势力的文章,却很难得找到一篇谴责中共的文章。”^[57]事实并不尽然,《独立评论》上专门批评中共的文章的确很少,但找出“几篇”似乎也并不怎么困难。周炳林的《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即是专门从学理上批评中共的文章;古舞的《救救四川!》、鲁学瀛的《四川危机了!》和贾问津的《绥宣失陷及其收复》等,则是从看到的“事实”上谴责中共的文章。
其实,《独立评论》中批评和反对中共的地方也是不少的。在蒋廷黻最初提出的《独立评论》编辑方针中就曾指出:“帝国主义不限于某一时代或某一种的社会经济制度。民族竞争是永不能免的。中国不应作任何主义之世界革命之牺牲品。” ^[58]前句所谓的“帝国主义” 显然着意强调也包括“社会主义的苏俄”;而后句的“任何主义”则明显地是指“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从《独立评论》实际的政论内容也可发现,其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态度鲜明地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随着外患的日益严重,他们还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逐渐认同国民党而指责共产党,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言论环境中,他们对中共的认识也很难完全摆脱偏见。
1930年代,在国内政争之外,又多了日本侵略这样一个严重外患的环境。《独立评论》作为“九·一八事变的产物”,^[59]其政论文章一个鲜明的共同倾向,是把“国家的生存”放在第一位。“中国现当一严重之关头,御侮为第一大事,统一的政府团结的人心为最急需。无论任何主义均当先有其立足之地方可实现其计划,民族主义实为世界主义之先驱。” ^[60]基于对国家生存地位的担心,这些自由知识分子急切地希望国内各种政治势力暂停内争,集中力量,一致对外。陶希圣说:“大家应当对各党各派,劝告他们舍弃成见,在救国的一点上开诚合作。”^[61]天津《益世报》上有文章指出:“对外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生存竞争;对内是中国人与中国人的主义竞争”,“民族生存竞争上,不能谈妥协,同族的主义竞争上,尽可谈妥协”。因此,主张国民党“尽可公开的大胆的与共产党负责领袖,谋有条件的政治妥协”^[62]。
这些作政论的人,更是经常以民族危亡来“提醒”共产党。胡适指出:“在中国的现状之下,国家生存的问题没有办法之前”,土地、生产分配等等问题,都是无法解决的。“革命是为什么?岂不是为了要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但是,“国家若陷入了不能自存的地步,外患侵入之后,一切社会革命的试验也只能和现存的一切政制同受敌人铁蹄的蹂躏,决不会有中国亡了或残破了,而某地的赤色革命区域可以幸免的。”^[63]陶希圣劝告社会主义者,“在侵略急迫的时候,还应当为了民族运动停止社会运动的阶级分裂趋势。我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了解民族主义的现实意义”。^[64]
丁文江认为,如果共产党继续进行武力革命,“无论革命的目的和成绩如何纯洁——不但日本进一步的侵略,无法抵抗,而且国际上一定要发生不利的变化”。^[65]他若有其事地说:“我敢预言,共产党如果到了南京,日本兵一定要到上海。那时候至少英国要赞成他,也许加入干涉。……是否值得为不可捉摸的世界革命,把中华民国送到帝国主义的日本手里!”^[66]当时,这种以民族危机要求共产党暂停武力革命的呼声相当普遍,《大公报》上也有文章说:“今日共产党人如欲于日祸滔天之会,加紧赤化,是速中国之亡也!待国亡之后,从而实现理想,是又操术之奇忍奇险,万万不可信赖者也。……共产党亦要国家,需舞台,此时自应停止破坏工作,一致对日!”^[67]
然而,当国共两党都无休战的愿望,而外患又日益急迫时,作为主张“有政府”的自由知识分子,^[68]往往把本来“不偏不倚”的态度,转而向国民党倾斜。因为在他们看来,尽管国民党政府不尽如人意,但是作为国际上承认的政府,作为国内最有势力的政治力量,所以最有可能形成一个“稳定的重心”。傅斯年说:“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69]任鸿隽对此表示认同,“现在的国中,没有第二个组织可以代替国民党来组织政府”。^[70]这大概是当时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共知,《大公报》的主笔王芸生也认为:“我们国家在政治上只有国民党是一个中心势力”,因此,抗日和建国的“领导权,无疑的,现已落在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的手上”,那么,“在统一的组织之下,是不容许有一个以上的政府一种以上的军队的。”^[71]这样,他们就常常带着一种“统一”和“破坏统一”的眼光,去审察国内的政争,并且很容易把内战的责任,推向国民党以外的政治势力。就是说,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在外患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逐渐认同国民党而反对共产党,并且支持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然而,即使没有日本的入侵,他们也并不一定就认同共产党,因为他们的自由主义立场,在某些方面本来就是与中共“根本不兼容”的。
《独立评论》的作者,更多的还是反对共产主义的暴力革命。胡适在1928—1929年与国民党交恶的时候曾说:“今日正是大火的时候,我们骨头烧成灰终究是中国人,实在不忍袖手旁观。”^[72]胡适正是以这样的立场来审视国内政争的。在他看来,无论是国民党所谓的“匪”,还是共产党所谓的“阶级敌人”,都是中国人,所以他都同样地对这种武力行为不表同情。
曾说唯物史观包含大部分真理的丁文江明确表示:“我对于共产主义表相当的同情,但是对他们的手段绝对的反对。……我们是否应该根据这种预言和辩证论所产生的历史逻辑来牺牲数十万百万人的性命。实行共产主义——求经济平等——是否还有别的途径,至少是否要等别的途径都走不通再从事于暴动。”^[73]他不相信革命的“至高无上”,认为只有和平的长期努力,才能使人类进步,“我何以不是共产党员?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什么‘历史的理论’能保管使革命会得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一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 ^[74]
毛子水说:“就令共产主义是中国现在的出路,现在中国所谓共产主义的行动,我亦不敢赞成。我想,无论如何,用兵力来革命,是永远难得到真正的成功的;非特不能成功,或且还要达到大违初意的地步。民国二十年来的内乱不已,至于民不聊生,一部分亦是因为当时主张革命的人要假手军队以求速效的缘故。” ^[75]毛子水的意思是武力革命不但难以成功,而且其革命的结果可能并不理想,甚至事与愿违。
蒋廷黻基本上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已经不起革命,“假如我们说,我们有个真实为人民谋利益,为国家求富强的革命党,他能济事么?在现今割据的环境之下,他能以全盘精力来改造社会么?他断然也是不能的。他的精力也会费在对付政敌上。他也必须打仗,必须练军,必须筹饷。在他的统治之下,无论他怎样想为人民谋利益,人民的负担也是不能减轻的。且在这环境里,他也不能择手段。……在中国近年的革命,虽其目的十分纯洁,其自然的影响是国权和国土的丧失。我们没有革命的能力和革命的资格。在我们这个国家,革命是宗败家灭国的奢侈品。”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引用西方的格言说:“更好的往往是好的敌人。中国现在的所谓革命就是建国的一个大障碍。”^[76]翁文灏同样反对一切武力斗争,并且在这一点上明确地表示站在国民党一边。他说:“我们必须严厉禁止武力扰乱。只要不作武力扰乱,无论何种意见皆可自由发表,一用武力扰乱,无论何项人物皆应明正典刑。”不过,他也认为:“政府机关必须有一个固定而不需用武力扰乱的方法,可以使当局者及时引退或应时上台。”^[77]
罗隆基曾说:“共产党一旦得势,政治上‘党治’的方式,自然是一丘之貉。在我们爱护自由,崇敬平等,坚信民主政治的人,对国共两党的党治,最少是一视同仁,无所偏爱。”^[78]他们甚至预言:“共产主义是反对民主政治而主张阶级独裁,意思是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他的敌人是没有法子打倒压服,却不知道阶级独裁的主张反而要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棺材。……一党专政,已经把国民党的政治生命切断了。阶级专政,我认为同样地要把共产党的政治生命断送。”^[79]
在傅斯年看来,即使共产党能够取得“专政”,也无“建国”的能力,“共产党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产党共事的经验论,不能不觉得他们也是感情的发泄,而并无建国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还是洋八股。……国民党以中山先生伟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经过,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国的人才来,遑论几年中专靠怨气及性欲解放的一队缺知识少训练的人们。共产党之一朝攫得政权虽可能,而共产党之建国是办不到的。”^[80]这里提示了近代社会存在的一种较少注意的现象,即精英知识分子和革命家相互看不起,精英知识分子看不起革命家的‘缺知识少训练’,革命家看不起精英知识分子的书呆子气。^[81]由此,形成了观念人物和行动人物的分离。这种分离很容易导致:精英知识分子远离革命,而革命家在取得成功后,则不用精英知识分子。
大致说来,《独立评论》中对于中共的批评与反对,多数都是基于倍感严重的民族危机或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立场,然而其中并非没有偏见。周炳林的《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批评》一文,就明显地有失公允。他说:“民国十四年孙中山逝世后,共产党人大发展其利用国民党操纵国民党以握得革命实权之野心,国民党人中无复能震慑之者,虽稍稍存畏惧心。共产党人乘虚抵隙,频收分化国民党内部之效。……若夫不能攫夺政权到手则为流寇为匪,以扰乱秩序为能事,违反大多数人求安定之心理,则更属下乘矣。今日之中国,共产党唯恐天下不乱,国民党则以‘攘外必先安内’相号召,一逆人心,一顺人心,胜负之数似可逆睹。”^[82]
这种批评几乎完全是国民党的口气,可见当时国民党的宣传相当的深入。此前,王造时也曾有过类似的对中共的批评:“民国十二年国民党在广州改组的时候,正式允许了共产党加入,……共产党在国民党里面,利用一班青年幼稚的心理,逐渐吸入本党。其不能吸收者,则利用甲派倒乙派,利用丙派倒甲派,把国民党倒来倒去,倒得乱七八糟。……共产党自与国民党分家之后,失却活动的凭借,于是铤而走险,而与土匪结合,采行张献忠、李自成的杀人放火的流寇政策。土匪本来的目的,是在掠夺财产;原来的手段,是打家劫舍,今有共产主义的名义,可以利用,自是相得益彰。”^[83]
然而,就是这样批评中共的两个人,后来都与中共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合作,并在1949年选择留在了大陆,表明1930年代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政治取向,仍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而政治力量的政略得当与否,可能是决定他们取向变化的关键因素。
《独立评论》中政论性文章的作者,一般都把中共看作国民党的“政敌”,但是在某种特定的语境下,像周炳林那样有意无意地称中共为“匪”、“流寇”的,也并非少见。从前面已可发现,丁文江、蒋廷黻在提及中共的时候,都曾经用过“剿匪”之类的说法。傅斯年也曾说:“请看中国的共产党,何尝是俄国或德国有主义、有经验的革命党?中国的共产党在大体上是祖传的流寇。”^[84]有人还把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同等看待,“明末时流寇盛行,今日则共产党猖獗,虽说剿匪胜利了,但这‘胜利’能支持几时?”^[85]
这种情况自然是有个人立场的因素,但是也与当时的另一种语境有关。1930年代的中国,在国民党统治下维持着一个形式上统一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国民党及一切地方势力对中共实行“白色恐怖”。这种恐怖的严重程度,可由顾颉刚的一次旅行经历看出一斑。1931年,顾颉刚在游邯郸某地时有这样一次记载:“我们前往参观,军官来取名片,我们一一把有头衔的名片很恭敬地送上去,那知他忽然板起脸来,向我们中的一位瞪目一看,说道:‘赫!你是社会学系!站住!’我们知道他误解了,连忙辩道:‘社会学系不即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他才放过了他。因此想起此数年中,旅客有带《马氏文通》和《马寅初演讲集》而被军警认为马克思的信徒,就投在牢狱里的,我们的受些虚惊又算得了什么!”^[86]
这是在社会控制层面上,而就舆论环境来看,不说国民党直接控制的报刊,即使以“骂”国民党著称的《大公报》,其刊登的文章也大都称共产党为“匪”。比如,有的把战争所带来的灾难完全推在共产党身上,“夫赣湘年来匪祸之重大,可谓极空前未有之牺牲,人民因种种关系而死者,直不可以数计,而生者之困苦,亦复无可形容。……抑人所痛恶者,赤匪也”。^[87]有的对国民党“剿匪”唯恐不力,“吾人切望当局治匪,亟需远瞩高瞻,勿仅专重赣闽,而当统筹川黔”。^[88]除社会环境和舆论环境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这一时期胡适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与中共失去了直接联系,无法了解中共活动的真实情况。蒋廷黻曾说:“在中国,我们无法知道共产党究竟怎样改造乡村经济及社会”。^[89]因此,他们对中共已相当隔膜。也许正因为既想了解而又不了解,《独立评论》曾刊登了数篇报道所谓“匪区”的稿件。
其中一篇是贾问津的《绥宣失陷及其收复》,描述战争的灾难及共产党的“杀人放火”。“绥定和宣汉,是去年十月二十日为徐向前率领的那一股共匪占据了的。……因为事情发生太仓促,人民逃难的也就惨不可言了。……那上船时拥挤不堪的情形,就够惨的:岸上散布着兵提着枪,嚷着不许船靠岸划人民渡河,而船夫图利,也不管这一套;船将靠近河岸时,已有人不顾性命跳上船去的!有母亲争着上了船来不及带上自己的儿子,而小儿子在岸上不休的哭着叫妈妈的!有的人想上船而船已载满了人,一只脚在船上,一只脚在水里!……逃难的途中,充塞着各式各样的人,但都是愁云笼罩了他们的面孔,死的恐怖充斥了他们的脑海。……这占据才两个月的光景,单就绥城附近来讲,各乡场不提,遭共匪残杀者达一千人以上,宣城据说达六七百人以上!”^[90]
作者所描述的受害者显然大都属于当时的“革命对象”,而作者也在“受害”之例,所以这种记载有很大的主观性。1933年底,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左”倾思想泛滥的时候,这种记载说明红军在当时的四川,确实有一些过火或不当的表现及措施,后来在大小军阀矛盾重重下的四川,红军竟也不得不长征就证实了这一点。正是由于看了这种所谓的“亲身经历”,胡适在《编辑后记》中称共产党的斗争为“共乱”,“贾问津先生把他亲身经历的四川共乱的经验和观察,用很明快的文字寄出来送给我们发表,我们很感激他的好意”。^[91]显然,他是相信这种“亲身经历”的。
古舞的《救救四川!》,把战争的“灾难”描述得更为严重:“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现在变成地狱了!共匪杀了八十万到一百万人,这些良民都死得很惨,但是死者已矣,尚有生者二百多万人,家产荡然,颗粒无存,春耕下种已迟,这两天草根树皮都吃完了,把肥白的可爱的小孩子偷来煮起吃。我们亲见此情景,真正伤心得很!”^[92]胡适在《编辑后记》里说:“‘古舞’先生从四川来信,谈四川的情形有‘变成地狱’的危险。我因为这种喊声是应该让全国人听见的,所以不曾得他的同意,就发表在此地。”^[93]可见他不但相信这种描述,而且呼吁“全国人”去关注。然而,别的不说,只就提供的杀人80万—100万这个数字来看,即令人生疑。在当时作者说得那样混乱的情况下,谁能迅速做出这种统计,况且四川在大小军阀统治下政出多门,而那时的四川红军至多不过10余万。
“古舞”似乎是一个化名,但是根据《独立评论》刊登稿件的原则,“投稿者若不愿用真姓名,当然可以用笔名。但笔名之外,投稿者务必把真姓名和住址告知本社。凡只有笔名而无真姓名住址的文字,恕不登载。”^[94]显然,胡适是知道其真姓名的。古舞的稿件本是“四川来信”,其本身就表明他和胡适是有一定来往的。这种关系可能使胡适更相信他的描述。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关系,后来《独立评论》又刊登了他的一封来信。其中说:“我这回亲眼看见共匪那样残杀,四川匪区人民被共匪残杀的在一百万以上,白骨遍地无人收。当然说共匪的罪不容诛。然而回过头来,看我官军,其罪又岂容赦!匪退之后,匪区的老百姓常常欲哭无泪向我们说:‘先生,我们怎么活得起来!匪在的时候,天天开会,天天征发,稍不服从,即便杀死。现在匪走了,一家人只剩下老弱,窑藏了一点红苕两升米,官兵又拿刀来强夺起去,我们怎么活下去咧!’”^[95]
由于大小军阀竞相盘剥及自然灾害,四川在阶级关系变动中,可能的确比其他地方付出的代价要大,《国闻周报》上也有类似的记载:“川北之地,素称苦寒。经匪蹂躏后,粮食早告不济;遭大军云集而食,所余无几;又兼此处人民,朝不保夕,得饱食且饱食之。于是川北千里之地,皆成饥荒现象,人民逃走一空。”^[96]
这些对“匪区”的介绍和描述,不可能不影响胡适等人对中共的态度。当时身居四川的任鸿隽就曾专门撰文谴责军阀“剿共”不力,其中一篇文章说:“赤匪占据六县,骚扰区域在十县以上,拥众至十万有余,这是川中军阀防剿不力,以致赤匪坐大的实在情形。……这些军阀若要立功自赎,唯有尽力的去防御剿办,使赤匪不至于蔓延各处,以害百姓,害国家,为东西两方眈眈虎视的强邻,做先驱扫除的工作。”^[97]他还非常情绪化地谴责中共“是全中国的仇敌”,完全支持国民党的“剿匪”,并且唯恐剿之不尽。当他了解到国民党在江西“剿匪成功”的时候,感到“前途非常光明”;而当听说四川“剿匪”失败的时候,他又对于“前途的希望,加上一层浓厚的云雾”。^[98]
胡适自然也受到影响。《独立评论》第121号刊登了一篇《四川危机了!》的文章,其中谈道:“四川局势到了今日,真是临到生死关头。……徐向前匪正倾其全力,企图突破宣汉开江,南下万县。……官军已到最后挣扎关头,不胜即有倾覆之虞。……共匪目前是那样猖獗,不先剿匪,则整个四川且将不保,又何能先计及其他呢!……目前救川,只在剿匪。剿匪告有段落之后,才能谈到其他善后和整理问题。”^[99]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鲁学瀛先生从南京寄来《四川》一文,题目是我改的。”^[100]把《四川》改成《四川危机了!》,这说明胡适旨在引起有关人士的注意,唯恐四川落入中共手中。由主张把东北给共产党去试验,到担心四川为中共所占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的变化。
也许正是出于对中共的这种“了解”,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当得知中共参与了“劫持领袖”的活动时,他再也保持不住“绅士风度”,破口大骂中共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说“他们谈的抗日作战,只是一种无耻的欺骗”。武断地说:“向来抱着国际主义的共产党是绝对不能一变就成为爱国主义者的,他们近来高唱的民族主义战线,只是他们在武装叛乱失败时的一种策略。”^[101]
这种责骂,大概在他编辑关于“四川匪区”的稿件以后,就已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只是没有爆发而已。而西安事变的发生,恰好给他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但是,这里仍隐含着一个问题,此前他看到的关于“匪区”的描述,无论怎样“惨不忍睹”,他都对中共没有怎么谴责,充其量不过说了一个“共乱”,即使有愤怒,但到底也没有爆发。
而当听到中共只是“参与”了“西安事变”时,显然他也知道中共不是主要责任者,却对中共暴跳如雷。这说明民族主义,乃是决定胡适对当时国内政争态度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他显然把是否有利于一致对外,看作评判是非的最高标准。在某种程度上,他对中共的愤怒也正是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爆发的。不久,当发现中共的确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时,他的态度便立刻变为愿意与中共“公开和平的讨论问题”,并希望得到全国的“同情和赞许”,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总体说来,《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有着明显的二重性:在特定的语境中,对中共有着“同情和赞许”的一面;同时从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中共又有着“反对和批判”的一面。^[102]在逐渐形成两大政治势力对立的中国,随着各自势力的消长,前者可能使《独立评论》周围的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向“左转”,同共产党进行某些合作;后者可能使他们向“右走”,投入国民党政府。^[103]当然,这只是就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特征而言,而不是针对某些个人来说的。事实上,1930年代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对国共两党的政治取向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后来的分化大都与当时的态度不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