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独立评论》对国民党的态度

1932年,国难会议前后,许多“在野派”要求国民党提早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对此胡适认为:“如果训政的目的是‘在训练民众行使政权’”,那么,再等“两年半的光阴也许是值得的”。而“如果训政的延长只是为了保持政治饭碗,畏惧人民参政,执政权而不能做点治国利民的事业,号称训政而所行所为都不足为训,——那么训政多延一日只是为当国的政党多造一日的罪孽而已”^[1]。蒋廷黻也认为:“所谓国民党训政,论其成绩,尚不及宣统年间满清的预备立宪。”^[2]这是《独立评论》第1号上出现的文字,从某个侧面可以说,《独立评论》正是以对国民党的批评问世的。
稍后,胡适对国民革命以来的国民党作了一个总体评价:“民十三年以后,他(笔者注:孙中山)改造的中国国民党成为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不幸这个新重心因为缺乏活的领袖,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与计划,能唱高调而不能做实事,能破坏而不能建设,能钳制人民而不能收拾人心,这四五年来,又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了。”^[3]由“一个簇新的社会重心”到“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真切地体现了国民党在胡适心目中地位的变化。
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失去“社会重心”资格的这种认知,大概主要来自于对它执政后的观感,“近年来开会宣言贴标准语的风气更盛,所以说空话更说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真所谓‘颜志厚矣’。……大吹特吹,吹时全不想到实行,吹完登时忘记,……说话太多,计划太多,开会太多,宣传太多,而过于不问实际,过于不求步骤。……官府文章,说时本不是预备实行的。今政府之多言少行,似乎本不违背我们国粹的大道理。不过,立国于现在,而这样子做,既坠落官常,又败坏民德”。^[4]在傅斯年看来,国民党政府只搞形式主义,把“言之无物”的宣传作为执政的内容,因而他称之为“多言的政府”。
有意思的是,研究佛学的熊十力,对国民党的指责竟与“傅大炮”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他说:“试平情定气而思,党军统一全国而后,无量会议,无量标语,有一言一字见之施行而不为欺骗人民者乎?政府之成绩表见,只有贪污淫侈黑暗欺骗残酷等等污风迷漫大宇,除此以外,实找不出什么好处。……北洋政府既倒,国民党起而代之,当局纯以空言骗人,装饰都会,满贴标语,奢侈空前,贪污因之空前。……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治,一言以蔽之,只是替他帝国主义者作榨取的工具,而沽其余惠,以添自己的欲壑。”^[5]讲究心性修养的熊十力言词竟也如此激烈,或许国民党的“空言骗人”的确是太过火;同时这也表明国民党的执政不但不能令有西化倾向的自由主义者满意,而且也不能令有回归传统倾向的“新儒家”满意。值得注意的是,熊十力把国民党看作“帝国主义者的工具”,这似乎有点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吻,也许在对待现代政治和外国问题上,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者更有相通之处。
有人还撰文对国民党“上台”之前与之后进行了比较,“中国现代干政治的人,在台下尽管说得很漂亮,到台上却又做不出什么,在台下不但攻击别人的地方很有理,并且自己的主张也很堂皇。其漂亮的程度,几乎是天花乱坠,几乎使我们老百姓目眩心迷,全抱着满腔的热望,以为一旦他们上台,不堪回首的中华就会好了,就会焕然一新,……然而事实才不是如此。到了他们夺得政权以后,仿佛依然是吴下阿蒙,不仅成绩不斐然,不仅不象土耳其,不仅不象意大利,也不仅不象苏俄,甚至连空炮也渐渐地由大一变,至于小;小一变,至于零了。”^[6]
这种台上台下的反差大概是“中国现代干政治”的共性。“台下”的时候喊着为人民,让人民去牺牲;“上台”后暗为自己,重新剥夺人民,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的这种批评可以说达到了“极致”。但是,既然台上台下都一样,又何必再“换马”呢?因而这种尖锐的批评,恰恰是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政权进行维护的心理基础。不过,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可能并没有这种思考,再“换马”的心理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要占多数,况且中国人对于政治的改造具有“破立相循”的悠久传统。
《独立评论》中的国民党,不但说空话,不办事,而且还贪污腐化。陈伯庄曾“听见一个漂亮官僚说过:能做事不要钱,那太难得了;要钱能做事,便是好脚色;要钱不曾做事的人,未免太多;又要钱又做坏事的,当然最坏;与其不要钱又不能做事,还不如要钱而能做事的好。”陈伯庄讽刺说这真是“盗亦有道”。之所以造成这种“腐败”,他认为与官吏任免制度有关,“首长”选择下属,“最要紧的是部下靠得住,所用的人,第一需要是要忠于我;第二需要是要能办事——办各种各色,怪怪奇奇的事;至于廉洁一层,不知数到第九或第十位了。”同时也与国民党官僚系统下从政者的心理有关,“政治舞台不是时时把握得住的;上了台,不得不筹下台时候的政费”^[7]。
这样一种政治,在《独立评论》的作者们眼中,不但不能“造福”人民,而且对人民最基本的权利随意剥夺。1920年代末,胡适等自由知识分子曾与国民党在“人权”问题上进行过激烈的交锋,后来由于国民党的压制,自由主义者被迫有所收敛。但是这种“抗争”并未断绝。1932年,胡适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发起的“民权保障同盟”,并成为北平分会的“主席”。大概是基于上次“人权之争”几乎走到“绝境”的教训,胡适的这次“抗争”显然留有余地。他一方面认为,民权“是无数的先知先觉奋斗力争来的,是用血写在法律条文上去的”;另一方面他又不赞成民权保障总会提出的口号:“立即无条件地释放一切政治犯。”他说:“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该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自身应负的责任。”所以他提出应该“在现行法律之下”,谋“政治犯”的权利“保障”,“离开了这个立场,我们只可以去革命,但不算是做民权保障运动”。^[8]
这种自我检束,也许正是源于他曾深深地尝过“被虎咬”的滋味。值得注意的是,一度支持“清党”的蔡元培,这时却反过来谋“政治犯”的民权,而且比胡适还要“激进”。但是,在“清党”问题上,曾相信蔡元培的“道义”作用,而最终却与支持“清党者”交恶的胡适,这时对蔡元培谋“政治犯”之“民权”的口号却不表认同了。知识分子这种不同的心态变化很值得玩味。同时,这也提示了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定位于专制和革命之间的“独立”态度已趋于成熟。
不过,在这种自定的范围内,他对国民党践踏人权的谴责并未减弱。1934年11月,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通电,申明“人民及社会团体间,依法享有言论结社之自由”^[9]。胡适抓住这一机会指出:“以我们所见所闻,我们简直数不清中国今日究竟有多少机关可以行使搜查、逮捕、拘押、审讯的权力!汪蒋两先生通电发出的前后几天,北平一处就发生了无制服无公文的人员到北京大学东斋搜查并在路上拘捕学生的事,和清华大学文学院长在办公室里被无公文的人员拿出手枪来逮捕,并用手铐押送到保定行营的事。……这种事件实在是把一个现代政府自己降低到和旧日张宗昌一辈人的政府做同辈”。^[10]这分明是公开使最高领袖“难堪”,可知在涉及公民的基本“人权”问题时,胡适对国民党仍“客气”不了,仍“忍不住”,仍不怕被“虎咬”。
不但自己不“客气”,而且在《独立评论》上还大登言辞更为尖锐的文章。张荫麟的《论非法捕捉学生》写到:“在非戒严区的北平,随意捉人,不宣罪证,不交法庭,不公开审判,而加以无期的幽禁甚至刑拷,这是怎样的违反法律,违反党国最基本的法律;我们且不必回想,历年来甚至数月前的通电是怎样地甜蜜迷人。我们但睁眼看看:一方面对于劫夺我土地,残杀我人民,以倾覆我国家为天职的恶敌,则打躬作揖,满堆笑脸地来讲亲善;一方面对于天真烂漫,拏云捉月,从未曾给过社会以丝毫损害的少年男女,则凌以雷霆万钧的凶威。这种情形所表现一个国家的‘政治人格’,在稍微有审美观念的人看来,是何等丑恶!……这种政策的持续只能使政府失却全国有血性,有头脑的青年的同情。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政府,失却全国有血性有头脑的青年的同情而寿命能长久的。”^[11]一位学生的文章,从自身的感受出发提醒当局,“只一味执拗的在青年的思想方面,去做残酷的矫正,于是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种舍本逐末的笨拙办法,我敢向当局保证,结果只有更坏!”^[12]
这一篇篇犀利的文字大概不亚于从前《新月》对国民党的批评,这表明1930年代自由主义者的“抗争”勇气并未减弱,他们并未放弃对人权的呼号和争取。但是,这样尖锐的文字却没有遭到“中央政府”的干涉,表明国民党的承受能力在一片责骂声中确是有所增强,或许这显示了一个依靠暴力维持政权的“当国政党”的新式作风:你说你的,我干我的。在“人权”这一问题上,自由主义者和国民党显然很难形成共知和互动。
空言、贪污和践踏人权,使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政府整体上的观感越来越差。任鸿隽认为,当局不但不能止乱,反而造乱,“间接的奖励作乱”,因此造成社会上,“一天到晚在那里捣乱社会的组织,掏虚社会的基础,正不知尚有几多件”^[13]。面对国民党的种种“作为”,公开声称拥护“中央”的蒋廷黻似乎也很无奈,“你说不革命吧,这个政府却不满人意。……倘若你手无枪杆,无论你怎样有理,政府——上自中央,下至县市——充其量,都是忌而不顾的。”他认为,当局“所作的好事恐怕还抵不过所作的坏事”^[14]。难怪傅斯年无限感慨地叹道:“国民党所存之革命性尚存几何,及国民党是否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天下共知。”^[15]
在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眼里,国民党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而且还使中国祸患丛生。对于这种情况的造成,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其领袖的不尽如人意。在受过“现代知识”充分训练的傅斯年眼里,国民党领袖的“近代知识”是不“充分”的,“今日国民党的领袖,曰胡,曰汪,曰蒋。他们三人之有领袖地位,自然不是无因的。……然而如说汪先生的政务精炼,或蒋先生的近代知识充分,似乎不能言之成理”。^[16]他还说:“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如有知识与人品,中国又何至出数十万万的资财,数万的性命,以供其‘家争’。……我们其将如唐明宗祷天,愿天生圣人于国民党中呼?”^[17]
更令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痛心的是,国民党的领袖在国家危难的时候,仍然不能停止“私争”,“各领袖无论乘势与失势者,方且互相勾心斗角,互相打算,而心目中始终不见敌人。”^[18]1936年元旦,蒋介石在行政院茶话会上致词时曾说:“二十四年来过去各事皆从马虎中度过。”^[19]张奚若乘机指出:“二十四年中的最近八九年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期。”这个时期可以说“全时期都是蒋先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形式上或事实上,大权在握的时期。至少,这个时期中的‘马虎’责任,蒋先生即不全负,无论如何也要负一大半的。这是天下的公论,不是任何人的私见”^[20]。对最高领袖这种指名道姓的批评,确实表现了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抗争”勇气和“负责”态度。当时国民党对与共产党“沾边”的人实行恐怖政策,宁可冤枉无辜,也不宽容一人;而对于知识分子,由这种批评的能够存在及并没有受到干涉来看,似乎还“专制”得不够厉害,难怪他们中有一些人会公开支持其“独裁”。蒋介石在大陆统治时期,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搞“个人崇拜”,而这种“崇拜”始终未能树立起来,大概与知识分子的这种消解作用不无关系。
事实上,知识分子也自觉地以纠正领袖的“胡闹”为己任,“今日知识分子,如死心烂肝则已,否则根本应提正气,主持正论;对当局领袖,宜痛陈其失,绝不客气。……今日要唤起有力的舆论,以此有力的舆论形成国民参政实力,再不可任这般领袖胡闹下去。此则全望知识分子之自觉。”^[21]这提示了当时确还有知识分子能够“自觉”的空间。
国民党的领袖尚且如此“胡闹”,其他国民党员在《独立评论》的作者们眼中,更是糟糕。首先是中央以下国民党员的素质更低,“中级的各省市党部负责人,就智识与能力言,则优越的固然有,平庸的实居多数,以这样的人才而居指导人民的重要地位,其不能在工作上表现什么成绩,在社会上引起人们重视,那是当然的。”^[22]其次中下级党员更加“胡闹”,蒋廷黻在考察了德国的国社党以后,感慨地说:“我们的党老爷求其不仗势欺凌已经难得”,至于做让人民说“谢谢”的事情,“那是不在他们政治心理运用之内的。……我们的党员多数不能做事,不愿做事,毫无事业的企图,全靠党籍吃饭。为个人的升官发财,党的名誉在所不顾,国家的利益尤在度外。”^[23]国民党人这种所作所为的结果,就是社会上一般群众的普遍反感。
之所以如此,多数自由知识分子都认为,根本原因就在于它推行一党专政,使党凌驾于国家之上。胡适曾引用18世纪英国政治家贝尔克(Burke)的话说:“若要人爱国,国家须要可爱。”据此他无奈地叹道:“若要全国人拥护国家,国家也须要全国人拥护。现在最奇怪的现状是把党放在国家上面。这样如何能养成‘公忠’?”^[24]这大概是自由主义者最没有办法的事。他们很清楚党和国不是一回事,但在实际态度上又无法将二者完全分开,以分别对待。即使国民党再不“可爱”,却也无法把它从国家中剔除。更令他们无奈的是,当时在国际上国民党还是国家的代表和象征。
因此,当国民党准备颁布宪法实施“宪政”时,有人即刻反对把三民主义写进宪法,“国家的根本大法,其受制于时间性的程度,远视一种主义为不同。所以我们以为具有严切地时间条件的政治主义,附在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之中,这种立法政策,是很可怀疑的。……何况即以目前而论,三民主义是否一无疵陷,也还很有争议呢?”在这位作者看来,三民主义本身是变化的,而国家的根本大法不能“随时更改”。根据建国大纲,宪政时期才公布宪法,“宪法是宪政时期的产物,而宪政时期已经用不着保姆的国民党,来行一党专政,而将实行多党政治。既然实行多党政治,则一党有一党的主义,一党有一党的政策,势不能以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强使同之。在宪法里规定三民主义,岂不仍然是一党专政?宪政于何有?”^[25]
可见这位作者的主要用意,是企图通过颁布宪法来改变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然而,他大概没有意识到新的宪法将完全由国民党操纵制定,这样国民党就可以人为地把一党专政与宪法绑在一起。由国民党后来颁布的《五五宪草》来看,所体现的恰是一党专政的内容。宪法本是保护人的自由的,而国民党竟用它来限制人的自由;宪法本是民主政治的象征,而国民党竟用它做一党专政的装饰。难怪胡适说:“无论什么良法美意一到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都变成四不像了。”^[26]这也表明在一个暴力政权下,统治者可以把专制的内容和民主的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原因就在于前面所曾说的,暴力统治者可以把专制说成民主,而其他社会中人却不能奈他何。
与这位作者不同的是,钱端升在《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三民主义虽为国民党的党义,但究非狭窄的党义可比。三民主义没有对不起中国,只是国民党没有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入宪是极应该的事。”^[27]在钱端升看来,三民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好,不好的是国民党的实际行政;如果三民主义写进宪法,能够敦促国民党真的实行,那么对中国说不定是一件好事。这表明钱端升发现了中国政治中的一个鲜明特征,即政治思想和实际政治往往是两分的。这大概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传统,比如,儒家思想所规范的现实政治,有一套非常理想的植于伦理关系中的运作机制,但是千百年来,统治者根据实际需要往往可以对它随意取舍,即使对于儒家所崇尚的父子兄弟亲情,在实际政治斗争如宫廷斗争中也可以弃之不顾。难怪有人说,儒家思想在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可知中国有这样一种传统,即政治思想一贯是尽善尽美的,而实际行政往往是肮脏不堪的。国民党所持主义与其实际行政的分离,大概与这种传统不无关系。
有意思的是,一些自由知识分子认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理论”来源于苏俄。陈之迈指出:“自十三年改组以来,国民党便抛弃了议会政治的主张而采取了一党专政的理论,仿效苏俄的共产党而希望成为一个‘垄断政权的政党’(Mono-polistic Party)。这种政党观念一直维持到今日。”^[28]蒋廷黻也认为:“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的理论是抄袭苏俄的,党的组织及快要举行的六中全会及五全大会这一套均是抄袭苏俄的。”^[29]
无论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国民党推行一个主义一个政党却是实实在在的。它宣传党就是国,国就是党,爱党就是爱国,爱国必须落在爱党上,否则就是“叛国”,因而有所谓“党国”。对此,自由知识分子是明确不表认同的。罗隆基一针见血地指出:“今日中国的党治,把党与人民划分为两个阶级。党是一个阶级,人民仍成一阶级。不止如此,今日中国的党治,使政府与人民亦脱离了关系。政府是党的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与人民脱离了关系,人民对政府根本不相关切。……中国的党治,党产生政府,党运用政府,党即政府,政府即党。……在中国,法律上,实际上,党外人民都不能问政。法律上,实际上,党外的人民都失落了公民的资格。”^[30]
这就是说,国民党已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它凌驾于人民之上。虽然它可以声称代表人民,而在实际上却是与人民的利益相冲突的。同时,由于党和政府这种合二为一的关系,就使该系统下的任何监督机制都难以有效,“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负责者和负责的对象,都是同一班人”^[31];“现在党的势力实不能监督政府,而政府也实不愿受党的监督,于是只有自己监督自己了。”^[32]
一些自由主义者还认为,由于国民党推行一党专政,又想以民主来粉饰,因此造成了互相矛盾的两大官僚系统。在中央,“政府有五院,这是根据五权分立的党义来的。中央政府在五院之上,有代人民执行政权的委员会,例如中全会、中政会等等,这是仿效苏俄党治的方式而来的。显而易见,中央政府这幅机器是两个政制拼合起来的,一个是民治主义的分权制,一个是独裁主义的立法行政合权制。”^[33]民治主义与独裁主义互相冲突,却又被强扭在一起,充分体现了一个暴力政权下“指鹿为马”的政治哲学。
在地方上,同样存在互相掣肘的两大官僚系统:一是党部,一是政府。在原则上,党部的职责是管理党务,指导和监督政府;政府是具体办事的。但是在实际上却党政不分,“有些省市党部的委员是由当地的政府长官兼任”^[34];而有些政府事务也由党部具体操办。党部的长官和政府的长官谁来做主,往往看其资历、身后的背景和下属势力这三种因素,而并没有制度上可以操作的明确规定。事实上,党部的长官和政府的长官都要“做主”,因此都竞相迎上拉下,致使人事关系及其斗争成为地方政治生活的最主要内容,难怪一个“在政界做官的人”说,“在中国社会服务,当以七分来对人,三分来对事”。^[35]也许国民党本来就是有意这样安排地方政权的,使党政相互掣肘,以权归上级和中央。
由此看来,国民党走向衰落可能不是由于外部反对势力的打击,而主要是由其自设的矛盾无法缓解所造成的。本来一党专政如果有成效,人们似乎并不反感,反感的是不能做事而又害民。本来一党执政最利于推行精英政治,但在国民党的党政设施下,虽“一党”却也不能“专政”;没有外部势力与其“争政”,却自设机关使其内部自相“争政”,这不能不说是自取灭亡之道。蒋廷黻曾企图考察这样一个问题:“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是由于一党专政的原则,还是因为国民党的专政是不光明呢?”^[36]对于一般人民来说,大概多数在意的是“专政”的“光明”与否,而并不在意是一党或几党来“执政”。傅斯年曾说:“愈顺民之欲者,愈能以强力专政,而求专政必先顺民之欲。”^[37]那么“专政”而不“顺民之欲”,则是自掘坟墓。
国民党政府的空言、贪污和无视人权;国民党领袖及党员的无知、无能和“胡闹”;一党专政的腐败、“治人”和自相矛盾,这种种不尽如人意,使自由主义者不能不进而怀疑国民党背后所持的“主义”。《独立评论》的一位作者认为:“大凡一种主义的实用性都附有严切的时间和空间的条件。在环境需要的时候,他固然应运而生,但一旦时过境迁,就有增缀减缩或根本放弃的必要了。”^[38]在他看来,三民主义曾经适用,而在当时却应该“放弃”了。
本来胡适曾不止一次从正面谈到国民革命运动的民族主义精神,“民国十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当时的主要旗帜是民族主义,对外是打倒帝国主义,对内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39]“民国十七八年的统一,不是全靠武力的,是靠那武力背后的全国比较一致的新精神——可以叫做新兴的民族主义的精神。”^[40]然而,这时他却明显地认为国民革命运动是“最浅的”极端民族主义,即排外主义。从当时的语境来看,胡适所谓的排外主要是指对西方文化或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排斥。他还认为,九一八以后,国民党又走上了“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的道路,即“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总含有一点保守性,往往倾向到颂扬固有文化,抵抗外来文化势力的一条路上去。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通例,国民党自然不是例外”^[41]。
不管胡适的划分和界定本身有没有道理,他对自由主义与三民主义的有意区别,却是值得注意的:不但现在不“同道”,即使以前认为“同道”的时候,现在看来也不“同道”了。不但如此,1930年代胡适还企图建立“一种建设的政治哲学”,以与三民主义“革命的哲学”相对抗,“‘知难行易’是革命的哲学;不适于建设。建设的政治哲学要人人知道‘知难,行亦不易’。……中山之说以‘知难’属于领袖,以‘行易’属于众人,必人人信仰领袖,然后可以‘知行合一’。然既谓‘行易’,则不必一定信仰领袖了。以吃饭说话等事擘喻‘行易’,众人自然可以自信皆能吃饭说话了!所以必须明了‘行亦不易’,然后可以信仰专家。”^[42]三民主义的“革命哲学”旨在“信仰领袖”,而胡适自由主义的“建设哲学”旨在“信仰专家”。可见二者从哲学基础到社会目标都是根本不同的。
有不少学者认为,1930年代以后,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因民族危机而渐与“三民主义文化”妥协。^[43]但从前述可以看出,在思想上,胡适并未与“三民主义文化”相妥协,反而是更鲜明地与它划清了界限,还企图在“哲学”上与之“对立”或“斗争”。不过,令自由主义者感到无奈的是,在思想上可以与三民主义进行“斗争”,而在政治上因为“爱国”却不得不与之“妥协”及“合作”。
就在胡适企图在哲学上与三民主义进行“斗争”的同时,他指出,中国“今日的出路”,在于“努力造成一个重心:国民党若能了解他的使命,努力做到这一点,我们祝他成功。否则又得浪费一二十年重觅一个重心”。^[44]可见胡适总是以“国家导师”的眼光从历史的高度,来看待现实政治,这样就比较容易牺牲个人的嗜好和信仰,而以国家的利害为利害。前面曾提到,在思想上胡适认为,国民党“已渐渐失去做社会重心的资格”,但在实际上他却又不得不“努力”助它成为一个“重心”,这体现了自由主义者在国家立场上的一种自觉的牺牲精神。
1932年11月,日本在发表的对李顿报告的意见书里,指责“中国不成一个有组织的国家”,“中国自民国以来迄今日系近于无政府的状态”。最重中国在外国人面前形象的胡适,虽然并不认同敌人的“判断”,但是想到中国的情形,却“感觉我们真有不敢抬头的羞耻”。因而他希望当时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打起精神来想想中国当前的唯一大问题,就是:怎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怎样组织一个可以肩负救国大责任的统一政府?日本军阀政客诋毁中国不统一,无组织,无政府的议论,别人可以不采,负有组织责任的国民党诸公却不可不读,不可不铭刻在心上”。^[45]这就是说,即使为了国际上的观感,中国也不能“无组织,无政府”。他要国民党“打起精神来想”的问题,实际上也正是他“铭刻在心上”的问题。那么,建立一个“有组织”的统一的政府,显然是要以国民党为“重心”。
早在自由主义者与国民党激烈交锋的《新月》时期,罗隆基就曾指出:“在今日的中国,在今日无和平,无秩序,无安全的国家,有政府总比无政府了胜一着”。^[46]国难发生以后,人们更感到“有政府”的必要,“今日之局,恐怕已经谈不到好政府坏政府的问题了,只是有政府无政府的问题了,……此时外交内患,断断不许无政府的”。^[47]傅斯年还专门撰文论述“中国现在要有政府”,“虽有一个最好的政府,中国未必不亡,若根本没有了政府,必成亡种之亡。……好政府固是我们所希望,而没有了政府乃是万万了不得的,……此时中国政治若离了国民党便没有了政府。……今日之局,国民党一经塌台,更要增加十倍的混乱。”^[48]
翁文灏也觉得,“到了这样时候,大家不满意政府是天然的。” 但是,“因为不满意而只管你骂我,我骂你,是无用的。彼此自家相打更不应该。在这个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一个政府,而且要一个有力量能负责的政府。”^[49]可见自由知识分子从应付民族危机的角度,大都认为有政府比无政府要好,至于政府的好坏则不再是最主要的问题。也就是说,国民党虽然不尽人意,但是一旦它“塌台”,中国就没有了对付外敌的“中心势力”。
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自由主义者认为不应该破坏它、推翻它。翁文灏指出:“我们不应该破坏政府,只希望政府不要破坏自己”。^[50]蒋廷黻认为这是民间多数人的共知,“一般民情以为南京所代表的统一是无数代价换来的,决不可使之摇动。没有人说南京好或国民党好,但是人人都怕南京倒了以后的不可收拾。就是极不满意南京的人——这种人并不少——也不愿,且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的来破坏南京的基础。这种思想是中国当前政潮的一个大潜伏力。”^[51]丁文江也曾明确地表露这一心态,“我们不是国民党的党员,当然不能赞成他‘专政’,但是我们是主张‘有政府’的人。在外患危机的时候,我们没有替代他的方法和能力,当然不愿意推翻他。”^[52]正是站在这一立场上,这些自由知识分子不但自己不破坏或推翻它,而且还“反对任何武力来推翻现在的政府”,“这种意见我个人是赞成的。我赞成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对于现在的政府比较满意,是因为在外患危机的时候,我们万万不可以没有政府”。^[53]
对于《独立评论》的这种态度,任鸿隽在辩答徐炳昶指责《独立评论》为“右派”的时候,做了充分的说明:“徐先生以为独立评论对于当局表同情,是无庸置疑的了。不过读者若能深察一下,便觉得所谓拥护政府的言论,都是在两个条件下发表的:一是有政府胜于无政府,一是我们至今还相信改善政府总比推倒政权为更经济的办法。故与其说本刊表同情于政府,毋宁说本刊表同情于政府的艰难地位,这和政府的政策,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了。”^[54]
这两点可以说是《独立评论》维护国民党政权的最主要原因,前者可以说是基于民族主义立场,后者可以说是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在《独立评论》同人看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有政府胜于无政府”;另一方面,与其打破旧的,找来一个并不一定比旧更好的新,不如在旧的之内,认真地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但是“同情于政府的艰难地位”,并不是同情“政府的政策”。确切地说,既要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存在,又要批评它的政策,以促使它改善,是《独立评论》对国民党政权的基本态度。
既然做出了这种选择,就不得不接受它;因为接受了它,即使再不好,也会变得“敝帚自珍”起来。这样,自由主义者眼中的国民党就有了另一种形象:知识虽不“充分”,但是“政府人员的平均道德和知识也不在在野人士平均道德和知识之下”^[55]。“政府的处置”尽管“不能满人意”,但是“反政府者如共党、社会民主党、国家主义派、西南军人及元老,又能满人意吗?他们的糊涂及自私简直不能测量”^[56]。中央政府虽有缺点,但比“地方政府”要高明,“所谓中央政府的缺点,许多因为他是中央:全国注目所在,一有错处,容易发现,关于中央的新闻比较多且占较重要的位置;局面较大,因之应付较难。……实在中央政府大概说来要比地方政府高明”^[57]。这里所谓的“地方政府”应该是指“地方”的反对势力。
自由主义者为给国民党找出“优点”来,除了与当时的“在野”派相比,还与历史上的执政者相比,“国民党对不起国民,事诚有之,然而以往失败的南北军阀及政客团体尤其对不起国民。”^[58]“我们看两三年来当局的宵衣旰食,励精图治,……各种政治,经济之建设,都比较以前任何政治集团当国的成绩为优”^[59]。“比起我们的理想来,比起我们所见进步的近代文物昌明国家来,我们的政府很不好;若是比起北洋时代的北京政府来,至少高明十倍!……那时候率土分崩,现在立着一个有威权的中央政府。……若与北京政府比,真是进步得远了,一切称赞都是归于现在政府的。”^[60]
自由主义者这样挖苦心思地为国民党找“好处”或“进步”,恰是他们因牺牲自己的“条件”后而内心紧张的表现。这种紧张促使他们不能不为选择“拥护”它进行论证。因为只有找出它的“好处”,才能表明自己的“拥护”是值得的,从而使由牺牲自己的“条件”而造成的心灵不安得到安慰。同时,既然已选择拥护它,如果对它完全否定,那势必也等于否定自己。在战胜了自身的内心紧张之后,“拥护”起来就比较气顺了,“我们确承认南京是法统所在,也是真正统一的基础”。^[61]不但自己“承认”,而且还要“全国人民亦须认定唯一的政府,原谅他,拥戴他,不可徒凭意气空相责难”^[62]。
在排除自身的“心理障碍”之后,自由主义者对于当时国内政争的态度也明朗化了,即坚决拥护“中央”,反对任何“分裂”势力。他们大都强调统一的重要,胡适哀叹:“今日之大患,正因为五六十年来,离心力超过于向心力,分崩之势远过于统一之势。”^[63]因而,蒋廷黻说:“中国不统一,内乱不能免,军队永不能裁,而建设无从进行。……中国要有好政府必须自有一个政府始。许多人说政府不好不能统一;我说政权不能统一,政府不能好。”^[64]在他看来,统一在国内政治中高于一切,具有绝对价值,“中国基本的形势是:政权不统一,政府不得好”。^[65]翁文灏则认为,统一是“公意”,“国民”和“大家”,都“感觉有一个统一的政府的必要”。^[66]
这种“统一”显然是以“中央”为基础的,“我们应该积极的拥护中央。中央有错,应设法纠正;不能纠正的话,我们还是拥护中央,因为他是中央。我以为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纵使他不满人望,比有三四个各自为政的好,即使这三四个小朝廷好象都是励精图治的。”^[67]前述丁文江曾提出,在“最低限度的条件”得到满足的话,他们“一致的拥护政府”,然而,这里蒋廷黻“拥护”中央的态度,已看不出有任何最低“条件”。同时,有人认为国民党也具备这种“统一”的“资格”,“国民党在国内的政治集团中,确是锦标队!……国民党锦标队的资格,还没有失掉。……我总觉得现在对国民党攻击的人们,仿佛宋朝司马光,苏氏父子一班自号正人君子对王安石的新政一样态度,不讲实际,不肯合作,而专恃一种固执的感情,利用弱点来攻击,破坏。”^[68]在李朴生眼里,国民党是当然的“锦标队”,是像王安石一样的改革家,而“攻击”国民党的人却成了“专恃”“破坏”势力。
这样一种观念,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严重,越来越得到强化和深化,他们不但反对任何与中央为敌的“革命”,即使是“抗日”,如果不与中央“一致”,也同样在反对和声讨之列。在“两广事变”发生半年前,当时已身居“中央”的翁文灏,也许能更早地感觉出一些地方势力的动向,因而他未雨绸缪,率先呼吁“我们应努力维护统一”,“现在的中央政府正在内忧外患交迫之中艰苦奋斗,全国上下再不要无聊的增加困难。所以从前一切内战的老调现在万不可抄。抄了便成亡国亡种的罪人。整个中华民族四万万人拜求操兵权的先生们,务必自问良心,挽救浩劫,统一是国家的救星,分裂是古今的罪恶,取舍从速,快须自决”^[69]!
1936年12月,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最高领袖”被“囚禁”起来。胡适得悉后,立即致电张学良,称“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70]。其反对事变的理由大致与以前相同,但是态度更为坚决,情绪更为强烈。
这时,《独立评论》因得罪宋哲元已被停刊,胡适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发表在与《独立评论》向来有“默契”的《大公报》上,该文更严厉地指出:“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现在讨伐令已毅然发表了,我们当然赞成政府的处置。12日夜政府的决议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常时期的组织;16日的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是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勘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71]
值得注意的是,胡适一方面认为蒋介石在当时“无可比拟的重要”,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不能因“顾忌”他个人的安全,而就姑息“奸人”叛乱,所以力主“迅速的进兵”讨伐。从这一点来看,“国家的立场”在胡适心目中是非常明晰的。当时南京各派对事变的态度很不一致,正如宋美龄对蒋介石说的“戏中有戏”。在这样各有“算盘”的错综复杂的政局中,或许只有像胡适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真的是纯粹从“国家立场”来考虑问题。有意思的是,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张学良果如胡适所警告的“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大概这也并非完全没有胡适的“功劳”吧。
在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政争中,反蒋势力大都企图利用民族主义来攻击或削弱蒋系势力,蒋廷黻发现,“所有反对中央政府的政客和军人,毫无例外的,一致要求立即对日作战。此种现象不禁令我深思。我认为爱国并不是反对中央政府者的专利。显然的,反对派这样做法有两个前提。其一,在中国政争中反对派已经无可挽救的败给蒋委员长了。其二,日本军队可能抄了蒋的后路。爱国口号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72]。
但是,蒋系所居的中央政府,在运用民族主义因素方面显然更具有优势。一方面,蒋系势力对中日关系的处置,即由此而得的“不抗日”名声,为各派势力的反对制造了借口;另一方面蒋系所处的“中央”地位,又使任何“抗日”的旗号都难以为公众所普遍信任或接受。以往的研究者多是注意到,蒋系势力因“不抗日”而遭到反对的一面或使其政权削弱的一面,而很少注意到,它所处的“中央”地位,因民族主义因素而获得国人谅解及普遍支持的一面,比如,即使曾认为国民党政府毫无政绩可言的大多数自由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在“国家立场”上拥护它。若不是民族主义因素的作用,内争肯定是另一种局面,说不定国民党或国家又会陷入分崩离析的状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民族主义挽救了蒋介石政权。事实上也确是如此,其他势力“反蒋”一次,蒋氏政权就得到巩固一次,直到最后形成了以蒋氏为中心的全国一致的抗日力量。这自然与各方都作出了调整有关,同时也应该与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的全国舆论的一致用力有关。
1937年8月,胡适在劝告蒋介石做最后一次对日“和平”努力时,其中有这样一个理由:“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73]可见胡适不仅担心国内反对势力削弱蒋介石政权,而且还担心日本会“毁坏”它,因为“国家”就建筑在蒋氏的“中央军力之上”。由此可知,自由主义者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最终把“国家”紧紧地系在了国民党政权上面。既然国民党和国家是分不开的,那么响应国民党的召唤,投入国民党政权,也就是“应征”为国家“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