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独立评论》对日本侵略的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独立评论》正是九一八事变的产物。^[1]《独立评论》创刊号6篇文章中就有3篇是关于日本问题的文章。如何处理中日关系是《独立评论》中最主要的内容,直接涉及这一问题的文章共有178篇,居各类问题文章数之首。胡适曾说:“对于中日问题的许多文字。我们不说时髦话,不唱时髦的调子,只要人撇开成见,看看事实,因为我们深信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2]那么,《独立评论》所展现的“中日问题”的“事实”是怎样的呢?
蒋廷黻的一篇文章认为,中日双方力量相较不是一般的悬殊,“现在日本对中国的进攻有余,对西洋任何一国的防守也有余”。^[3]他还沮丧地指出:“日本将占中国多少的省份专看日本军人的意志和国际的形势,不是看我们抵抗与否。时至今日,我们还靠大刀队来对大炮与飞机,这不是中古迷信吗?时至今日,我们还靠几百个宣传员所能造的民气来对付一个经过五六十年的训练和组织的民族,这不是国粹八股,党八股,洋八股合而为一吗?我们要面子要到这等程度至于不承认羊不能抗豺狼虎豹。”^[4]在蒋廷黻眼中,中国和日本同样是“中古”和“现代”的差别,“羊不能抗豺狼虎豹”,最能体现他对中日军事力量的认知。
与胡适、蒋廷黻的观察几乎一样,翁文灏认为,中日“物质力量真是相差太远了。我听见从前敌回来的军人说:‘我们想奋勇杀敌,但我们何曾看见敌人,我们只见飞机的炸弹与大炮的弹子不断的飞来,打得我们安不得身。’所以大刀制胜只是偶然的事,靠大刀救国是断断无望的。……试想即使我们用尽全力来抵抗,最后结果如何?第一等弱国便真能抵得过第一等强国么。”^[5]在他眼里,中日是“第一等弱国”和“第一等强国”的差别。
大体言之,中日力量悬殊,是《独立评论》周围大多数自由知识分子的共知。有意思的是,这样一种共知竟与国民党领袖人物对中日力量的判定大致是相同的。蒋介石曾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6]1933年3月13日,他在会见胡适、丁文江和翁文灏时明确表示,“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7]汪精卫也曾通过其亲信林柏生告诫国人,中国“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科学上,以至社会组织上,样样都不如人”。^[8]难怪《独立评论》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产生某种程度的同情,甚至还嫌他“卖国”不够。虽然日强中弱确是一种事实,但是在中日某一具体交锋的时候,却可能使日本无形的威慑力有时会超过其有形的实际力量,以致造成中国军事力量的自我禁抑。
既然日本侵略中国是其不可逆转的“国策”,而日强中弱则又是一种不容置疑的事实。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应该如何处理中日关系呢?这是《独立评论》不能不回答的问题。全面考察《独立评论》对日本侵略的态度,不难发现,“和”与“战”交错并存于整个《独立评论》时期。大致说来,1933年日军侵占热河之前,以“和”为主;而1935年华北事变以后,“战”成了论说的主流,“和”仅成为偶尔涌起的一种细流。更确切地说,《独立评论》对日本侵略的态度是根据“时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可谓“能和则和,当战则战”,其主旨在于为国家找出一条“最少损失”之路。
但是,《独立评论》这种较为洒脱的态度,并不为时人所理解,曾一度“是以右派著名的”^[9]。大概当时社会上“主战”的呼声较为普遍,而“敢于”主“和”的实为少数,因而人们只注意到了其“和”的一面。同时,这也与《独立评论》同人有意去平衡舆论有关,胡适在致汪精卫的信中说:“当举国唱高调之时,我不怕唱低调;今日举国好像要唱低调了,我不敢不唱一点高调。此非立异,实是出于不得已”。^[10]胡适等人正是以这样的态度来编辑《独立评论》关于中日问题的稿件的,比如,他还曾对傅斯年说:“‘独立’诚有太和平之处,你们何不多说你们不和平的话,使‘独立’稍稍减轻其太和平的色彩?”^[11]他并不反对激烈的言论和行为,而是希望除此之外,多一种声音,多一种方法,亦即多一种救国之策。
有学者称《独立评论》的对日主张为“理性主张”^[12]。其实,如果全面察之,则会发现《独立评论》同人的主张也有非理性的一面。比如,傅斯年曾提倡“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打个落花流水”;丁文江曾要求张学良“把畏缩不前的将领枪毙几个”,“不顾死活,不计成败,一直向承德冲过去”;徐炳昶主战则不惜要“全国优秀的青年,大约死伤到一多半”;以“温和”著称的胡适也提出被逼得忍无可忍的时候,要“准备把一切工商业中心区,一切文化教育中心区,都在二十世纪的飞机重炮之下化成焦土”;他还大骂日本“这个民族实在太不聪明,太笨,笨的令人生厌,令人生气”!可见,在日本日益加剧的侵略面前,自由主义者也不乏情绪的一面。胡适曾明确地肯定这种“盲目的情感”,认为日本越加剧侵略,“中国人民越感觉这深刻的怨毒。此中无有理智可说”。^[13]陈之迈也谈到,对于国家,“不仅是个理智问题,而含有浓郁丰足的情感在内。一个人生而为一国之民,死而为一国之鬼,没有了国家,即使不趋于死亡,亦必丧失了其优美真挚的生活”。^[14]这就是说,非理性的情感是反抗侵略和保卫国家的应有之义。
对于《独立评论》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思想,陈仪深称其为“自由民族主义”,^[15]张连国称其为“理性民族主义”。^[16]其实,属于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回溯到历史现场,检视《独立评论》同人自己对民族主义的理解。胡适曾说:“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17]。显然,他是“知难而进”,无论“主和”还是“主战”,其所想的都是试图在危机中“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看呀!在这沉默忍受的苦痛之中,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已渐渐形成了!”^[18]“中国近数年来因为国难的煎逼,渐渐造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19]
蒋廷黻指出:“近百年世界的一种大潮流是民族主义”。^[20]欧美各国在这一潮流中都已建成了“民族国家”,而中国却依然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无疑的,经过这三十余年的革命,我们的民族意识大有进步。无疑的,这民族意识是我们应付世界大变局的必须利器。现在的问题是:这民族意识能否结晶,能否具体化。我们是否从此团结一致来御外侮:我们是否因为受了民族主义的洗礼而就能人人以国事为己任:这些条件会决定我们最后对这个大变局的应付的成败。”^[21]在蒋廷黻看来,民族主义就是“团结一致来御外侮”和“人人以国事为己任”,努力使中国建成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
所谓“民族国家”,是指整个中华民族的国家,关于这一点,研究政治学的陈之迈结合民族主义的“根本含义”作了更为详尽的阐述,他说:“民族主义是近代历史上一个主流,近代史上的开端一直到今日,近代的理想是一个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就是产生民族国家的一种主义。……这种近代的民族主义同从前的各国各派的民族主义不同之点就是在浓厚的政治的色彩。把国家与民族紧凑的联成一气,打成一片,其整个的目标在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将自然所形成的民族与人力所形成的国家混合成为一个范畴相同的整体。……中国国家应包括整个中华民族在内;整个中华民族只能构成一个中国国家。唯一可信仰之民族主义是在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这就是现代化的民族主义。”^[22]与此前一些人或政治力量主张单一民族建国不同,在这里,陈之迈明确指出:“整个中华民族只能构成一个中国国家”。“民族主义的根本观念”显然来自西方,陈之迈把它应用于中国,提出要建立“一个中华民族的国家”而非单一民族的国家,从而使西方的民族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国情毫无痕迹地有机结合在一起,这似乎比一些后来人还要高明。
日本的侵略显然威胁到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因此,反抗侵略就成为建立“民族国家”的应有之义。有学者曾引西人的看法,认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包含“反抗和建设两个面向”。^[23]而从独立评论同人所理解的民族主义来看,却只有一个面向:“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即“建设”本身包含着“反抗”。陶希圣曾明确地指出这一点,他说,民族主义是“独立平等自由民族国家的建立运动”;“中国的抗战是中国民族主义发达的必然结果”。^[24]在他眼中,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本身就要求抗击外敌的侵略。
值得注意的是,傅斯年还试图以“反抗”来求“建设”,他说:“以今日中国上下一切社会之腐败,不经一番彻底的缔造,是没有办法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华不是个可以灭亡的民族,事事告诉我们,倭人不是一个能成大器的国家。今日之局,正是小鬼不自量力,代司杀之天公以自伤其身耳。反正疯狗咬浑蛋,是无不可的。我们一旦被咬得不混沌了,然后是中华民族的复兴。”^[25]1933年,在日本大举进攻热河的形势下,他反而认为“中国人做人的机会到了”,“大规模的抵抗便是中国受严格的国民训练之开始。中国之彻底腐败,非借机会锻炼一下子不可的。譬如打铁,钢是打出来的。以局势论,这是中国人挺起身子来做人的机会,以力效论这是我们这老大国民再造的机会。打个落花流水,中国人才有翻身之一日!”^[26]傅斯年企图在“反抗”中使中国获得新生,即成为一个“中华民族的国家”。在他眼里,“反抗和建设”是同一的,不过,他所着意的显然只有一个面向即“建设”,“反抗”只是建设的一个手段。
按照《独立评论》同人对“国家与民族”关系的理解,爱国乃是民族主义的本有之义。但是,早在1916年,胡适就曾哀叹:“呜呼!爱国,天下几许罪恶假汝之名以行”。^[27]丁文江注意到,在日本日益扩大的侵略面前下,中国四分五裂的统治者,仍在“借外交问题来争政权”^[28]!晚年蒋廷黻也记得,当时“爱国口号”往往“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29]。他清醒地认识到各政治利益集团在国内政争中,都试图运用民族主义因素来取得优势。在各种“抗日”口号的背后,所隐藏的往往是各自实际的政治利益。有研究者也发现这种情形:“不负责任的在野者”,“会假借自由、民主、人权的招牌来做危害国家的行动;“‘别具用心’的当政者”, “会假借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幌子来剥夺人民应有的权利”。^[30]然而,对于《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知识分子来说,没有任何的党派背景,也没有眼前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在对日态度上表现得更为洒脱,更无顾忌,可谓“能和则和,当战则战”。
一般认为,在日本严重的侵略面前,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表现为紧张的关系,但是,在《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人那里,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并不是相互冲突的, “正确的邦国主义(笔者注:即民族主义)不但不与德谟克拉西的原理相反,并且是建筑在同一基础之上的。……将邦国主义看成是德谟克拉西的双生兄弟,并是德谟克拉西相依为命的手足,邦国主义的基础也还可以放在政治理想论上面。依政治理想论的观点,国家是被看成为实现个人人格的条件。国家是一切社团的总批判者。……邦国主义是与德谟克拉西同出一母胎,邦国主义并是大规模自治的条件,只有有了这种邦国主义的情感时,现代的自治方成为可能”。^[31]这段话大概代表了多数自由主义者对民族主义的看法: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双生兄弟”,同时民族主义是实现自由主义的条件。比如,蒋廷黻也曾指出:“如果民族主义能够在中国开出花朵,则可使中国民主组织架构顺利而自然的趋于完成,否则,就建立不起来。”^[32]这就是说,反抗侵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是实行“中国民主组织架构”的前提。
陈之迈则更具体地阐述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我们否定了原子论的国家结构学说,不只是承认国家是各个个人或家族积聚而成的,如沙堆一样,而是要进一步地承认国家是高于个人的总和。……黑格尔认定‘国家是最终的目的,有处置个人的最高权力,唯其如此,个人之最高义务在为国家的一份子。’这虽然是一种走极端的说法,却含有极深的道理。黑格尔又说:‘国家是达到个人目的个人幸福的唯一条件。’这也是真理。脱离了国家个人实无以生存,特别是在这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里。……也许有人说这种国家的意识是专制的,而不是民主的。这种说法也是似是而非。……民主的古代希腊全部政治的理想是在国家以内的优美生活及对于国家的服务……这是民主政治最光荣灿烂的一页。”^[33]不难发现,把自由民主放在国家之内来实现;民族危亡的时候,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在自由知识分子心目中本身就是天经地义的,怎能说他们的内心紧张呢?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中国所面临的不同境遇,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对于自由民主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往往有不同的解说。胡适早年曾指出:“‘政府之权力生于被治者之承认’。此共和政治之说也,而亦可为民族主义之前提。”^[34]1933—1935年,当蒋廷黻赞成专制和丁文江提倡“新式独裁”的时候,他也曾力主“民主”,但是,到1936年,胡适的思想明显地发生了变化。他对与之讨论中日关系的室伏高信说,“我虽然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像我们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成了少数了”;“民族主义已经获得压倒的势力,国家这个东西成了第一线,在现下的中国里是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这种大势的”。 室伏叹道:“我这时不禁想起去年夏天游历北平的情形,这位自由主义者在当时对于已经显著发展的民族主义的倾向,我总觉得他是看作一个反动的东西似的,去年夏天的胡适之先生。”室伏又问他:“在日本都说是蒋介石独裁,可是,除了蒋氏政权而外,贵国将无统一之途:我们是这样想的。”胡适回答:“这点我完全同感。”室伏继续问道:“在蒋氏政权下,贵国是向着独裁政治方面走呢?还是向着民主主义的方向?”胡适答道:“关于这一点中国人倒不大注重。应该用什么方法是第二问题。无论什么,没有比统一再要紧的,除此而外,全不是现在的问题。”室伏又叹道:“这是去年夏天以前极力反对独裁政治主张民主政治的胡适之先生的言辞。……是很明显的变说。” ^[35]
这话虽然是向外人介绍“现下的中国”,但是对于“民族主义已经获得压倒的势力,国家这个东西成了第一线”,胡适自己似乎也是认可的。几乎与此同时,他在致翁文灏的信中,还特别谈到读梁启超年谱的感想,“日本方面,当然唯恐中国不乱。顷读任公年谱,见任公入桂讨袁之役,均得日本军人之助力,所谓‘此行日人出全力相助,予我以种种便利,殊为可感’。至今读之,真使人栗然危惧。日本当日全力助倒袁之役,与今日倒蒋之出全力,同一作用。彼何恶于袁?何爱于梁任公?彼之处心积虑,凡可以统一中国之人物皆须在打倒之列也”。^[36]应该说,不同的心情下读同一种或类似的著作,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认识,此处胡适宁愿梁启超“倒袁”不能成功,也不愿他接受日本的援助。
但是,胡适早年的看法恰与此相反:“平心论之,‘去无道而就有道’,本吾国古代贤哲相传旧旨”,如果“一民族之自治”不如“他民族之治之”,那么则可选择“他民族之治”,比如,“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则人必择威尔逊”,是谓“去无道而就有道”。因而他批评“挟狭义的国家主义者,往往高谈爱国,而不知国之何以当爱;高谈民族主义,而不知民族主义究作何解(甚至有以仇视日本之故而遂爱袁世凯且赞成其帝政运动者)。故记吾所见于此,欲人知民族主义不能单独成立”。在“有道”的异族统治和“无道”的同族统治之间,胡适的情感曾有过反复,而到1936年胡适似乎又回到了少年时那种朴素的“爱国”。^[37]本来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与梁启超的护国运动“孰是孰非”,对胡适来说应该是很清楚的,但是这时在胡适眼里,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似乎可以谅解,而梁启超在日本支持下的“护国”却令他“栗然危惧”。这恰恰是他曾批评的“以仇视日本之故而遂爱袁世凯”,表明他心目中的民族主义已彻底“压倒”了自由主义。大致可以说,在渴望激进改革或民族主义危机不是很严重的时候,一些知识人往往鼓吹“去无道而就有道”,以鞭策本国政府“有道”;而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时候,他们往往又反过来提倡国家是“第一线”,以激励本国人民来反抗侵略。
胡适之所以不再论“去无道而就有道”,显然担心会为日本侵略张目。日本侵略中国的理论,就是宣扬 “天下一土,天下一民”,说天下不应该有国家民族的界限,唯有德者可以有政权。所谓“有德者”,就是王道的政府,所谓“王道”就是日本统治之道。^[38]而当时也有一些中国人以历史上的“异族”来看日本,认为国家亡了,可以文化来同化日本。对此,陈之迈明确地指出已不合时宜,“我们固不能说‘日本人无论怎样强悍蛮横,霸占毁灭中国的国家,中国的文化总可以克服他们,同化他们,使其如同当年的蒙古民族一样,染上了中国文化文弱的习气,失却了其骁勇善战的能力,而终于被逐回到沙漠之上。’我们不能说这些,因为国家是绝对不能灭亡的。国家灭亡了,民族之幸存,文化的保持,都是枉谈空论,自欺欺人的安慰。这是近世民族主义的主要特征。”^[39]陈之迈运用西方近世民族主义的理论来说明国家和文化的关系,表明中国古代“亡国”和“亡天下”的观念已不受用。
不难发现,由于强烈的“仇恨日本”,一些提倡自由主义的知识人,甚感于日本“倒蒋之出全力”,有明显加倍维护国民党政权的倾向。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面前,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尚可谅解,又何况蒋介石政权的“独裁”呢?这一点颇似“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据陶希圣回忆,1937年7月7日下午,北平市长秦德纯邀请去牯岭参加谈话会的人吃饭。饭后会谈,有人“提出华北特殊化的问题,指出其有此必要”。当时在场的罗隆基也说:“华北特殊化,形成一个缓冲地区,也是好的。国民党既是退出,何不让各党各派来干一下。”而胡适即刻“指着罗某说:‘努生!你这是什么话。你知道我不是国民党。但依训政时期约法,国民党行使政权,等于日本的天皇。倘如我们政府要求天皇退出日本,日本人将怎样答复”^[40]。
此前胡适曾对华北的“文治化”表示过某种理解,但这时却变为坚决反对“华北特殊化”,“分裂”出“中央”。有意思的是,他一激动竟然搬出了原来曾严厉批判的国民党训政时期约法来作为维护国家统一的根据,并且把他本不欣赏的国民党,与日本的天皇同等看待。日本的天皇是其国家的象征,而胡适显然也把国民党看成了国家的象征或代表。由此可见,民族主义在胡适心目中已处于何等地位?一般来说,当胡适针对国民党讲话的时候,往往把自由主义放在第一位,而当针对外人,及言论影响到国家统一的人的时候,往往又把民族主义放在第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还把国家观念和民族主义直接与国民党联系起来,陈之迈指出,“循着三民主义所指示的道路,这个国家观念的问题也可以窥见其端倪。”^[41]一度附逆的陶希圣说得更明确,“民族主义荟萃的政党,就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要以三民主义来建设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国家的政制,乃是民主政治。要使民族与民主成为一贯,中国国民党反对一盘散沙的个人自由,因之中国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以‘训政’与‘党治’为特色,由训政与党治的阶段,以达到全民政治”。^[42]直接把国民党的“训政与党治”看作“民主政治”或“全民政治”,这倒也一揽子解决了民族主义和自由民主的关系。
蒋廷黻还曾明确地向蒋介石说:“中日之间迟早难免一战,中国必须早作准备。我们应该争取时间,但有些事往往无法控制。中国政治家们必须认清对日战争会使中国自然而然地达到统一。在对外战争中,爱国心和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一定会增加。”^[43]在蒋廷黻看来,“爱国心”与支持“中央政府”是一致的。因此他提醒蒋介石要抓住这一机会,充分运用民族主义来扩大“统治力量”。其实,在严重的国难面前,《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人随着“爱国心”的增加,何尝不是越来越支持和认同国民党政权?他们大都认为当时民族主义的根本要点就是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战,也就是他们把“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愿望寄托到了国民党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