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适与《努力周报》的创办

所属栏目:文化、观念与社会思潮

众所周知,傅斯年虽然是胡适的学生,两人交谊实在师友之间,傅斯年对胡适的思想/学术历程,更有重大的影响。[1]1920年初,傅斯年赴欧求学,至8月1日始致函胡适,除了报告自己到英国后的相关情形之外,也对胡适的立身出处深致期望之意,希望胡适在学术领导工作上多集中精神,如彼有这样的恺切之语:
先生现在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已高,因此事件必多,分神的地方不免。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不可免而又可凭以施行所期的现象,但从将来的大成上看,不免反为魔障。人的幸福我以为全在学问与事业之进行中,而不在成就之后。但凡觉到了成就,顿时意趣索然。以先生之识与力,自必精勤继续未竟之业。总之,为个人言,古来成学业的,都是期于白首,而不隐于才华;为社会上计,此时北大正应有讲学之风气,而不宜止于批评之风气。……愿先生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望先生现在就在中国偶像中备一席。[2]
只是,对于傅斯年的期望,胡适显然未曾铭记在心。特别是在1920年代初期,胡适并未仅止于“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反而还更确实“分神”于“批评之风气”,心力所瘁,非但对当时的政局无力回天,甚至于让自己身心皆疲,生了一场大病。后来胡适在1926年的旅欧行程上,即尝致函傅斯年,解释反省自己“分神”的文字劳动成果的意义:
很少人能赏识我的政论,我却自己很得意,所以编《文存二集》时,把《努力周报》的长短政论都收进了,很惹一些人笑话。[3]
胡适私下认为能欣赏自己政论的“知音”难觅,却将这些政论汇为一编,这样的行动,正代表着他对自己主编《努力周报》这段岁月的自我肯认,也是对傅斯年当年期望的响应。
反观历史本来场景,胡适主编的《努力周报》,[4]生存时间不长(1922年5月7日创刊于北京,1923年10月31日终刊,总共出版75期;另出版增刊《读书杂志》18期)。只是,在胡适的生命交响曲里,他动笔撰写这些政论的日子,实在是饶富意味的一小节音符。就1920年代的言论舞台/思想世界而言,当时也正是众声喧哗的时代,各式各样的政治势力/思想,相争共竞,千样万态,《努力周报》则是(相对而言)比较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发言舞台。如果能够采取“脉络里的理念”(ideas in context)的研讨方式,[5]对胡适的这段政论岁月[6]进行“浓描细写”(thick description)[7]的工作,应可为胡适的政论生涯史,提供思想脉络的解释。[8]借由《努力周报》此一个案,对于1920年代初期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局势,如何响应与抉择的历史场景,[9]也可以作出具体个例的述说。本章企图详密考察胡适及其友朋创办《努力周报》之先的初始历程,疏理胡适开展这段政论岁月之先的思想状况及相关的历史场景,前后贯连串通,庶几可为理解中国自由主义之发展脉络,建立比较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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