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对比项: 仁学/精神,政治/物质。
意旨: 孔子 “反鲁”的寓意为: 社会政治实践失败恰为精神文 化实践开启之前奏,此意象也即仁学主体伦理学实践方向和方式之 一种历史性设定。
旧解摘要:
程树德: “《朱子语类》于此章无何辩论,盖以 《乐经》久已失 传,而 《礼记》又孔门及秦汉人杂辑,时相矛盾,不能强为之解 也。”《皇疏》: “孔子去鲁后,而鲁礼乐崩坏。孔子以鲁哀公十一年 从卫还鲁,而删 《诗》《书》,定 《礼》《乐》,故乐音得正。”《集 注》: “是时周礼在鲁,然诗乐亦颇残缺失次。孔子周流四方,参互 考证,以知其说。晚知道终不行,故归而证之。”
含义引申:
程树德按: “此章 《皇疏》虽寥寥数语,而字字中肯,胜 《集 注》远甚,故特著之。”然程氏所言不确。朱注的优点恰在于其尽量 把握章旨确义而不在任何 “事端”字面上予以任意扩解。《皇疏》则 多引证传说 “故事”以演绎诸事件间揣测而得之联想义。程氏正确 指出,朱子于本章议论不多,其原因并非在于 “《乐经》失传”,而 在于其根本不存在。“乐”者之 “存在”体现于一次性乐者之演奏 中,并非存在于文字性乐谱及文字评论中。“诗”原初亦指口头传唱 者,但因有词语部分故后来可形之于书写文字。旧解之失之共同性 特点多由于同一汉字之古今字义 (意素集合体+使用频率次序) 具 有因时而异的汉字语义学特点。而古人往往以今度古,习于按所谓 字源学死板追溯汉字起始义,并以之为基础进行任意选择性的意义 重构。结果,汉字字源学的施作技术性严格外貌,遂被转化为字义 重构具有的学术严格性。实际上,汉字字源学的技术艰难性不能被 看作对汉字语义学的重解严格性。结果,清儒的汉字学的技术性工 作的考据艰难性,被简单化地视为某种汉字解义法之 “科学性”。此 类现代学者的在古今学术功能上的曲解仍然源于其对于相关现代人 文社会科学理论 (语义学、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历史学) 的 乏知,而在整体人文理论程度较低的环境内进行想当然的评断。因 民国时代的所谓现代语言学研究还停留在实用性阶段,更尚远远不 了解欧洲结构语言学与语义学的发展。此所以我们一方面要赞扬民 国学人之为学精神,而另一方面要明确了解其学理水平尚普遍处于 初始阶段,此一时代性局限自然部分上缘于大多数人之留学地选择。 因二战前美国的人文学理程度远远低于欧陆地区,等到二战前后大 批欧洲人文理论家陆续迁移美国后方全面促进了美国人文科学理论 的发展。但其选择性地消化、创造欧陆理论的方式,仍然受制于其 实用主义方向的社会历史环境的限制。(本人自20世纪70年代末投 入现当代西方人文理论研究以来,即有意识地着重于引介几十年来 海内外华人学界均较生疏的现当代欧陆人文理论知识。本书作者多 次指出,一国之强盛具有其相关方面性。当代美国之自然科学、社 会科学均属世界学界之最,而其人文科学则绝非如此。华人不应本 其功利主义,仅据侧重于自然科学评估的高校排名结论来评估人文 科学成就。如果不能破除此海内外大多数华人的认知偏见,中华文 明的人文科学事业前途将难以见其有脱胎换骨的一天。特别是当把 人文科学尤为荒谬地混淆于国际汉学之时。)
此章简短叙事文本具有高度仁学伦理学寓意,大略指出孔子最 初选择的外实践 (从政) 努力节节失败后而在其外实践上开始了 方向性大转移: 由政治实践事业转趋于文教与文化整理事业。当 时学术未起,其后所谓孔子修 “四书”“五经”固然为历史上不可 能之事,而在喻义上也属不相干者。“礼乐”成为伦理文化性、精 神性的象征,其产生和作用均可实现于君子内实践领域。《论语》 故事中的孔门师徒遂集体地转向仁学内实践的建设,其地理空间 的极度缩小反而敞开了其后广大无比的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历史 空间。于此可见,仁学之文化思想性意旨实朝向于中华文明建设 的遥远将来。仁学是伦理精神的方向性之学,此方向性思想可直 接影响文化活动,却难以左右社会政治活动 (除了相对有限的影 响之外)。而仁学系统本身欠缺社会政治认知学一事也内在地封闭 了其朝向独立政治活动的技术上的可能性。本章在 《论语》 中的 重要性正在于标明孔子所创仁学之目的和作用均属精神文化领域。 而此所谓精神文化领域,与其说在指涉当时尚未出现的古典学术 与文史创作,不如说在象征的层面上遥指着中国乃至人类生存之 精神文化的大方向问题。
现代意义:
本章之寓意,今日读解应指涉人类文明的两个复合文化史阶 段。第一个复合历史过程为: 东亚两千多年间由儒教法家所定位 的社会政治史形态,以及由仁学精神引导的文化思想史形态; 第 二个复合历史过程为: 全球化现时代的、科技工商及其政经法所 主导的唯物质主义文明形态,与传承久远、日渐衰退却亟待扩大 更新的人文科学理论形态。因此,本章表现的仁学之性质和目标 的规定,均可充分延伸至现代历史、文化、学术环境。春秋时代 由 “礼乐”代表的文化活动,日后以至今日自然可扩解为风俗、 教育、学术、文艺等各个现代文化领域。孔子故事中的 “道不可 行”所代表的政治活动的失败 (仁学政治实践之门的 “关闭”意 味着此一领域未来应由新时代适合的政治学与政治科学处理),即 相当于文化活动的成功 (文化实践之门的开启)。由于现代社会构 成的复杂多元性,风俗、文教、文化、文艺等均受到政治经济活 动的决定性影响,并均可纳入大众文化范畴。孔子仁学作为关注 于精神文化之学,今只应被还原至人文学术领域。在文教学术以 谋生就职为导向,文化艺术以满足大众感性娱乐为方向的唯物质 主义时代,人类仍应保持和发展高端人文科学及精神文化事业, 以使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得以维持其物质性建设与精神性建设间的 平衡。中华仁学在此全球化时代,将在人类人文科学领域,发挥 其人本主义伦理精神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