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天下月刊》与中国戏剧的对外传播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是“中学西传”的主体。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海 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逐渐成为中国文学西传的中坚力量,中国戏剧的对外译介 和传播也是如此。但是,当时中国留学生及学者的这种译介传播大多属于个人自 发性的行为,缺乏一定的组织性,也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与此同时,受中国新 文化运动的感召,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比较和反省新旧文化,梳理和分析中西文化 的关系。随着西方国家“中国热”的持续升温,以及中国学者向外推介中国文化 欲望的萌动,中国国内陆续出现了一些由中国人自主创办的,旨在对外传播中国 文化的英文刊物。《天下月刊》就是其中一份办刊目的明确、存续时间较长、影 响较大的对外宣传中国文化的全英文刊物。
在现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是第一份由中 国人自己在中国本土主办的,旨在向世界介绍中国思想文化的,并且在亚、欧、 美各地发行的学术性与普及性相结合的英文刊物。《天下月刊》在中西文学与文 化交流史上具有开天辟地的重要意义,它打破了自16世纪以来西方学者作为“中 学西传”主体的尴尬局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西传过程中本土学者整体缺 席的状况。
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在《天下月刊》创刊号的开篇发表了《创刊词》,明 确阐述了这份刊物的办刊宗旨:
“这是一份中国人自己主办的刊物,其目的显而易见地是要向西方译介中 国,而不是相反。诚如刊物名称‘天下’所含的意义,我们会关注任何对世界人 类有益之事,我们也欢迎西方学者的文章,接受欲表达自己思想观点或期望促进 世界文化共融的稿件。”^①
在中西戏剧文化交流方面,《天下月刊》所刊载的文章在整体上显示出丰富性 和多样性等特点。在具体的戏剧译介传播层面,刊物注重专业性与普及性相结合, 主要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戏剧的一些基本知识,刊登以京、昆剧为主的戏曲译文 和评论。在戏剧的学术研究领域,刊物力求做到戏剧研究与艺术欣赏的完美结合, 既向西方展示中国传统戏剧的艺术精华和中西戏剧比较研究的成果,也充分考虑 戏剧的表演性和娱乐性。20世纪上半叶,西方的一些著名汉学家翻译了几部最具 代表性的中国传统戏剧,《天下月刊》对他们的译作进行了文化、文学和翻译等多 层面的分析评论,充分显示了刊物敏锐的学术观察力和客观公正的研究态度。
一、《天下月刊》的创办与刊物介绍
1935年8月,《天下月刊》创刊于上海,按计划每月15日出版,每年的6 月和7月休刊,一年共出版10期,每半年5期合为一卷,刊物持续至1941年9 月停刊。由于战时资金短缺等原因,1940年8月至9月,《天下月刊》从第11 卷第1期起被迫从月刊改为了双月刊。改为双月刊后的《天下月刊》勉强维持了 一年,最终在1941年的8月至9月出版了第12卷第1期后全部停刊。《天下月 刊》存续期间一共出版了12卷共56期杂志。
该刊的执行主编是吴经熊(John. C. H. Wu),主编为温源宁(Wen Yuan-ning)。 《天下月刊》在办刊的6年时间内由多位名人担任过编辑,包括全增嘏(T. K. Chuan)、林语堂(Lin Yutang)、姚莘农(Yao Hsin-nung)、叶秋原(Yeh Ch’iu-yuan)。 这些编辑成员都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背景和扎实的汉英双语能力。
《天下月刊》所设的栏目主要有:Editorial Commentary(编辑的话)、Articles (文论)、Translations(译文)、Chronicles(纪事)和Book Review(书评),1936 年8月起,刊物额外增设了“中国文学与艺术发展概况”专栏。该刊的发行范围 为中国(包括香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新加坡、日本、爪哇等国家与 地区。《天下月刊》这种立足办刊地上海,面向世界范围的设点销售模式,最大 限度地保证了刊物的销售渠道,扩大了刊物的影响面,使世界各类读者能通过《天 下月刊》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刊物的执行主编吴经熊(John C. H. Wu,1899—1986),浙江宁波人,是20 世纪享誉海内外的中国法学家。1917年春至1920年夏,吴经熊先后在天津北洋 大学和上海中国比较法学院攻读法学。毕业后,他前往美国密歇根法学院和巴黎 大学继续深造。1923年秋,他进入美国哈佛法学院从事研究工作。1924年回国 后,在上海的中国比较法学院任教,后又担任过上海法院的法官。1929年应哈 佛法学院之邀,他再次赴美,执教于哈佛法学院。回国后,他于1931年起任南 京的立法院委员。1935年,在他的倡导和努力下,《天下月刊》杂志开始创办。
“‘天下’一名是我建议的。我在孙博士那里看到一张很大的横幅,上书‘天 下为公’四个字,就是‘普天之下的万物都应为人民所享’的意思。我想,我们 的杂志也应谈论天下大事……我的建议在编辑部第一次会议上被采纳了。”^①
《天下月刊》的主要外籍撰稿人项美丽(Emily Hahn,1905—1997)回忆她 在中国的生活时,也谈到过《天下月刊》的创办过程:
“朋友们在一起热烈讨论一个新的课题:办一份英文杂志,宗旨是增进东西 方文学之间的相互了解。……这个议题获孙科支持,他是中华民国奠基者孙中山 之子,目下在重庆。而据我所知,他当时在欧洲。杂志被定为月刊,刊名叫《天 下》,意思是包罗天下万物。”^②
《天下月刊》的编辑和撰稿队伍比较庞大,当时国内外的许多重要文化名仕 都参与其中。这些人中大多数有过在国外留学或工作的经历,既具备丰富的异国 文化知识和娴熟的英文写作能力,又谙熟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较高的汉语水平。 这些优越的条件确保了刊物的质量始终处于一流的水平。在国籍上,中国学者是 刊物撰稿队伍的主体,此外还包括了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和葡萄牙等其他 多个国家的汉学家和学者;在职业与身份上,撰稿人员有来华传教士、专业研究 人员、文化界人士、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商人、记者和其他旅行者等。如此庞大 和多样化的撰稿队伍,以及涉及多语种、多国家的外籍撰稿人员,保证了《天下 月刊》能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专业和不同的立场来观察和研究中国文化、传播 中国文化,从而使中西文化交流体现了客观性、公正性与国际性。
中国戏剧对外译介传播的主要撰稿人有姚莘农、陈受颐、钱锺书、哈罗德·艾 克顿(英)和路易斯·查尔斯·阿灵敦(美)等人。
二、《天下月刊》对中国古典戏剧的译介与研究
1935年8月,钱锺书先生在《天下月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古代戏曲 中的悲剧》的论文。该文在标题下特别说明,“此文承蒙老师温源宁和温的朋友 Y. L. W. 的悉心指导”。在这篇文章中,钱锺书先生从戏剧的主题、戏剧的内容结 构和戏剧的冲突等三个方面,比较分析了中外几部名剧中的悲剧意义。他认为,悲 剧是戏剧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莎士比亚的名剧《安东尼与克利奥佩特拉》和德莱 顿的戏剧《为爱牺牲》就是西方古典悲剧的典型代表,而中国古典戏剧《窦娥冤》 《赵氏孤儿》和《长生殿》等只是具有了悲剧的冲突和悲剧的结局而已,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悲剧。他希望中国的戏剧研究者能进一步开阔视野,从世界性的角度对中 国戏剧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与研究。他在文中这样写道:“悲剧是戏剧艺术的最高 形式,但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剧作家却无一成功。确切地说,除喜剧和闹剧外,一 般的正剧都只属于传奇剧,因为这种戏剧中所表现的情感是零散的,缺乏一种连贯 的悲剧激情。……真正意义上的悲剧是崇高的、触及心灵的痛苦。”^①
国内最早研究中国戏剧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的学者是陈受颐。1928年,他 完成了博士论文《18世纪英国文化中的中国影响》,并以此获得了美国芝加哥大 学的博士学位。1929年12月,《岭南学报》第1卷第1期发表了他撰写的《18 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一文,首次论及中国元杂剧《赵氏孤儿》在国 外的译介与传播情况,这标志着国内研究中国戏剧对外翻译活动的开始。^②陈受 颐引用大量第一手原文资料,详细分析了18世纪《赵氏孤儿》在英、法、德的 改译本,认为18世纪《赵氏孤儿》在欧洲的每一种改译本都显示了剧作家“欧 洲化”中国剧本的企图,尤其表现在使原剧符合三一律方面,每一个改译本都体 现了译者特定的目的。^③
《天下月刊》杂志共刊登了陈受颐撰写的4篇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的论文,它 们是:1936年9月第3卷第2期的《18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1936 年4月第2卷第4期的《18世纪欧洲的中国园林》、1939年1月第8卷第1期的 《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与〈中国人信札〉》、1939年5月第8卷第5期和1939年 8月第9卷第1期连载的《早期耶稣会士对崇祯帝的影响》。前两篇的英文稿是陈受 颐自译自他早年在《岭南学报》所发的中文论文,后两篇是他当年的研究新作。
在《天下月刊》的中国戏剧作品对外译介中,不得不提及英国著名汉学家、 作家和诗人哈罗德·艾克顿(Harold Acton)。艾克顿在青年时代就开始接触由西 方汉学家翻译的英文版中国文化典籍,从而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文学,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32年,艾克顿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教授英国文学。期 间,他研究中国文化,不断地把中国文学的经典译介到西方。他1941年出版的 小说Peonies and Ponies(《牡丹和马驹》)和1948年出版的自传作品Memoirs of an Aesthete(《一个爱美者的回忆》)集中反映了他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和他对中国 文化的情感和态度。《牡丹和马驹》的主人公菲利普·弗劳尔(Philip Flower)体 现了艾克顿本人对中国文化的追求和理念:痴迷中国传统文化,仰慕中国古典文 学,酷爱中国古典诗歌和京剧,在中国古典文化的幻境中寻找自己的精神依托, 以回避内忧外患、战乱纷飞的现实。
在此理念的感召下,艾克顿沉迷于中国的传统戏剧,不断与梨园界人士切磋 交流,学习和研究中国经典剧目,在中国传统戏剧的翻译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卓著 的成果。1937年,他与美国学者阿灵敦(L. C. Arlington,1859—1942)合作, 将当时流行的33出中国戏曲折子戏编译成《中国名剧》(Famous Chinese Plays) 一书。20世纪40年代,他又与陈世骧携手,共同翻译了《桃花扇》(The Peach Blossom Fan,1976)。《天下月刊》杂志先后刊登了艾克顿翻译的三部昆曲:《春 香闹学》(Ch’un-hsiang Nao Hshueh)、《狮吼记》(Scenes from Shih Hou Chi)和 《林冲夜奔》(Lin Ch’ung Yeh Pen)。
在《春香闹学》译文前的说明中,艾克顿对《牡丹亭》的全剧内容做了概述, 并介绍了该剧在西方的译介情况,还讨论了《春香闹学》的艺术特色:“《琵琶记》 和《牡丹亭》这两部中国戏被视为明代南戏的杰作,它们都已有了德译本(Vincenz Hundhausen,1930;1937),《琵琶记》还有了法译本(A. Bazin,1841)。《牡丹 亭》全剧共55出,其中《春香闹学》《游园惊梦》和《再生》是戏剧舞台上最受 欢迎的三出折子戏”。^①艾克顿解释说,在《牡丹亭》的55出戏中,之所以选择 翻译《春香闹学》这一出戏,是因为他觉得“比之相对现代的京剧,昆曲《春香 闹学》更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舞台魅力……”^②在他看来,“大部分昆曲是现实主 义的,而京剧则几乎完全依赖于俗套与外在的服饰道具”。^③
《天下月刊》刊载的艾克顿的第二部戏剧译作是昆曲《狮吼记》中的《跪池》。 在译文前的说明中,艾克顿首先对中国古代剧作家所处的卑微地位表示了同情, 对部分中国古代优秀剧目的失传表示了惋惜。接着,他解释说,选择翻译这出昆 曲中的喜剧是因为“妒妻是中西喜剧的热门主题之一。在中国是因为一夫多妻制 的存在,在古罗马则是源于婚姻中的嫁资制度”。^①通过对中国喜剧《狮吼记》和 莎士比亚的喜剧《错中错》的比较分析,艾克顿认为,《狮吼记》中的柳氏与《错 中错》中的阿德里亚娜(Adriana)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但两 人的遭遇却十分相似,她们的舞台言行充分表达了古代女性争取婚姻自由和男女 地位平等的强烈愿望。
《天下月刊》刊登的艾克顿的最后一部戏剧译文是昆曲《林冲夜奔》。在译文 前的说明中,艾克顿对这部优秀的中国传统戏剧赞不绝口。“昆曲《林冲夜奔》和 《尼姑思凡》是中国戏剧舞台上最精美绝伦的戏曲。即便从西方的戏剧标准来看, 这两部戏也称得上是戏剧中的杰作。比之其他剧目,它们更能展现中国传统戏剧 的艺术之美。《林冲夜奔》体现了男性的力量与刚强,《尼姑思凡》表现的是女性 的委婉与柔美,二者各得其所,剧中的动作与音乐也美轮美奂。”^②在译文前的说 明中,艾克顿还简单回顾了昆曲的起源和发展,概述了昆曲的表演程式,介绍了昆 曲所使用的主要乐器。他甚至认为,“昆曲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戏剧的代名词”。^③
对艾克顿和阿灵敦的中国戏剧译介,《天下月刊》的编辑姚莘农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中国名剧》一书在1937年初出版不久,姚莘农就在该年5月出版的第 4卷第5期《天下月刊》上撰文,盛赞此书出版的意义。姚莘农首先指出了中国 戏剧对外传播所面临的困难。他说,梅兰芳在美、苏的巡回演出,以及《王宝川》 一剧的成功上演,在西方兴起了一股中国戏剧热。虽然当时出版了几部英文的中 国戏剧论著,但是“相对于西方观众的戏剧观念而言,中国戏剧还是如此的陌生, 唯有通过现场观赏才有可能对中国戏剧有一个真正的认识。……但是西方观众在 欣赏中国传统戏剧时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障碍,不仅在于他看到的是一种迥异于西 方戏剧的表演形式,而且他根本无法听懂演员的说唱内容。语言障碍使得西方观 众在观看中国戏剧时仿佛成了一个傻子,因此不得不放弃。……遗憾的是,戏剧 翻译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它要求译者具备相当丰富的专业知识,如中国戏剧 的表演技巧和表演程式等,因此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寥寥无几。有鉴于此,对于 研究中国戏剧的西方学者来说,《中国名剧》的出版价值巨大。尤其值得关注的 是,这个译本是艾克顿和阿灵敦的高水平合作”。^④姚莘农认为,艾克顿与阿灵敦 的合作翻译,可谓珠联璧合。阿灵敦在中国生活、工作长达60年之久,对中国 戏剧文化有很深的研究,完全具备中国戏剧的专业知识,这确保了其所译作品的 准确性。而艾克顿是著名的诗人,在诗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又曾编译过《现代 中国诗选》一书,完全能领悟中国戏剧中词曲的诗性之美。他们两人非同一般的 学术背景确保了其译本成为翻译中的佼佼者。
1938年,美国汉学家福开森(John C. Ferguson)在《天下月刊》第6卷第2 期发表了对洪涛生译作《牡丹亭》的书评文章,肯定了德国汉学家洪涛生在译介 中国古典戏剧方面所做的贡献。他认为,洪涛生对中国戏剧的译介之所以取得成 功,关键的一点是他在翻译过程中重视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与合作。因此,他的译 文既能准确把握中国戏剧的文化意蕴,又符合德文的表达习惯和思维方式。福开 森在文中还表达了自己的翻译主张:“在我看来,领悟中文戏剧原作的精髓,将 之翻译成可读性强的英文或德文,比起机械的、逐字逐句的翻译而丧失了可读性, 要重要得多。”洪涛生翻译出版《牡丹亭》《西厢记》和《琵琶记》德文译本的重 要意义在于“拓宽了德国人的视野,为德国戏剧注入了新的元素,使西方观众了 解了中国戏剧的优劣。”^①
三、中国戏剧的对外推介者:姚莘农
在《天下月刊》的办刊历史中,先后有四位学者担任过编辑。在中国戏剧的 对外译介传播方面贡献和影响最大的非姚莘农莫属。姚莘农是《天下月刊》编辑 部中唯一一位没有留洋经历的编辑,也是唯一一位精通戏剧研究与翻译的学者。
姚莘农(1905—1991),原名姚克、志伊,1931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文学 系,系中国著名戏曲家吴梅的学生。姚莘农曾先后在上海世界书局、明星电影公 司等部门工作。由于他英文功底扎实,又具有文学专业的背景,在很长时间内他 一直任上海多家英文报纸杂志,如《字林西报》《中国评论周报》《密勒氏评论报》 《亚西亚》等的特约撰稿人,向国外介绍中国文学与文化。同时,他也将西方的 文学名著译介到中国,发表在《申报·自由谈》和《译文》等刊物上。由于姚莘 农长期活跃在中国文坛和戏剧领域,并致力于中外文学作品的译介与研究,他与 上海的多个文学社团及文学界人士有频繁的交往,也熟知鲁迅、宋庆龄等名人雅 士,但姚莘农一直没有加入任何文学派别。1936年夏,林语堂因赴美离任《天 下月刊》编辑一职,姚莘农于1936年8月继任此职,直至1939年5月,后离任。
在担任《天下月刊》编辑的近三年时间内,姚莘农充分发挥了其在文学领域 和戏剧研究方面的特长,翻译了多篇有关中国戏剧的作品,研究了中国戏剧的历 史和特点,还对西方学者的翻译名作进行了评述。他所撰写的英文戏剧研究和评 论文章有:刊载于《天下月刊》1935年11月第1卷第4期的《元杂剧的主题与 结构》,《天下月刊》1936年1月第2卷第1期的《昆曲艺术的兴衰》,《天下月 刊》1936年3月第2卷第3期的《评熊式一所译的〈西厢记〉》,《天下月刊》1937 年5月第4卷第5期的《评阿灵敦和艾克顿所译的〈中国名剧〉》。姚莘农的翻译 作品有:发表在《天下月刊》1935年12月第1卷第5期的京剧《贩马记》,《天 下月刊》1936年5月第2卷第5期的京剧《庆顶珠》(或《打渔杀家》);《天 下月刊》1936年10月第3卷第3期至1937年2月第4卷第2期的话剧《雷雨》 (分5期连载)、《天下月刊》1938年8月第7卷第1期的英译自创剧本《当女 孩归来时》(When the Girl Comes Back)。由于姚莘农与鲁迅私交甚密,在鲁迅逝 世后,姚莘农第一时间发表了悼念文章《鲁迅:他的生平和作品》(Lu Hsun: His Life and Works),刊登在《天下月刊》1936年11月第3卷第4期,将鲁迅介绍 给了国外读者。
作为《天下月刊》的知名编辑和文学专业的资深学者,姚莘农在向国外译介 传播中国经典戏剧时,并非为译而译,而是善于将剧作的翻译实践与戏剧的理论 研究紧密相连。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他十分注重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的原则。 无论是他所译的《贩马记》(Madame Cassia)还是《庆顶珠》(The Right to Kill), 都反映了他在戏剧领域所特有的学术研究才华和专业的翻译能力。《贩马记》的 翻译是为了配合论文《元杂剧的主题与结构》而作。姚莘农试图用具体的戏剧实 例来阐明元杂剧的常见主题和元杂剧的基本结构,让国外的学者和读者对中国的 元杂剧有一个比较清晰的理解和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姚莘农并没有选择翻译元 杂剧的原始剧本,而是选译了一出保留了元杂剧特点的京剧剧本。作为一名戏剧 研究者,姚莘农深知,文学上的戏剧“剧本”概念仅指为戏剧表演所创作的文字 脚本,而完整的戏剧“剧本”概念应该包含两个基本部分:文字脚本与舞台表演。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前大多数翻译到国外的中国古典戏剧只能算是“中国古典戏 曲的脚本”。^①20世纪以后,西方才真正从舞台层面与中国戏剧开始发生实质性 的接触。正是为了让国外的读者能够同时在理论层面与舞台现实层面对中国传统 戏剧有所了解,姚莘农没有选择已经在舞台失传、仅作为学者案头研究对象的元 杂剧脚本,而是选择了国外观众能在舞台上欣赏到的京剧剧目作为翻译对象,可 见其用心之所在。
在译文前的说明中,姚莘农解释了英译该剧的主要目的:“京剧《贩马记》 是当代中国最受欢迎的杰出剧目之一,它极好地佐证了我那篇关于元杂剧的主题 与结构的文章。尽管是京剧,它仍典型地保留了元杂剧的一些基本结构特征:一 本四折、联套的使用。该剧还体现了中国戏剧的其他一些普遍特征,如念白的介 绍功能等。”^①
姚莘农具体研究和考证了《贩马记》中“联套”的使用:“由于《贩马记》 中构成音乐的曲牌名大多已经失传,所以现代人已经无法知晓这些曲牌对应的音 乐。所幸的是,在第一折与第三折中保留了两首曲牌名。”姚莘农认为,《贩马记》 中所用的曲牌“点绛唇”(第一折)与“哭相思”(第三折)表明了这出京戏与元 杂剧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点绛唇”与“哭相思”分属北曲与南曲的曲牌, 从而可以推断《贩马记》应该是“南北合套”时期的剧目。根据上述研究,姚莘 农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本四折是北曲的特征,多人演唱是南曲的特征。每一幕中 男女主角一人独唱某一曲牌是承袭自北曲。所使用的音乐是北曲中的七音音阶。”^②
姚莘农最后说明了翻译《贩马记》的意义:“由于年代的久远,元杂剧已经 在舞台上失传很久了,除了金代的《董解元西厢记》一剧,人们只能从文字剧本 中一窥其容。《贩马记》是当前京剧舞台上演出的最接近元杂剧特征的戏剧剧目, 理应受到中国戏剧研究者们的重视。”^③
半年后,姚莘农又发表了京剧《庆顶珠》的译文,载《天下月刊》1936年5 月第2卷第5期。在译文前的说明中,姚莘农称,选择翻译该剧目是因为《庆顶 珠》反映了当时京剧中较少表现的“抗争精神”。“在主题上,该剧没有涉及才子 佳人的老套话题,在表演上也没有采用插科打诨得惯用手段去取悦观众。这出戏 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小时,但内容逼真,情节紧凑,观后令人热血沸腾。”^④姚莘 农介绍说,这出戏取材于《水浒后传》的故事,因为原剧名《庆顶珠》《打渔杀 家》或《讨鱼税》等都无法反映出戏剧内在的抗争精神,因此他在翻译时将英文 译名改成了The Right to Kill。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其中的中西文化差异,姚莘 农还对该剧做了文化意义上的阐释:“对最后一幕萧恩父女杀死恶人全家的剧情, 西方观众可能会觉得太过血腥暴力,看起来似乎也不符合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涵养 与中庸之道,但萧恩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因为在以血缘家族关系 为本位的中国社会里,个人并不被认为是社会的独立分子,个人首先是属于家庭 的,社会是由众多家庭构成的。……在旧中国,一人犯罪全家获罪,因此萧恩杀 恶人全家是合乎情理的。”^⑤姚莘农重视译介以“抗争精神”为题材的京剧作品还 与他积极参与抗战宣传的活动有着实质上的联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肩负的 强烈社会责任感与时代感。姚莘农身上的这些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戏剧 研究和戏剧翻译时所采取的正确视角与立场。
四、《天下月刊》对中国现代戏剧的译介与研究
《天下月刊》杂志在中国现代戏剧的对外译介与研究方面也是功不可没。杂 志创刊时,正值中国现代戏剧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天下月刊》对中国现代戏 剧的翻译传播,极大地推动了中外戏剧的交流和互动。《天下月刊》向国外译介 传播中国现代戏剧时,首先选择的是中国现代优秀剧目:曹禺的话剧《雷雨》。
《雷雨》被称为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第一部真正的悲剧,它标志着中国现代 戏剧的发展成熟。1934年7月,曹禺创作的话剧《雷雨》在北京《文学季刊》 第3期上发表,立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36年1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 版了《雷雨》的单行本。1936年2月,日本汽笛社出版了《雷雨》的日文译本。 同年10月,姚莘农翻译的《雷雨》(Thunder and Rain)英译本开始在《天下月 刊》该年出版的第3、4、5期和次年的第1、2期连载。姚莘农的译本是根据上 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中文单行本翻译的。在译本中,他将原文本置于附录部 分的“序”作为了译本的开篇,以便国外读者能先阅读到剧作家和作品的背景信 息,了解剧目的主题和主要情节,方便读者进一步理解戏剧的内容。
在《天下月刊》登载的所有中国戏剧翻译作品中,《雷雨》英译文所占的篇 幅和所受到的重视都是以前所没有过的。1936年10月至1937年2月,《天下月 刊》分5期连载《雷雨》的英译本。1936年10月出版的《天下月刊》第3卷第 3期上的“编辑的话”高度评价《雷雨》的艺术成就和时代意义。这个栏目通常 由主编温源宁主持编写,主要是对当期刊物内容作一些概述性的介绍,对一些热 门话题作一些简单的点评和议论。但每逢刊物有重要的文章刊登时,这一栏目就 改由责任编辑撰写评论。因此,连载的《雷雨》英译本在《天下月刊》第一次发 表时,“编辑的话”由负责戏剧译介的姚莘农撰写。他盛赞话剧《雷雨》所取得 的艺术成就,指出了它在中国新文学史上的地位,深刻分析了该剧所产生的社会 意义:
“本期刊载的话剧《雷雨》是新文化运动后采摘的一枚成熟果实。在中国戏 剧舞台上,它犹如划过天空的彗星,散发出耀眼的光亮。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兴起的中国现代话剧运动中最为成功、最受欢迎的一部剧作。”^①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惯例,《天下月刊》刊登中国戏剧翻译作品时,不 附原剧作家介绍,但唯有曹禺的《雷雨》例外——《天下月刊》在发表译文时, 对作者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而且还提到了他的另一部剧作《日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姚莘农响应中国剧作家协会的号召,积极参加抗 战救亡的宣传活动,与夏衍、阿英等剧作家联手创作了三幕话剧《保卫卢沟桥》。 此后,为了争取国际的声援,他又前往英国伦敦,揭露日军的暴行,宣传中国的 抗日斗争。
1938年,姚莘农创作了中文独幕剧《出发之前》。这是一部揭露日军暴行、 向西方展示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精神的抗战话剧。剧本描写了1937年12月南京沦 陷前,一批大学生目睹了亲人被杀、同学被捕、家园被占等一系列事件。在国破 家亡的危难时刻,他们毅然决然,放弃求学,投入抗战。姚莘农将这部剧作翻译 成英文When the Girls Come Back(《当女孩归来时》),刊登于《天下月刊》1938 年8月第7卷第1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抗战文学的成果。
1936年至1940年,《天下月刊》分期连载了5篇英文《戏剧纪事》,较为详 细地“实录”了抗战时期中国戏剧界的主要抗战宣传活动。第1、2篇《戏剧纪 事》由姚莘农撰写;第3篇由弗兰克·威尔斯(Frank Wells)撰写;第4篇的作 者为梁琰;第5篇的撰稿人是凌皑梅。每一篇的《戏剧纪事》都总结了一年来剧 作家有关抗战题材戏剧的创作情况,回顾各主要剧团在全国各地的宣传演出活 动,展望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趋势。这5篇英文《戏剧纪事》较为完整地向世界 展示了抗战开始后的5年内中国戏剧工作者积极参与抗战宣传的全部过程。
《天下月刊》对中国戏剧的译介和研究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以昆曲、京剧 和话剧为主要译介对象,传统与现代兼顾;在译介作品的同时,向世界普及中国 戏剧的知识;关注中西戏剧比较,注重中西戏剧文化交流。《天下月刊》一共发 表了2部京剧、3部昆曲和2部话剧的英文译文,刊登了4篇中国戏剧的研究论 文,还对5部西方重要的中国戏剧译本做了评论。这些译作、研究和评论向世界 显示了中国戏剧文学和表演艺术的巨大魅力,展示了刊物在中西戏剧比较研究方 面所取得的成果,也表明了刊物在中外戏剧文化交流方面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天下月刊》刊登的中国戏剧研究论文

《天下月刊》译介的中国戏剧

《天下月刊》评论的中国戏剧译本

2009年11月,中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印出版了《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杂志,全套共11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