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之江日报》数度停刊复刊

民初在封建军阀统治下,浙江报刊业从一度兴 盛继而急剧衰落,即使得以出版的报刊也是举步维 艰。《之江日报》几起几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于1913年4月1日创刊的《之江日报》,以“之 江”(钱塘江别称)命名,是想把报纸办得也像以江河 命名的英国《泰晤士报》那样具有影响。该报创刊1 周年时,编辑部发表的纪念文章,对此原委有较清楚 的说明:

泰晤士者,英国之大河流也,英人则以之名其报。今泰晤士报之 价值,为全地球报纸之雄。本报命名之江者,钱塘江之本地名也,通称 曰浙江。浙江虽不如黄河长江之源远流长,然在本部东南,为历史地 理上最有关系者。名山毓秀,豪杰挺生,霸主雄厕,军声犹在。加以杭 州西湖之神韵,绍兴山水之清胜,地理文明与精神文明相映发。炳为 文章,苍为言论,物华天宝,人杰地灵,风气之所流通,运会之所转移, 我浙江人岂可妄自菲薄,而又安知本报不足以启其机括也哉。
为此,发行人张树屏确定的该报立论原则是公允中庸,强调“立言得体,持 论惟公”。纪念创刊1周年的文章阐释道:“自出版以来,兢兢焉以诚字自守,新 闻记载论说时评,终不越公平正直之范围……有所论列,必切时势,练达人情。” 它反对报刊卷入党派之争,称“一党之机关,必持异议以反对他党;私人之机关, 且有以爱憎之私为是非之公矣。人我之见,恩怨之分,君子所不取也”。发刊初 期,还发表过一些支持康有为保皇活动的言论,认为康的保皇是“保存名教中之 皇帝”,“保存中国固有之道德也”。其实,在军阀统治下的不公正社会,根本没 有公正可言,所谓“持论惟公”,只不过是一句空话。创刊1年后,在现实困境面 前,该报也曾坦承:“须知立言之难,莫难于今日”。以后的办报实践也已证明, 《之江日报》还是以言论获罪,以致多次停版或被查禁。
创刊时,张树屏为发刊人,经理李开福,主笔徐文蔚。1913年冬,李开福、徐 文蔚相继离去,张树屏即请浙江图书馆监理陈宜慈继任经理,曾士瀛为主笔。 曾士瀛在报上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多有抨击,于是北洋政府传话“此报不变言 论,即行查禁”。曾士瀛闻讯,拂袖而去,到之江大学当了教授。继曾士瀛任主 笔的是徐文藻。1917年,北洋政府派杨善德、齐耀珊带兵入浙,遭到浙江人民的 反对,《之江日报》也即刊文伸张民意。不久,从督军署传出要查禁该报的消息。 经理陈宜慈考虑到,报纸的言论主张难以贯彻,如果出版下去势必钳口结舌,一 旦被封禁,既失言论威信,又丧失人格,于是决定自动停刊。^①这是《之江日报》 第一次停刊,过了数月见政治空气缓和,这才恢复出版。第一次停刊时,徐文藻 出任省立第二中学校长,复刊后由王漱岩任主笔。也就在1917年,《之江日报》 副刊有个变化,先是另出1张副刊,4开4版,随正刊附送。副刊的“趣闻”、“之 江一勺”、“教育界”、“实业界”等占2个版,其余版面刊登杭州影剧院、游艺场广 告。时间不长,取消其他栏目,仅保留“之江一勺”,并作为文艺副刊名称,以后 也不再单张另印。^①
在卢永祥督浙期间,《之江日报》提倡废督裁兵,同时极力反对引孙传芳军 入浙。1924年9月,孙传芳军顺江而下时,鉴于“形格势禁,险象环生”,陈宜慈 第二次宣告停刊。此次停刊为时3个月,其间陈宜慈因被推为省议员,无力兼 顾报社事务而辞职。张树屏延请项士元任经理兼主笔,项主持社务后进行一系 列改革。首先改变该报公允中庸的言论立场,使言论日益尖锐。在报上辟“痛 定思痛之浙局”和“舆论一斑”两个时评栏目。从1924年底接事到1926年初被 捕止,项士元常为这两个栏目执笔撰文。其次,改革副刊,出专题周刊,分《青 年》、《微光》、《嘤嘤》、《工学》、《高钟》、《浪花》、《璇玑》7种,每日一种轮流刊出。 为这些周刊写稿的,多为革命青年和高校学生。此外,项士元吸收许多思想进 步的青年到报社参与采编工作。
1926年1月13日,《之江日报》报道了全浙学生大联合的消息,被省长夏超 勒令停刊2天。3月24日,《之江日报》为北京“三一八”惨案大声疾呼,因而再 次被夏超封禁,并逮捕项士元和编辑程醉春。夏超要项士元更改报名,转变立 场,项坚持不允。项士元出狱后去广州参加国民革命军,于1927年随北伐军回 到杭州,先后在《杭州国民新闻》、《杭州市报》和《浙江商报》任职。次年冬,他与 夫人王素馨及方志行等商议复刊《之江日报》。该报于1929年1月5日复刊, 社址在杭城迎紫路(今解放路),王素馨任社长,项自任主笔。1932年王病故,项 士元任社长兼总编辑,直到日本侵略军逼近杭州时(1937年冬)停刊。抗日战争 胜利后,《浙江商报》编辑邱康自任社长,申请复刊《之江日报》,并于1946年1 月3日先出8开小报,作复刊号;3月12日又改出4开4版。后因当局迟迟未 准复刊,办报经费也自感不济,便从此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