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武威汉代医简》所书的人参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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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威汉代医简》所书的人参组方

1992年11月,在甘肃省武威市柏树公社下五畦大队水利工程挖土过程中,发现规模较大的古墓。通过对墓室结构,殉葬品壶、仓、灶、井、盘等陶器的物形以及5 枚第三型五铢钱等仔细研究,判定此墓属东汉早期墓葬。


图3-4 《武威汉代医简》书影


最为珍贵的是整理出92 枚简牍(木简78 枚, 木牍14 枚), 在其上书写有30 多个较为完整的医方(图3-4)。方中运用的药物近100 种,其中见于《神农本草经》的69 种,见于《医名别录》的11 种,另外20 种属于当时应用的新品种,即有1/5 的药物是新药,说明简牍上记载着新颖而先进的内容。
简牍上所书字体基本上是隶书。隶书是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的一种字体,篆书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在结构上改象形为笔画,便于书写。隶书始于秦代,在汉魏时普遍使用。这批简牍上的文字以隶书为主兼有部分章草,仔细辨析,从书法演进角度判定,它们是东汉时代的文物。
我国考古工作中,曾多次发掘到战国至两汉、魏晋时期的简牍,但属于医学内容的不多,如《流沙坠简》收载的是1907年和1916年两次在敦煌出土的木简,属于医学方面的只有10 余枚,且多残缺不全。《居延汉简甲编》所载是1930年在额济纳河流域居延地区发现的木简,医简只有数枚。在武威发现东汉时代的医简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既往所见医简的总和,而且内容丰富,涉及范围广泛,全面反映辨证论治思想,非过去发现所能相比。
《武威汉代医简》详细记录了病名、病状、药物、剂量、服法、用药时间及其方式以及多种剂型,医与药的科学技术含量都超过既往。这批医药简牍是我国所能见到的最早医学著作之原始文物,在我国医学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在临床医学、药物学、针灸学等学科以及中药商品学、书法研究等方面都有文献价值。我国最早的医药学著作,如《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原书早已亡佚,这批简牍实物的历史地位则更为显赫。
更为可贵的是,在一枚简、两枚牍文字中,有3 个含人参的处方,这在我国,乃至世界上都是首见含有人参组方的文字记载。在人参史上,这三枚简牍的文物价值弥足珍贵(图3-5、图3-6)。
这批简牍由松木或杨木制成,所载内容,由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专业人员、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人员考释研讨,又对全部简牍作了红外线照相,故宫博物院文物描摹专业人员根据红外线照片全新摹写,形成完整的考古资料。同时收入“武威汉代医简发现与清理”的考古报告,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文献研究室专论“武威汉代医药简牍在医学史上的重要意义”,集合成《武威汉代医简》一书,于1975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来,根据一枚仅有“右治百病方”5 个字的简牍,当时认为此是简册的“尾题”。依此为据,修订后的新版,将《武威汉代医简》的书名更改为《治百病方》,在实际引用中,常以“武威汉简《治百病方》”为题加以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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