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四则》 一卷

按:杨绳武,字文叔,号皋里,吴县(今江苏苏州)人。杨绳武出身名门,祖父杨廷枢为明末复社领袖、反清志士,后殉国;父杨无咎为清初著名遗民,与徐枋等齐名,明亡后隐居不仕。杨绳武则为康熙五十四年(1715)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杨氏一门的不同人生抉择,也反映了遗民不过三代的客观现实。
绳武以古文称于时, 著有《古柏轩文集》,编选有古文总集《文章鼻祖》。王昶《与沈果堂论文书》云:“迩者杨文叔、蒋迪夫相继逝,于时能以古文鸣,盖非先生莫属也。”将杨绳武视作可以代表一时最高成就的古文家。
作为科举出身的文人,杨绳武有义务推广当时的官方文学政策。《论文四则》篇幅短小,主要是阐述雍正“清真雅正”的御定文章政策。开篇便云:“皇上圣谕,实为千古论文之极则也。”杨绳武认为“知孟子之所以为醇,太史公之所以为洁,可以得清真雅正之所从入矣”,将《孟子》《史记》作为文章达到清真雅正的途辙。此书对于明、清时文发展史亦有论述,认为明代时文开端于成、弘之际,隆、万之际有所变革。启、祯之时,名家辈出。延至清初,时文之风多雄浑、深厚,是因“国家元气萃于是时也”。杨绳武在《论文四则》中的时文史论,可与其《钟山书院规约》中的时文论对读。杨氏曾于雍正年间任上元县(今属江苏南京)钟山书院院长,其间为书院制定《规约》十一则。《论文四则》则为其任杭州敷文书院讲席时所撰,杨复吉《钟山书院规约跋》云:“皋里先生讲敷文书院,著有《论文四则》,语皆创获,实为制艺之津梁,业钞入《广编》。今于钟山书院会课中得此规约,厉志勗学,备见诱掖后进之心,非好为人师、趋利若鹜之流所可同年语也。”^[1]
《钟山书院规约》中有《论制义得失》一则,与《论文四则》中的时文论相仿佛,而文字更多。于《钟山书院规约·论制义得失》中可以见出《论文四则》的撰述背景及其引而未发之义。《论制义得失》论制艺的起源云:“制义之体起于宋,而明代用为取士之制,本朝因之。洪、永之时,规模草创,元气浑沦。至成、宏而称盛。成、宏、正、嘉之文,理胜而法具。隆、万之文,法密而才寓。天、崇之文,才盛而法变。国初之文与天、崇相上下,而加以廓清摧陷之功,故其时为极盛。后此风气递变,作者代兴。要未有能驾乎其上者也。”^[2]此段对明代及清初时文的论述,与《论文四则》大致相似。《论制义得失》进一步指出了康雍以来时文发展的两种弊端,即“近二十年来文章之病有二”,其一为“枯槁其面目,钝置其心思,开卷索然,了无意味”,这是“假先辈之病也”;其二为“臃肿其支体,痴肥其肠胃,掩卷茫然,不知何语”,这是“烂时文之病也”。此二种时文之弊的出现,也正是杨绳武撰作《论文四则》的背景。对于救弊之法,《论文四则》提出以雍正的“清真雅正”为极则。而“清真雅正”作为文章风貌,并不能展示出具体的行文法则,这在《论制义得失》中得到了补充。《论制义得失》提出救弊之法在于“培其本而澄其原”,亦即“多读书”之谓。杨绳武认为多读书则可以“熟于古人之义理,娴于古人之法度,而有以得古人之议论识见、气味骨力”,如此,则可以实现时文“清正雅正于是乎出”。
杨绳武重视经书之根柢作用,在《论文四则》中推崇向经书学习:“唐宋八家根柢皆从经出。”在《钟山书院规约·论古文源流》中则更进一步阐述了其以古为尊的理念:“今人言古文者,动称八家。不知八家之于古文,委也,非原也。古文之原,当溯诸经,尤溯诸经之最先者,经莫古于《尚书》,亦莫高于《尚书》……《尚书》,千古文字之祖也。”^[3]八家源出经书,经书又以《尚书》为最古,故将《尚书》视为文章之根柢,打破了“以古文为时文者”多学八家的局限。
总体而言,杨绳武《论文四则》是清代较为细致阐述官方“清真雅正”的文章导向的文话。不过全书篇幅过简,而杨绳武《钟山书院规约》中的相关文章学内容,则有助于对《论文四则》的产生背景及理论的进一步理解。
《论文四则》有《昭代丛书》戊集本,《丛书集成续编》据此影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