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独立报业的成长和《泰晤士报》

18世纪后期,英国先于其他国家开始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工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队伍在壮大。工商业进一步繁荣,广告日益增多,这些都给报业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带来了活力。尤其重要的是,尽管许多报刊仍然保持一定的党派背景,但是报业独立自主的倾向日益增长。这段时期比较著名的报纸有:
《手艺人报》1726年在伦敦创刊,创办人是作家阿姆赫斯特(Nicholas Amhurst)等人。1731年,该报的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半数以上,是世界上最早实现以广告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报纸。该报发行至18世纪末。
《每日广告报》(1730—1807)。这是一份商业性报纸,除了广告之外,适当刊登经济消息、商业行情、金融行情以及社会新闻,开创了依靠广告收入而自立的先河。
《公众广告报》(1752—1798)。这是由著名出版商亨利·伍德福和他的儿子桑普林·伍德福出版的日报,1769年前后因连载批评国王的“朱尼尤斯信件”而名噪一时。
《早晨纪事报》(1769—1862),桑普林·伍德福的弟弟威廉·伍德福创办的日报,由于迅速报道国会新闻而为社会瞩目。1789年伍德福退休后报纸三易其主,一度为辉格党的机关报,但在报道国会以及报道法国大革命等方面一直颇有影响。
《晨邮报》(1772—1937)。该报1795年后在著名报人斯图亚特经营下,强调经济自立,提高新闻的趣味性,因而声誉日增。斯图亚特当时就已提出“广告既能增加收入,又能吸引读者,增进发行;而发行增加,又可吸引更多广告”这样的经营思想。
在上述报纸开创的报业独立化趋势下,18世纪末另一份报纸脱颖而出,其影响远远超过同期其他报纸,成了英国资产阶级非政党报刊的主要代表。这便是《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于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原名《每日环球纪录报》(Daily Universal Register),这家日报的第一版全部用于刊登广告,在伦敦发行的日报中毫无特色。1788年,简称为《泰晤士报》(The Times)。创办人是煤炭业和保险业资本家沃尔特第一(John Walter I)。他创制了连体活字(Logography),希望取得政府专利,就动脑筋来印日报,作为一个试验和宣传的场所。在编辑方针方面,商人出身的沃尔特第一也有自己的特色。沃尔特第一写道:“时代的《纪录报》是各种情报的忠实记者,它不应被某一个题目占领大量的版面,而应像一桌丰盛的酒菜,有适合每个人口味的菜肴。”《泰晤士报》创刊号上有十栏广告,只有三栏新闻,还有三栏关于新报纸的介绍,注重商业性信息的报道初现端倪。事实上,《泰晤士报》上刊登的关于航运和商业方面的消息比其他报纸都要多,而政治、文化的消息却比较少。沃尔特第一坚持认为,只有迅速、全面地刊登时代的各种情报,如国会辩论、各国动态、商业金融行情,并作公正详细的报道,《泰晤士报》才能赚到大钱。
沃尔特第一也难逃英国政府当时的控制网络。为了使报纸能够生存下去,他每年也接受政府的补贴(每年300英镑),他的公司还获得了有利可图的政府海关合同,所以沃尔特第一在许多问题上充当了政府的传声筒。为了报答政府,《泰晤士报》在政治上支持政府,早期的《泰晤士报》曾连篇累牍地报道有利于政府的政治新闻,攻击法国革命和在英格兰出现的任何激进主义。1789年7月,《泰晤士报》详尽报道了公众关心的法国大革命的情况。1792年10月,《泰晤士报》又因刊出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出逃被捕、受刑处死的消息,销量直线上升。至1793年时,《泰晤士报》的销数已增加到了4000份,这是以前任何报纸都不曾达到过的一个数字。
1803年,沃尔特第二接管《泰晤士报》时才26岁。他是牛津大学的高才生,读过商科,懂经营、会管理。他上任伊始,便致力于对《泰晤士报》进行全面的改革,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就是开始实行一种办报独立的原则,率先在英国打出了报刊“独立于党派之外”的旗号,这一原则实行的第一步就是该报开始建立一个独立完善的国内外新闻报道情报网络。在言论方面,它标榜独立,通过遍布全国的记者网经常了解各阶层的情绪和意见,以此作为评论的依据,因此逐步成为舆论界的重要力量。1805年,《泰晤士报》首次出版号外,报道奥地利前线的将军向拿破仑投降的消息。1807年1月,沃尔特第二派出了自己的第一个、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驻外记者——亨利·克雷布·鲁宾孙,把他派驻到汉堡附近的阿尔托纳城。1809年,《泰晤士报》首先获得并公布了德奥缔结的《费里辛克条约》,当时这一条约的缔结连英国政府都不知道,经急电与驻法大使联系,方才证实。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的消息也是《泰晤士报》最先在英国报道的。出色的报道,重要的独家新闻使《泰晤士报》销路大增,从而在经济方面可以依赖广告和发行的收入做到自给自足,逐步摆脱了官方所谓的“资助”。
最有开创性的是《泰晤士报》终止了政府的津贴,敢于在言论上与当局相对抗。1810年,当英国政府照例提供给《泰晤士报》津贴,并希望获得该报默契合作时被沃尔特第二拒绝了。他在这年2月10日的一篇社论中规定了该报的独立原则,他写道:“报纸继续支持当权的人,但是不允许他们以捐助来报偿报纸的偏袒,因为主编认识到,那样,对任何他可能认为有害于公众福利的行为,他就会丧失了谴责的权利。”
沃尔特家族传了四世,掌握《泰晤士报》连续114年,经营该报到1908年,在新闻传播史上创下一个罕见的纪录。《泰晤士报》业务上成功的秘诀是沃尔特第二知人善任、网罗精英。在沃尔特第二主持该报期间,开始时,他自任主编,1817年,《泰晤士报》建立总编辑制度,巴恩斯受聘为第一任总编辑,在这以前,老板、总编辑和经理之间没有明确分工。总编辑制度建立后,该报聘请学识丰富的人任总编辑。这是报业体制的一大改革。英国和其他各国的报纸后来也仿效该报,建立了总编辑制度。两位出类拔萃的主编——托马斯·巴恩斯(Thomas Barnes)、约翰·德莱恩(John Thadeus Delane)为《泰晤士报》的成功立下了汗马功劳。前者主持《泰晤士报》25年,后者主持35年,在这60年中,《泰晤士报》的崇高威望和独立地位,被牢固地奠定了。该报关于独立报业的性质、自由度、职能的权威性的相关阐述,给予英国乃至世界报业以深刻影响。《泰晤士报》的社论曾强调“报纸就是靠透露消息而存在的——它每日而且永远求助于进步的舆论力量,可能时预测局势的发展,在通向未来的道路上首当其冲”。它认为报业的职责就是“调查事实,并根据坚定不移的原则,把这种做法运用于世界事务”。该报社论强调:“我们认为,这个国家的舆论(其他一切是无力对抗的)有权要求不仅对我国自己政府的行为,而且也对地球上每个政府的行为自由发表评论……我们确实渴望参与世界的治理……但是我们所谋求的权力只是利用语言和理智的力量对人们的思想自由地施加影响。”
1834年,11月15日《泰晤士报》发表墨尔本内阁倒台的独家新闻。新任首相比尔的就职宣言,是该报总编辑巴恩斯协助撰写的,发表在12月18日的《泰晤士报》上。
1841年,德莱恩出任《泰晤士报》第二任总编辑,任职35年,是该报历任总编辑中任期最长的一个。德莱恩为将该报办成高级报纸做了很多努力。1851年,德莱恩在《泰晤士报》发表文章,论述新闻自由和报人的作用。他主张报纸应摆脱政府和政党的影响,独立地发挥作用。同年12月25日,《泰晤士报》发表阿伯登新内阁名单的独家新闻。
在德莱恩执掌权柄期间,《泰晤士报》对英、法、俄国1854年至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报道使该报的声誉和威望达到了顶峰。报道这次战争的首要人物就是德莱恩和该报首席战地记者——也是世界上被誉为“第一位伟大的战地记者”的威廉·霍华德·拉塞尔(William H. Russel)。拉塞尔到俄国实地采访克里米亚战争。1854年冬来自俄国战争的目击报道在《泰晤士报》上陆续刊出,引起读者们的注意,其中最出色的一篇是他在塞瓦斯托波尔港的一个高地上,俯瞰500名英国轻骑兵冲入死亡之谷,场面惨烈无比。1855年,拉塞尔从克里米亚前线发回连续报道,揭露英政府由于后勤工作失误而造成前线士兵饥寒交迫、病号增多的惨状。总编辑德莱恩亲赴前线核实材料,回伦敦后在发表拉塞尔报道时配以社论,严厉批评政府。结果远征军司令罗格兰被撤职,阿伯登内阁也因之倒台。
1855年6月,英国政府决定废除报纸“印花税”,《泰晤士报》即将其每份报纸定价由7便士降至4便士,从而使报纸的销数剧增至6万份,它的记者活跃在世界各地,《泰晤士报》继续雄踞英国报坛之主的位置。
1878年8月16日,8万多工人、市民和资产阶级集会于曼彻斯特的圣彼得广场,向国会请愿,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取消《谷物法》和禁止工人结社的法令时,托利党人的政府出动大批军警使用武力驱散请愿队伍,结果死者11人,伤者60余人。《泰晤士报》对这件事以版面七栏的篇幅加以报道,并配以社论,称之为“彼德罗之役”(The Battle of Peterloo)。紧接着,以首相卡瑟而累为首的托利党人政府在国会的支持下颁布了“六项法令”,禁止50人以上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对一切出版物每份征税4便士;禁止出版亵渎上帝和反政府的任何书刊;凡写作、印刷、出版、销售反对政府书刊者都处以徒刑或流放。
1887年,《泰晤士报》在乔治·巴克尔主编手下发生了一起很大丑闻,严重地损伤了《泰晤士报》的威望和元气,在这一年,《泰晤士报》为了打击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首领查尔斯·帕内尔,轻易地相信了一个爱尔兰骗子理查德·皮格特的话,用1780英镑的高价从他的手里买下了一批信件,这些信件的内容显示帕内尔对爱尔兰恐怖分子的一次残暴的暗杀活动负有责任。为了打击爱尔兰自治运动,《泰晤士报》没有经过审慎的核实,就匆忙草率地以显著的版面发表了一组题为“帕内尔主义与罪行”的文章,并把上述信件作为帕内尔犯罪的原始证据陆续加以刊登,掀起了耸人听闻的连续报道和声讨帕内尔的舆论浪潮。然而,由国会授权组成的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经过缜密调查后却宣布,这些信件纯属伪造,骗子皮格特畏罪潜逃,最后在被捕前夕自杀。查尔斯·帕内尔控告《泰晤士报》犯有可恶的诽谤名誉罪,法庭判决《泰晤士报》无条件地撤销这些信件和相关文章,公开在报上向帕内尔道歉,并赔偿了帕内尔5000英镑的名誉损失费,加上调查委员会和法庭的一切开支,《泰晤士报》总共为此案付出了25万英镑,这笔巨款使《泰晤士报》陷入了债务的泥潭之中,更可怕的是报纸声誉上的巨大损失,这是难以用金钱来估算的。
1908年,《泰晤士报》由于经营亏损,沃尔特家族被迫将该报卖给了它所不屑的英国黄色报业大王——新报业领袖之一的哈姆斯沃斯(北岩爵士)。对于《泰晤士报》来说,落入哈姆斯沃斯之手,确实标志着一个时代、一个传统的结束。
《泰晤士报》有一种特殊的赋性,它是一个国家的公器(A National Institution),报纸只有在成为公器时,才有资格对国事世局提出看法和主张,它们被授予“第四阶级”的尊称,并非所有的报纸都可成为公器。《泰晤士报》是一份非党派的报纸,并无明确的政党背景,但同样有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它是工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和统治集团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因而能在工业革命后的政治形势下,成为影响英国政局的重要力量。当时大英帝国正处在上升时期,因此,《泰晤士报》在国外也有很大影响,它的驻外记者常被视为“第二大使”^[1],所刊发的的国际报道常常使有关国家刮目相看,不得不掂量一下它的分量。就政治立场而言,《泰晤士报》以保守著称,但也常常改变态度。马克思于1861年这样评价该报:“英国人民靠阅读《泰晤士报》参加对自己国家的管理。”“这是一位有名望的英国作者就所谓英国的自治制度发表的意见,这一意见只有在涉及王国的对外政策时才是正确的。至于国内改革,就从来没有在《泰晤士报》的支持下实现过;相反,《泰晤士报》在确信自己完全无力阻挠实现这些改革之前,是从不停止反对它们的。天主教徒的解放,议会改革法案,谷物法、印花税和纸张税的废除,都可以作为例子。每当改革的拥护者胜利在握时,《泰晤士报》就来了一个急转弯,从反动阵营溜掉,并且能想出办法在紧要关头和胜利者站在一起。”^[2]
英国的日报自出现时就有一个惯例,即星期日不出报纸,这样便需要有专门的星期日报。1779年,英国第一家星期日报纸《星期日箴言报》创刊。1788年,《明星及晚广告报》在伦敦创刊,创办人是斯图亚特(Peter Stuart)。该报是英国最早的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