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孙子》的著录与流传

据现存文献资料记载,《孙子》一书最早见于《史记》载述。《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云:“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可见当时称是书为“十三篇”。此后,历代对其书均有著录。其源流大致如下。
西汉时期是《孙子》书正式见于著录的重要开端,也是其书基本定型和开始流传的关键阶段。当时朝廷对兵书进行了三次大的搜集和校理。第一次是汉初“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1]。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2]。颜师古注云:“捃摭,谓拾取之。”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3]。这三次兵书整理,都包括了最重要的《孙子》一书。尤其是第三次,它对于传世本《孙子》篇名、篇次的排定,内容的厘正,文字的校定,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校书之事,由刘向总其成。他曾为整理校订后的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叙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著录书名和篇题。根据其这一性质,我们可以推断《叙录》是古代目录书中著录《孙子》的第一部。刘向卒后,其子刘歆继承父业,“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4]。因此,《七略》也当著录有《孙子》。同时,需指出的是,经过刘向、任宏的校书,《孙子》遂形成定本,并由国家收藏。
《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其对《孙子》有明确之著录,“《吴孙子兵法》82篇图九卷”,称“吴孙子”是为了有别于“齐孙子(孙膑)”。至于其篇数缘何由司马迁所言的“十三篇”(包括汉简本的提法)增至82篇,且附有图卷,原因不外乎二:一是自刘向到班固的百余年间,人们对《孙子》不断增益的结果,使其篇数大大膨胀;二是人们重新编纂篇次所致。我们认为,当以第一种因素可能性为大。故三国年间曹操注《孙子》,即指明宗旨:“世人未之深亮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故撰为《略解》焉”^[5],汲汲于恢复《孙子》之原貌。
曹操之《孙子注》,系现存世的《孙子兵法》最早注释本。其注简明切要,具有很高的军事学术价值,问世后即备受人们的称誉推崇。其注为三卷十三篇,正与阮孝绪《七略》著录《孙子》三卷相契合,这说明曹氏乃是就太史公所云《孙子》十三篇作注,至于孙子之佚文和他人所增附的内容则阙而不论。这亦从侧面进一步证实“十三篇”才是《孙子》的主体。曹操注《孙子》后,有《六朝钞本旧注孙子断片》,不知何人注本,日人香川默识《西域考古图谱》曾予收录。需附带指出的是,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期间,人们通常以“兵法”来特指《孙子》这部兵书。其正式命名为《孙子兵法》当属隋、唐以后之事。虞世南《北堂书钞》、李善《文选》注均称引“《孙子兵法》”,即一明证。
《隋书·经籍志三》著录有“《孙子兵法》二卷,吴将孙武撰,魏武帝注,梁三卷”,“《孙子兵法》一卷,魏武、王凌集解”,“《孙武兵经》二卷,张子尚注”,等等。还提到了孟氏、沈友诸人注释解诂。由此可见,《孙子》在唐初已有多种注解本。但从其篇幅看(少则一卷,多则二卷),当未尝逾越“十三篇”的范围,或以曹注整理本为底本使然。
唐代以降,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印刷技术的进步,《孙子》的流传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对《孙子》的尊崇有增无减,习学《孙子》成为较普遍的社会风尚。注家蜂起,各种单注本、集注本以及合刻本纷纷面世。尤其是在宋代,当时统治者有憾于国势积贫积弱,痛心于边患屡起迭至,出于扭转改变这一颓败局面的目的,便以较大的注意力投入军事领域,提倡研读兵书,探求富国强兵之道。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正式将《六韬》、《孙子》、《吴子》、《三略》、《尉缭子》、《司马法》、《唐李问对》诸书勒为一编,号曰《武经七书》,颁行于武学,为将校所必读。《孙子》自此而成为国家钦定的武学经典著作。此种情况一直沿袭至明清而不变,如清代“武试默经”,依然是“不出孙、吴二种”^[6]。
与此相应,对《孙子》的著录也成为历代各类公私目录书编写时所关注的重点之一。《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明史·艺文志》等“正史”,以及《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崇文总目》、《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等公私目录书,对《孙子》的各种版本、注家均有详略不同的著录。据不完全统计,唐宋以来,为《孙子》作注者不下二百余家,存世的亦在七十家以上。其中著名的注家,在隋唐时期有孟氏、李筌、陈皞、贾林、杜佑、杜牧等;在宋代有张预、梅尧臣、王皙、施子美、何延锡、郑友贤等;在明代有赵本学、刘寅、李贽、黄献臣等;在清代则有邓廷罗、顾福棠、朱墉、黄巩等。可谓名家辈出,蔚为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