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银行假日法案》的实施

我们可以认为,休闲时间指工作、休息、个人和家庭事务之外所剩余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休闲活动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看电影、上剧院、读书看报、打牌下棋、聊天、听音乐、散步、聚餐、旅游、上网、泡吧、体育健身,等等。旅游与休闲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休闲时间是旅游的必要条件,没有可自由支配的休闲时间,就不可能进行旅游活动。休闲又可分为户内休闲和户外休闲,而作为户外休闲的旅游活动被看作是休闲活动最主要的形式和手段,而且是综合性强、高层次的休闲活动。因此,闲暇时间(即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多少及其支配方式,是反映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之一。缩短生活和工作的必须时间、增加闲暇时间是推进包括旅游在内的各种娱乐休闲等精神消费的必要条件。为此,F. M. M.路易斯、S. R.帕克和L. J.利克里什做了两次调查,发现在被抽样调查的人员中,“73%～77%的人认为休闲只是指‘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你所喜欢做的事情’的这么一段时间;14%～16%的人认为休闲指的是‘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还有5%～11%的人则认为休闲是指‘除了工作维持生命所必须做的事情(例如吃饭和睡觉)之外的所有时间’。”^[1]美国学者A.马西森和G.沃尔则干脆把休闲简练地定义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2]。然而,在1870年代之前,对于许多劳动者而言,即使经济收入已经不再阻碍他们加入到旅游度假的行列中来,他们还受制于有限的自由支配时间。
在19世纪最后25年里,《工厂法案》在纺织业工人以外的所有工人中间实施。1850年的《工厂法案》保证了纺织厂工人周六半天的休假权利,但同时将半个小时加在其他工作日,这样工人每天工作时间为10.5小时。这一法案先后在其他行业得以实施——1860年在漂白与染色行业,1861年在针织行业,1864年在陶器制造业、火柴制造业、雷管制造业、枪弹制造业、染纸业及麻纱布裁切业。然后在1867年,《工厂法案》将“工厂”定义扩大到把英格兰与威尔士的绝大多数工业企业都包括在内;同时,一项《工场法案》(Workshop Act)也针对那些雇用不足50名工人的工场制定出来。在1874年,一项法案将纺织业工厂的周日工作时间从10.5个小时减至10个小时,星期六则从7个小时减至6.5个小时,这样就将每周的工作时间从60个小时减至56.5个小时。^[3]虽然到了1870年代初,许多工厂都按照《工厂法案》的规定实行星期六半天假,但是,即便如此,星期六也得辛劳地工作半天。工人们往往利用星期六剩下的半天时间就地放松消遣,因此是不可能出门旅游的,而礼拜天外出游览又受到教会内外人士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对大多数工人来说,出门旅游度假仍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最多也只能偶尔参加一日游游览活动。
综观工作时间的变动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从1850—1950年的100年间,工作时间的变动过程集中地经历了三个阶段:1870年代初期,1919—1920年与1946—1949年。大体上说,9小时工作日是在第一阶段实现的,争取9小时工作日的运动开始于1850年代的建筑行业,但成效有限。直到1870年代初期,随着经济的繁荣,建立了工会组织的行业取得重大突破,实现了每周工作54小时的目标,并且基本上能够在随后的经济萧条期间守住了这一工作时间标准。^[4]正是在工作时间缩短的基础上,1871年的《银行假日法案》才有实施的可能。
1871年的《银行假日法案》(即《公共假日法案》)的实施,标志着国家朝着承认和规范民众的闲暇权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虽然在刚刚开始时,《银行假日法案》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然而,当码头、海关、国内税收局、加盟商店等到了1875年都实施《银行假日法案》时,它的影响迅速扩大,除了工厂之外,其他行业和部门都积极实施星期六休假制了。一位名叫贝克的工厂督察员说道:“越来越多的行业都实施《银行假日法案》了。一到星期六,所有的商店都大门紧闭……”^[5]
《银行假日法案》自1871年通过后,它就成为一件全国性的大事。它把隐藏在民众中追求娱乐的巨大潜力释放了出来。当时的《泰晤士报》对伦敦民众的出游作了如此的报导:“路上挤满了骑自行车出游的民众,内河汽船和游船将成千上万伦敦游客运往邱园(Kew)和泰晤士河上游地区。伦敦的公园拥挤不堪;动物园和植物园吸引了大量游客;大批游客从早到晚源源不断地前往巴特西公园(Battersea Park)观赏品种繁多的花卉;参观印度和锡兰(Ceylon)展览的游客也是川流不息……”在《银行假日法案》实施后的25年里,成百万的人们在其规定的那天出游成为英国夏日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火车满载着一日游游客前往海滨、乡村和度假地。为此《每日新闻》评论说:“这个法定假日确保了千千万万的人们能够享受到清新的夏日空气和夏日的阳光;不然的话,人们就无缘见识到乡村金黄的麦田和金光灿灿的夏日树林了。”^[6]
在伦敦的哈克尼区(Hackney),一位牧师报告说:“本地区在法定假日那天几乎空无一人。不但男性,而且女性也消失了。” 一位观察家认为,这种法定假日有助于将人们从酒馆里吸引出来。然而,工人们却有擅自延长假日的倾向,在假日之后一两天之内赖着不上班,这最让工厂主愤怒。“法定假日后的第一天、甚至两天之内都无需开工,因为没有工人会来上班。”因此这些工厂主诅咒这种全体人员同时度假的方式……但是,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目击者不得不承认,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伦敦的普通人之间,当他们询问生活上的问题时,他们总要加上一个新问题——“我们该怎样娱乐一番?”^[7]毫无疑问,旅游休闲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总体而言,从19世纪中叶以来,英国人的假日逐渐增多,闲暇时间相应地增加,从一般工人到政府职员,都获得了一定的闲暇时间。于是有钱有闲的人们模仿中上层阶级,逃离空气污秽、环境肮脏的城镇,到海滨追求健康与娱乐,到乡村去漫游。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广大民众加入到海滨旅游度假的行列,他们成为海滨旅游度假的主要群体。到1914年,参与海滨旅游度假的旅游者达到了400万人次。^[8]为此,詹姆斯·沃尔文感叹道:“广大民众也只有在具备更多的闲钱和更多的闲暇时间之后,他们旅游休闲的潜力才会被充分地挖掘出来。”^[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