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经》对东北的描述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产生年代约为西周初至春秋中叶,《诗经》中涉及东北的诗篇主要集中在《商颂》之中,《商颂》共有五篇,分别是《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卷二十八引《礼记·乐记》郑玄注:“商,宋诗也。”据朱熹《诗集传》所记,商始祖契为舜司徒,封于商,传四世至汤而有天下,其后历数代迭兴,直至殷末商纣无道,为周武王所灭。商亡之后,周武王封商纣庶兄微子启于宋,修礼乐以承继商绪,其地在《禹贡》徐州泗滨,西及豫州盟诸之野。然而后世君王或有政事懒怠,不修祭祀朝聘之事者,商之礼乐散失颇为严重。历七世至宋戴公时,大夫正考甫于周太师处得《商颂》十二篇,以《那》为首篇,诗歌主要内容是商民族的历史发展,至孔子编撰修订《诗经》时只余五篇。从《商颂》的描述来看,商朝时已开始对东北辽西地区进行开发。
《商颂·玄鸟》篇讲述了商的民族起源神话,其文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据考证,“殷土”即为今之东北,由《淮南子·地形训》“东北薄州曰隐土”,以及《列子·汤问》“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可证。以“芒芒”形容,可知东北的广袤大地予人以旷远苍茫感受,这是关山阻隔的地理距离所造成的印象,亦是讯问难通而致的模糊神秘的心理感受,更是将商民族起源置于寥廓恢宏的历史时空之中,使人顿生神圣之感。
此篇颂所祭祀的对象是高宗殷王武丁,开篇言及玄鸟降商始祖契之事。玄鸟实际上是商民族的图腾,据后世史学家考证,商族起源于环渤海地区,而鸟崇拜普遍存在于东方民族神话中,亦可证殷商与东北之关系。《礼记·表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以玄鸟生商的神话,佐证商族兴起是秉承天命,所谓“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既是殷人神巫思想在历史阐释中的反映,同时也是民族自信心的体现,并以此增进民族的凝聚力。既然商有天下乃是乘天命得之,这就为下文叙及武丁在武功文治上取得的功绩做了铺垫,说明武丁的功业同样是天命在商的体现,颂诗由追溯商始祖契之神奇出身,到颂赞商汤建国,再到称颂武丁中兴的历史功绩,章法结构极为严谨,而“芒芒”之形容,与下文“四方”“九有”“千里”“四海”诸语呼应,有总揽全局睥睨天下的辽阔视野,行文颇具气势。
《商颂·长发》叙述殷人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其中也提到了东北,“浚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娥方将,帝立子生商。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翦伯赞先生在《殷族与史前渤海系诸氏族的关系》一文中对“有截”地名进行考证,认为“有截”在海外,即今渤海之北。从《商颂·长发》的思想内容来看,是宋之民族思想的反映,通过追念先祖功绩以振奋国人。作于同一时期的《商颂·殷武》将这种心态表露得更为明显:“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古今学者治《诗经》,多以《鲁颂》和《商颂》并提,不仅因为二者产生的历史背景相似,更因其二者皆是霸主意识的产物。
《诗大序》言:“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商颂》首二篇《那》和《烈祖》是对于诸侯助祭场面的描写,亦可证《商颂》为祭祀殷人先祖的祭歌。《商颂·长发》的祭祀对象是商王朝创建者成汤,以伊尹从祀。颂诗先述商族先祖契、相土等的奠基之功,次叙成汤受命而有天下以及讨伐夏桀的历史功绩,末叙贤相伊尹辅佐成汤亦是天命属商的表现。由于《商颂》是讲述先祖事迹,因此言辞固然有所夸饰,但其敬宗畏祖的情感仍然是真诚无隐的。《商颂》中所记主要为殷商立国初期之史事,正是殷政权四处征战、开疆拓土的历史时期,所称颂的商民族始祖也是能征惯战的英雄人物,颂契为“桓拔”,颂相土为“烈烈”,颂汤曰“莫我敢遏”,颂后王曰“勿予祸適”,颂武丁曰“挞彼殷武”,《商颂·长发》诗中所言相土为商始祖契之孙,商民族在其领导下向边地四方大事征伐,疆土不断扩大,今大凌河一带即为古代商之疆域范围。
明末学者王夫之在《诗广传》卷五中评论《商颂》的语言风格:“词夸而不慙,音促而不舒,荡人以雄而无以养。”^[1]此论所出是由于《商颂》极言武功而略于文化,这是宋人霸主心态流露而不知收敛的结果。宋人对武力的过分炫耀已远离了殷商治政之道的原意,因此孔子曾感慨:“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礼记·礼运篇》)对此王夫之有一极为恰切之比喻:“察鸟于远,以为燕也,传之则以为蝠也。察鱼于渊,以为鲦也,传之则以为蛭也。精意失而余其迹,犹无余也。”^[2]因此夏朝灭亡时没有如同宋人这样的待迁之顽民,周朝灭亡时没有伯夷叔齐这样的饿死首阳之义士,殷虽亡于纣之暴政却能有此,是商朝施行宽政仁德的缘故,因此王夫之以为《商颂》对于武力的夸耀并非“商之旧”也。
而《商颂·长发》算是一个特例,其不仅宣扬了商族先祖相土、成汤等人的赫赫武功,还称美成汤施行的德政,中和了商颂中描述征战杀伐的暴戾之气,使得成汤成为与尧舜禹齐名的圣主贤君,为后世儒者所颂赞。孔子就曾引《商颂·长发》诗句赞郑国贤相子产之为政,事见《左传·昭公二十年》,子产有疾将死,嘱咐继任者“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孔子听闻此事后,引《商颂·长发》中诗句“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赞颂子产的施政之道宽猛相济,由是政和。
《大雅·韩奕》反映的是周朝时在北方封韩侯的历史:“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献其貔皮,赤豹黄罴。”韩侯的封邑远至东北地区的秽貊族,秽貊族依濊水而居,濊水在今天辽宁省凤城以东,也就是说他们生活的区域在东北的南部和西南部。《大雅·韩奕》作于宣王元年(公元前827年),宣王平乱之后,韩侯朝周请命,《大雅·韩奕》所记即为此事。韩侯属地为东夷之国,毗邻燕国,因此燕国曾助韩国扩建都城,而从韩侯所贡方物貔皮,赤豹,黄罴等来看,也确实为东北地区的特有物产,因此韩侯之国部分疆域在东北地区是符合史实的。
关于《大雅·韩奕》的作者和创作背景,《毛诗序》称:“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锡命诸侯。”朱熹《诗集传》卷十八中亦提到:“韩侯初立来朝,始受王命而归,诗人作此以送之。”这里所说的尹吉甫即兮伯吉甫,是西周末年著名诗人,同时也是中国最早的名姓可考的诗人。尹吉甫曾任周宣王师尹,以卿士掌内史、治策命,还曾率军北伐玁狁,入淮平夷,实为文武全才,《小雅·六月》对他予以极高评价,所谓“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燕喜,既受多祉”,晚年因谗遭流放,为周幽王所杀,葬于房陵。《大雅·崧高》末章说他:“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另《大雅·烝民》末章:“吉甫作诵,穆如清风。”除此三首以外,署名尹吉甫所作之诗还包括《大雅·江汉》《小雅·六月》等。
从尹吉甫所作诗歌的思想内容来看,大部分已脱离西周中期以来“变风”“变雅”怨刺讽谏的现实主义风格,而以政治颂赞诗为主。如《大雅·崧高》:“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万邦,闻于四国。”《大雅·烝民》:“四牡骥骥,八鸾喈喈。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大雅·江汉》:“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大雅·韩奕》的风格亦同此类,皆是称颂宣王时期的政治气象,赞美宣王有兴衰拨乱之功。然而正如侯外庐先生所言:“宣王的‘中兴’政策,证以《小雅》记载的出兵远征的诗章,是企图利用扩大和外族战争的矛盾而和缓内部危机。这一政策,不但没有成功,而且反把内部危机扩大了。”^[3]周宣王之后国势衰颓之相渐趋显露,终致幽王之乱,西周覆亡也证实了这一点。而尹吉甫作诵诗,表明文学的政治功用对诗歌风格产生重要影响,也由此开启了春秋时期文学功利化、实用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