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物色》折射出的生存状态

《物色》不仅反映了刘勰的自然观,而且折射出中国古人的生存状态。与现代人的线性时间和碎片化的空间不同,他们有着完满的时空体验。自然物色的变化让人感受到时间的流动,蚂蚁走动,螳螂觅食,这些小生命都联结着时间的律动,更别说春林雨雪代表着的典型季节变换了。微虫、黄鸟、桃花、杨柳、清风、明月、白日、春林、雨雪、嘒星……构成丰富的自然景观,形成完满的生态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与生存空间里,人们怎会不产生浪漫主义的遐想,充沛饱满的情感,酝酿出一首首美妙的诗篇?
“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物色》),这是怎样的一幅和谐动人的画面?重重叠叠的山峦,弯弯曲曲的绿水环绕,各种各样的树交杂相映,天边的白云聚散离合……自然的优美婉转,如诗如画,为古人营造出一个诗意的栖居之地,这是远离喧嚣与污染的纯净世界,故而能激起诗情。丹纳在《艺术哲学》里对希腊有这样的描绘,“希腊境内没有一样巨大的东西;外界的事物绝对没有比例不称,压倒一切的体积”,“希腊是一个美丽的乡土,使人心情愉快,把人生看作一个节日……”^[1]正是希腊优美和谐的自然环境,孕育了希腊人活泼的精神与优雅的艺术气质。这也同样可以说明中国古代和谐美好的自然环境,对于艺术与审美的积极影响。古人的生存环境里,没有灯红酒绿,车马喧嚣,没有现代通信,视听娱乐,自然世界鲜有人工穿凿的痕迹,保留着原始而清新的风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华秋实,四时往复,人们感受着时间的流动,物色的变换,内心多了份宁静平和,少了现代人的浮躁与迷茫。因此,他们能够在诗句里惟妙惟肖地描摹物色,描绘自己特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特的人生体验。
刘勰对自然景色的讨论并不限于《物色》篇,《原道》有大量关于天、地等自然物色的描写,壮美绮丽。“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原道》)。这就是古人的生存世界,一切源于神秘不可知的“道”,自然的神奇壮丽,物色的美妙可感,都与人们的生存生活融为一体。自然的瑰丽启发着人们去寻找背后的奥秘和真理,引领着人们在诗性的世界思考和表达。《神思》有“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物我交融,只有将自然物色纳入胸怀,真切地去感受自然事物的那分姿态,才能描绘出最真实生动的样子。体现着生命意识的自然观贯穿着《文心雕龙》的始末,壮美绮丽的自然是古人赖以生存的环境,也是文学艺术最重要的土壤。自然与文学的亲密关系,是古人生存方式的表现,也是人的自然身心不受约束与压抑的完满状态的呈现。
《诗经》时代,尽管人们还没有独立的自然审美意识,但用于起兴、作比的物色描写可谓比比皆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杨柳“依依”之姿,雨雪“霏霏”之态,映衬着主人公遭遇离乱的荒凉心境,仿佛两幅对比强烈的图画。《秦风·蒹葭》呈现了如梦如幻的诗意画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萋萋,白露未晞”,“蒹葭采采,白露未已”,“苍苍”“萋萋”“采采”均是形容芦苇茂盛的样子,与伊人优美飘忽的形象相得益彰,渲染了浓郁的诗意氛围,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人与自然相生相融,爱情、离愁都融化在自然物色之中,与物色相互感召,这已经成为古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刘勰则处在自然审美兴起的一个时代,“庄老告退,山水方滋”(《明诗》),诗歌脱离了空洞的说理,“自然”成为独立的审美对象。面对美好的自然山水,优秀的诗人创作了许多清新淳朴的诗歌。陶渊明“成功地将‘自然’提升为一种美的至境”,改变了当时诗歌“为庄老注疏”^[2]的玄言诗风;谢灵运“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初去郡》)以浑然的意境,清新的意象,向人们展示了自然之美。“中国人对待自然是用乐天知足的态度,把自己放在自然里面,觉得彼此尚能默契相安,所以引以为快。”^[3]朱光潜认为,中国人是最早将自然景物应用于艺术的,真正对自然的爱好到了陶潜、谢灵运的时代逐渐普遍。陶渊明田园诗的恬然自得,谢灵运对山水景物的刻画描摹,都是这一时代人们与自然和谐共融的生存状态的体现。不论是时代诗人的创作,还是刘勰对文学的论述,都构筑了完满纯净的审美空间,彰显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