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物色》包含的自然观

季节变换,阴阳惨舒,一时有一时之物色,一物色有对应之心境。“阴阳惨舒”语出张衡《西京赋》:“夫人在阳时则舒,在阴时则惨,此牵乎天者也。处沃土则逸,处瘠土则劳,此系乎地者也。惨则鲜于欢,劳则褊于惠,能违之者寡矣。”敬畏天地,顺应自然,是古人的生存法则,也是刘勰自然观的体现。《文心雕龙》里,处处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和顺应。“日月叠壁,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文心雕龙·原道》),天、地不在人的统治之下,而是呈现出自己的崇高与壮丽,人是天地之心,却不是天地的主宰。自然世界背后有一个恒常的秩序,而这就是道和神理的体现。古人没有违逆自然征服天地的狂妄,他们拥有更多的是观照自然时的情怀。
顺应自然,用心聆听自然的律动,感知自然的同时,人的心理也随着自然物色的变化产生了相应的变动起伏。于是,陆机《文赋》有“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钟嵘《诗品序》亦有“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刘勰的“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物色》),更是形象地表达了四时变迁物色变换中,人们情感体验的不同。童庆炳先生将其视为人与季节的同构对应,心物交感,既非单纯的物作用于人,亦非简单的人的情感对自然的反映。这种心物交感是“物色”与人精神世界的对应与交流,故“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物色》)。
自然世界充满活泼的生命气息,这种活泼的生命气息便是“物色”的体现。“玄驹步”“丹鸟羞”“天高气清”“霰雪无垠”……无一不是自然景物所呈现出的光景、表象。对于刘勰来说,诗歌中所描摹的是“物色”之“色”,打动人心的也是“物色”之“色”。桃花的可爱在于“灼灼”之鲜,杨柳的动人在于“依依”之姿,雨雪的灵动在于“漉漉”之状,日出的生机在于“杲杲”之容。无论是“皎日”“嘒星”的“一言穷理”,还是“参差”“沃若”的“两字穷形”,抑或是“嵯峨”“葳蕤”的“类聚”“群积”,以及“诡势瑰声”的“模山范水”,莫不是对“物色”之“色”的描摹与追求。“色”是人对自然、对宇宙万物最真切的感受,在“物色”之“色”中,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律动,感受到我们所处的自然空间的丰富与斑斓。
“物色”内含着一种变化和显现,所以才会“岁有其物,物有其容”(《物色》)。《诗经·卫风》中的“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与“桑之落矣,其黄而陨”描写的都是桑树这一事物,然而却是不同时节不同形态与情貌的显现。“物色”牵动人的情感,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物色》),实际上就是对“物色”之“色”的一种体悟。女子初嫁时,看到桑树枝繁叶茂,青葱可爱,和自己对新生活,对美满婚姻,甜蜜爱情的期待如此契合。桑树“其叶沃若”之“色”引发人对美好生活的联想,而当桑叶枯黄凋落,女子遭遇背弃,此时的“物色”又引起身世飘零之感,勾起内心无限的感伤,读来令人痛惜万分。
诗人需要有一颗敏感的心,有内蕴的情感,丰富的联想,才有可能在物色的感召之下创造出生动可感的诗句。而要捕捉“物色”,获得灵感,诗人必须与自然亲密接触,沉浸在自然与人合而为一的世界里,去聆听自然万事的声音。“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物色》),融入自然,在万象纷呈的世界里流连忘返,沉浸在景色之中对所见所闻细细品嚼、思考;描写事物的气韵神貌,要与之一致,而描绘色彩,拟写声音,也要在心里反复思量权衡,这样才能够做到情貌无遗地刻画。观察自然,才能感受到自然万物细微的变化,以及它们蕴含的生命感,在这样的融合与对话里,诗人就获得了自然的馈赠,产生创作的灵感与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