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物色》研究的当代转向

《物色》篇中“物、情、辞”三者关系的唯物表述,是一直以来比较流行的看法。“《物色》说:‘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是‘物’、‘情’、‘辞’三者关系的唯物的表述。这个表述显示出:‘情’是作家反映客观事物的中介,是作品的生命、灵魂……”^[1]自然景物触动人内心潜藏的情感,于是为外物所感的诗赋词人在心物交融的情境之下,就产生难以遏制的创作冲动,于是用文辞将客观景物的情貌刻画出来,自己内心的情感也一并得到抒发。对《物色》篇主客关系的解读是西方文艺理论影响下的产物,而近年来学术界有关《物色》篇的讨论早已不再局限于“模仿”“反映”的创作论、“物—情—辞”的主客关系说,而是更进一步地向自然与生存论方面开掘,更多地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生命意识的思考。
童庆炳的《刘勰〈文心雕龙〉‘阴阳惨舒’说与中国‘绿色’文论的起点》^[2]用现代观点诠释了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认为其“阴阳惨舒”说揭示了人的心理世界与自然世界的“同构对应”和“物我交感”。“刘勰极力要说明的是‘物色’与情思的人与物之间‘交感同构’。在这种‘交感同构’中,既非物色一般作用于人,也非人的感情对物色的单纯反映。物色——物理世界(这里指自然景物),情思——心理世界,两个世界产生了神秘的‘交感同构’关系。”^[3]他说阴、阳是自然季节及其景物的变化,分别对应惨、舒这两种人的情绪的变化。《物色》篇中的四时景物,皆对应着人心情的某一种状态,呈现出一种同构关系。因此,这是文学活动发生的一种机制。自然景物是文学的本原之一,并且《物色》篇中的“阴阳惨舒”“联类不穷”“情往似赠”等三说构成了中国古代“绿色”文论的起点。所谓“绿色”文论即更加注重文学与绿色世界的联系,将人与自然的和谐置于文学发生与创作的重要位置,更加关注人的自然生存空间。“《物色》篇的意义在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了人和自然都是生命体,因此物我之间不但可以‘交感’,还可以相互‘赠答’。《物色》篇所道出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物之间的交感,人与自然物之间的赠答,这三点如此重要,不正可以理解为‘生态批评’的理论基础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难道不可以把刘勰《文心雕龙》的《物色》篇看成是中国‘绿色’文论的起点吗?”^[4]将《物色》篇与当代生态主义联系起来,从“绿色”文论的角度分析《物色》篇中的重要概念,这篇文章可以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张晶在《中国美学中的宇宙生命感及空间感》^[5]中也将“物色”作为“充满生命感的对象化存在”加以阐述,认为“‘物色’的宇宙生命感使主体的创作思维及作品都有着动荡开阖的时空境像,它是充满生命律动的。”“物色”不是单纯静止的客体,而是有着内在生命,蕴含着宇宙生命感的存在。刘勰的《物色》篇折射出的是中国美学的宇宙生命精神,而由“物色”引发的创作冲动以及由此产生的作品而形成“广远与精微融而为一”的审美空间。
早期《物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物—情—辞”三者关系的唯物主义表述、自然景物的形象化描写等具体的创作论研究上。这是由于西学体系长期成为文学研究的主流,即便是中国古典文论,我们也倾向于用西方的理论和术语来进行阐释。然而,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加剧,人的本真存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西方哲学也逐渐背离形而上学传统向非理性发展。存在主义哲学让许多人开始反思现代性,意识到回归自然,复归人的本真存在的重要性,并产生了对诗意栖居的渴望。西方人曲曲折折的回归,其实早已在中国古人的智慧里有了答案。中国古典美学中的气韵、中和、意境等审美范畴,都显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生存智慧。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意识到回归中国传统,以中国古人的思维、眼光及存在方式,来解读中国古典文学及文论著作的必要性。
刘勰处在一个与现代工业社会截然不同的自然世界里,“清风与明月同夜,白日与春林共朝”,“微虫入感”“四时动物”,没有现代化机械的日夜轰鸣,也没有昼夜不分的灯光闪烁,人可以聆听自然最真切的声音,和充满生命感的花草虫鸟直接对话。“山林皋壤”是“文思之奥府”,“江山之助”成就文坛上的奇才。与自然合而为一的生存环境,不受工业社会压抑的自然身心,都保留了最本真的样子。中国古典文学与诗学诞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以纯粹的西学理论框架和范畴概念来进行阐释,无异于舍近求远、削足适履。当然,这样说并不代表文学艺术上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而是针对长期以来一些全盘西化的研究倾向进行一定程度的反拨。西学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古代的文学艺术,王国维先生以叔本华的悲剧思想解释《红楼梦》就是一个典范。恰当地运用西学,可以为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作品的解释和研究提供新的思路,而一味地生搬硬套,则限制了文学艺术意义的生成。
要理解刘勰的思想,我们有必要回到刘勰所处的时代,以古人之心求古人之意,对古人多一些包容和理解,少一些现代人的苛责。西方关于如何有效地解释形成了专门的解释学,流传下来的作品是携带着各种印迹的历史承传物,由于年代的疏隔和解释者的理解等原因,作者原意的追寻几乎已是不可能。施莱尔马赫强调理解文本应当创造性地重建作者创造的心理活动,狄尔泰也将“体验”视为艺术创作的前提以及理解、解释的前提,伽达默尔更是提出了“视野融合”的概念。与之相应,孟子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解释方法,即“以心会心,强调凭借伦理认同的方式重返《诗》内在精神世界以重建《诗》的经典意义”^[6]。孟子对于《诗经》解释的方法论体现了中国传统的诗学精神,与西方重逻辑重分析的解释传统不同,中国古典诗学更加重视直寻和体验。刘勰的《文心雕龙》尽管“体大虑周”,具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但无论是文体论、创作论,还是批评论,都是建立在他对文学的直接体验的基础之上。因此,刘勰并没有以特定的理论框架建构自己的文学理论,我们在对刘勰思想进行解读时也应该撤掉一些理论逻辑框架,去感受作者的存在境遇,在精神体验中和作者相遇。
《物色》篇不仅仅是讨论文学创作的文章,它更是中国古代人民生存体验与审美经验的反映,是融入了宇宙与生命之思的生命美学的体现。我们在理解刘勰所要表达的文学理论观点时,也应该立足于古代的生存环境,回到那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自然状态,去更深入地体会文章所表现的生命意识和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