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诗》的特点及意义

《文心雕龙》“体大虑周”,犹如一棵参天古树,盘根错节,枝叶峻茂。《明诗》则是其中的一条枝干,它只是全书的一小部分,却也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它与其他众多篇目一起,共同撑起了这部垂范百世的皇皇巨著。
首先,《明诗》篇的特点体现在它与其他篇目的相互印证和勾连,它们统一于全书的体系,保持着逻辑结构的完整和一致。《明诗》完全依照《序志》篇中所确立的原则和方法来进行诗的论述。刘勰论文的根本原则包括“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序志》)。《明诗》开宗明义,所谓“圣谟所析”,即从圣人经典关于诗歌的论述中总结诗的定义,不论是“诗言志”,“持人情性”还是“义归无邪”,这些都是圣人先哲或圣谟典籍对诗歌内涵的阐发。在对诗歌进行“振叶寻根”“观澜索源”的历史性梳理时,刘勰又实践了他论述文类的具体方法,“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可见,《明诗》篇是刘勰论文的具体实践,统一于他所确立的方法论原则。此外,刘勰在《明诗》篇中品评诗歌时,还遵循着他在其他篇目中所强调的创作规范。刘勰在《宗经》篇提出了“六义”说,曰“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贞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六条文学创作规范也是刘勰具体的文学批评原则,这个原则贯穿《文心雕龙》全书,是刘勰衡量文学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明诗》篇中论及历代诗歌作品,皆依照“六义”提出的规范来进行批评,例如《古诗十九首》的“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张衡怨篇的“清典可味”等皆是符合“六义”标准的优秀诗歌。同样,刘勰在《情采》《丽辞》《物色》等篇目中表达的文学观点,在《明诗》中也有所体现。而“四言正体”向“五言流调”的发展演变,又体现了刘勰的通变思想;诗人性情才能与诗歌体式风格的关系论述,又与刘勰在《体性》《才略》中的思想一脉相承。因此,要透彻地理解《明诗》,我们需要结合《文心雕龙》中的其他篇目,由点及面,把它放在整个理论体系中来看。
其次,《明诗》的论述在详略安排上十分巧妙,避免了与其他篇目的冲突与重复论述,又突出了作者的文学主张。刘勰在给诗歌下定义、论及其发生机制时,融合了《尚书》《诗经》《论语》《礼记》等多部经典关于诗歌的论述,语言简约凝练,不显芜杂,不着痕迹。在论述诗歌的发展流变时,刘勰也是有详有略。商周以前的诗歌多不可考,故简要提及;《诗经》是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有着重要意义,故详写之。然而,《文心雕龙》有许多篇目涉及《诗经》,所以刘勰又并未具体举例和深入阐发。例如《宗经》篇提到《诗经》的特点,“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比兴》篇论述诗歌的表现手法,多以《诗经》中的诗歌举例;《情采》篇论“情”与“采”的关系,亦以《诗》为例阐释“为情而造文”的道理。论及“楚国讽怨,则离骚为刺”,刘勰只是一笔带过。何谓也?《离骚》同样是诗歌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作者之所以不加赘言,是因为《辨骚》篇已经对其有充足的论述。并且《诠赋》篇写道:“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赋“拓宇于《楚辞》”,在刘勰看来,《离骚》既是诗歌也是赋,鉴于它对辞赋的巨大影响,于是将其放在赋的领域加以讨论显得更为合适。五言诗是刘勰在《明诗》篇中论述的重点。因此,他不厌其烦地考证五言诗的源头,梳理其发展脉络。五言诗作为流行的调式,在诗歌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刘勰论诗兼评诗人,突出了五言诗的艺术特点。
第三,《明诗》篇中不论是品评诗歌还是论述诗人,都呈现出准确客观、不偏不倚的特点。尧舜时的诗歌,刘勰不因圣人之故而一味赞美,“辞达而已”客观地评价了早期诗歌艺术性的欠缺。“五言流调”并未因其有别于“四言正体”而被加以批判,相反,刘勰给予五言诗很高的评价,“清丽居宗”,而《古诗十九首》更是“五言之冠冕”。自正始文学起,诗歌的弊病逐渐显现,玄言诗的空洞说理,晋世文学的“稍入轻绮”,靡缛繁复、风骨渐衰的诗风之下,仍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诗人。刘勰并未因为文坛的流弊而否定所有当世诗人,他客观地评价了许多优秀诗人的创作,给予他们应有的文学地位。此外,三六杂言,回文、离合等诗体形式,刘勰也略有提及,并未像五言诗那样大书特书,理由是“总归诗囿,故不繁云”。当然,刘勰论历代诗人诗作也有缺乏、遗翰,如东晋大诗人陶渊明的诗作只字未提,使整个诗歌史显得不够完整,有所欠缺。
最后,《明诗》是创作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典范。刘勰在《明诗》中论述了诗歌的源流及发展,是以“史”为纲,而在历史梳理的过程中,又兼行诗歌批评,巧妙地将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结合了起来,同时又贯穿着其重要的创作论主张。相对于客观的“史”,刘勰将主观的意图融入其中,使主客观相结合,大大地提高了文章的理论价值。他将自己的文学批评方法和原则运用到对诗歌的梳理和品评中,使《明诗》成为其文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明诗》不是简单地论述诗歌的发展,刘勰在《宗经》《情采》《比兴》等篇章当中的创作论原则也在其中融会贯通。这种创作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相结合的理论写作方法,对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