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次回到本论文开头所谈到的问题,即《原道》篇的主题是什么。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发现刘勰在此篇中不单单是在讨论“文”的本体论问题,而且还探讨了“文”的历史演进以及“道”“圣”“文”三者关系,实际上总结起来,在《文心雕龙》的首篇《原道》中,刘勰就已经初步构建了他自己独特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文论体系。这一体系具体图示如下:
为了建构这一文论体系,刘勰在《原道》篇中采用了这样的论述逻辑:首先以形而上溯源阐释“人文”的本质,然后再通过历史发展叙述“人文”演进的过程,最后再回到形而上的角度,阐明“人文”的作用,彰显“人文”存在的意义,让人明了《原道》篇开头第一句“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的原因。徐复观认为:“刘彦和为了提倡文应宗经,因而将经推向形而上之道,认为文乃本于形而上之道,这种哲学性的文学起源说,在今天看来并无多大意义。”
[1]笔者以为不然,刘勰《原道》篇所建构的文论体系其意义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正本清源,有助于厘清文学的本质和发展的脉络。中国古代哲学家与古希腊的哲人一样,都有试图从众多殊相中寻求一种可以统摄的东西。在文学的本体问题上也不例外。人文发展到孔子“熔铸六经”时虽然达到了高峰,但是并没有结束。到了刘勰生活的齐梁时期,人文(广义的文学)的发展中已经产生了众多的文体,就大的分类而言,主要分为“文”和“笔”两类。《文心雕龙·总术》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序志》篇云:“若乃论文叙笔,则囿于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上篇共25篇,除“文之枢纽”5篇外,其余20篇均为“论文叙笔”之作。在这些篇目中,刘勰所论之“文”主要包括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等
[2];所叙之“笔”主要包括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20种文体。萧统在《文选》中更是将当时的文学划分为38类。各类下面又有具体的小类。不仅文学体式越来越多,到齐梁时代,已经出现的专论文学的论著也不少,如曹丕的《典论·论文》、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应玚的《文质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李充的《翰林论》等等。但是,在刘勰看来,这些作品都只谈论的是文学某一方面的问题,而对文学本体论的问题缺乏深入见解。刘勰在《原道》篇中所要作的正是这方面的工作,他要透过繁复的文体现象,回归到文之本体,对文学的发展作正本清源的梳理。这种以本统末,以一制万,“虽近而必自远以证其始”的做法在《文心雕龙》一书中比比皆是,如:
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宗经》)
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诠赋》)
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章句》)
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附会》)
文场笔苑,有术有门。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制繁。(《总术》)
沿根讨叶,思转自园。(《体性》)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知音》)
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时序》)
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序志》)
[3]上述引文中,刘勰提到的“正末归本”“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驱万涂于同归,贞百虑于一致”“务先大体,鉴必穷源。乘一总万,举要制繁”“沿根讨叶”“沿波讨源”“原始以要终”“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等都是要求正本溯源,以一统万。“这种方法,要求人们在考察各种事物时,不要为多样的现象所迷惑,而要全力找出那统领各种现象所迷惑的根本性的东西,并由此而把多样、繁复的现象变为一个井井有条的系统或结构。这种方法可以称之为中国古代的系统方法。”
[4]虽然这种方法并非刘勰所原创,但其却在《原道》篇中运用了它,这有助于人们对文学本体的认识,还有助于人们对整个文学发展脉络(文之演进史)的了解。
第二,匡救文坛时弊,有助于文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文心雕龙》一书的产生与齐梁时代的文学发展情况密不可分。对于齐朝的文坛情况,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作了十分经典的概括:
今之文章,作者虽众,总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自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顿失精采。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
[5]以上论述,虽为萧子显对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等人及其后继者的评价,但实际上也代表了南齐时代文坛所出现的三种不良倾向。第一种即“酷不入情”之作。梁简文帝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也云:“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事阐缓,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
[6]“情”历来是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因素,但在魏晋时代,由于儒学衰微,老庄哲学风靡;南北朝时,佛教兴起,魏晋玄谈风气亦有余存,当时的文人如谢灵运、王融、沈约等人以及梁武帝父子等都信奉佛教,他们或身居高位,沉溺酒色;或身居江湖,清谈佛理,“繁采寡情”之作日多。刘勰对这种文学现象有着清晰的认识,在《文心雕龙》专门用《情采》篇来论文学创作中的“情”,他认为“情者文之经”,乃“立文之本源”。
第二种即“质木无文”之作。颜延之等人作诗,过度追求对偶和古事,因而其作大多显得板滞而毫无光彩。与颜延之同属旧派的是由齐入梁的裴子野,其代表作为《雕虫论》。他主张文须法古,典正无华,谨守儒家劝善惩恶的观点,而对崇尚“丽靡”的“新变”派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其是“乱世之征”。
第三种即“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之作。齐梁时代,文学创作中追求华丽辞藻成了时代趋势。对此当时很多评论著作均作了记载,如昭明太子萧统在《文选序》中云:“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故与夫篇什,杂而集之。”《梁书·庾肩吾传》云:“齐永明中,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
[7]《序志》篇云:“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
[8]“永明体”讲究声律辞藻之美,使宋初以来新贵的审美趣味最终在文体上得以确立,相比前代这确实是一种“新变”。这种“弥尚丽靡”的创作发展到梁代,则出现了“宫体诗”。《隋书·经籍志四》说:“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
[9]梁简文帝萧纲“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但大都“伤于轻靡,当时号曰‘宫体’。”
[10]他还提出:“立身之道,与文章异,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11]在他倡导之下,当时的宫廷帮闲文人庚肩吾、庾信、徐摛、徐陵等大力倡导宫体诗风,其诗歌创作题材越来越狭隘,诗风越来越奇艳,内容也越来越空虚堕落。“宫体诗”的出现将“弥尚丽靡”推向了极致。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对以上三种文学创作均提出了批评。他站在自己的时代高度,将文学创作纳入“原道-征圣-宗经”的文论框架,认为文学中的“繁采寡情”“质木无文”“文绣肇悦”之作均不符合“道之文”的自然特色。他肯定语言文辞的自然之美,但反对矫揉造作、刻意求华之作。
第三,借原道-征圣-宗经的文论体系以抬高文学的地位。《南史·文学传序》云:“自中原沸腾,五马南度。缀文之士,无乏于时。降及梁朝,其流弥盛。盖由时主儒雅,笃好文章,故才秀之士,焕乎俱集。于时武帝每所临幸,辄命群臣赋诗。其文之善者赐以金帛。”
[12]在这种氛围下,齐梁时代的文学创作呈现明显的娱乐化倾向,文学成为统治者淫乐的一种工具。这种情况到了南朝陈时更是达到了极致。《南史·陈后主本纪》云:“后主愈骄,不虞外难,荒于酒色,不恤政事……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
[13]由此可见,这种文学娱乐化的后果是很严重的:文学完全失去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崇高地位,而堕为色情肉欲描写之具。刘勰提倡原道-征圣-宗经的文论体系,目的就是力挽狂澜,为各种文学创作张目,从而将文学从“玩文学”的境遇中解放出来。他认为文学具有“彪炳辞义”“经纬区宇”“鼓天下之动”的社会作用,通过他的这些努力,旨在提高文学的地位。
综上所述,在《原道》篇中,刘勰通过对“文”的哲学本体、历史演进以及道-圣-文关系的论述初步建构了自己独特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文论体系。徐复观认为,刘勰这种原道-征圣-宗经的文论体系的逻辑为:“文出于经,经出于圣,而圣人将天道表现于人间,以成就人文世界,所以他由此而认为文之大原出于天道,便写了《原道》篇。”
[14]刘勰在《序志》篇中提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五篇为“文之枢纽”,但《原道》篇一开始就从哲学高度、历史发展等方面构建了自己的文论体系,后续的《征圣》《宗经》等篇,无论是论文叙笔,还是剖情析采等都是从此体系衍发而出的,皆为此体系的进一步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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