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

在北京大学为哲学社讲演

一

近年有两部名著,一部是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一部是梁漱冥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哲学家里头能够有这样的产品,真算得国民一种荣誉。两位先生的精神,可谓根本不同,差不多成了两极端。然而我对于他们,各有各的佩服,他们都也曾要求我对于他的大著切实批评。我读这两部书的时候,也随时起了许多感想,但苦于没有时候把他聚拢写出来。这回乘哲学社讲演之便,我很愿意将我所见提出来和诸君讨论,并求两先生指教。
今日先批评胡先生的《哲学史大纲》,但批评之前有三件事应该声明:
第一、批评和介绍不同。介绍,只要把这书的要点和好处提絜出来便够了;批评,不单是如此,是要对于原书别有贡献。胡先生这部书,治哲学的人大概都读过,都认识他的价值,用不着我添些恭维话来介绍,所以我只是把我认为欠缺或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
第二、我所批评的,不敢说都对,假令都对,然而原书的价值,并不因此而减损,因为这书自有他的立脚点,他的立脚点很站得住。这书处处表现出著作人的个性,他那锐敏的观察力,致密的组织力,大胆的创造力,都是“不废江河万古流”的。
第三、我所讲的,有时溢出批评范围以外,因为我有些感想,没有工夫把他写出来。趁这机会,简单发表一发表。又原书还有许多小节,和我意见不相同的,因时间限制,只好省略了。

二

凡学问上一种研究对象,往往容得许多方面的观察,而且非从各方面观察,不能得其全相。有价值的著作,总是有他自己特别的观察点。批评的人,尽可以自己另外拿出一个观察点来,或者指驳那对手的观察点不对,然而总要看定了人家的观察点所在,而且绝对的承认他相当之价值。胡先生观察中国古代哲学,全从“知识论”方面下手,观察得异常精密。我对于本书这方面,认为是空前创作,其间想替他修正之处很有限,而且非批评的焦点。我所要商量的,是论中国古代哲学,是否应以此为唯一之观察点。这观察点我虽然认为有益且必要,但以宗派不同之各家,都专从这方面论他的长短,恐怕有偏宕狭隘的毛病。
胡先生专从时代的蜕变,理会出学术的系统,这是本书中一种大特色。我们既承认他的方法不错,那么,对于各时代真切的背景和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应该格外慎密审查。我对于本书这方面,觉得还有好些疏略或错误之处,应该修正。
胡先生是最尊“实验主义”的人。这部书专从这方面提倡,我很认为救时良药,但因此总不免怀着一点成见,像是戴一种著色眼镜似的,所以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有时免不掉。本书极力提倡“物观的史学”,原是好极了,我也看得出胡先生很从这方面努力做去,可惜仍不能尽脱却主观的臭味。我也知道这件事很难(我自己便做不到),但对于“学问成家数”的胡先生,我们总要求他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这是我对于这书的总批评,以下分段别论。

三

这书第一个缺点,是把思想的来源抹杀得太过了。著者倡“诸子不出王官”之论(原书附录),原是很有价值的创说。像刘歆、班固那种无条理的九流分类,每流硬派一个官为他所自出,自然是不对,但古代学问,为一种世袭智识阶级所专有,是历史上当然的事实。既经历许多年有许多聪明才智之士在里头,自然会随时产生新理解。后来诸子学说,受他们影响的一定不少。胡先生曾说:“大凡一种学说,决不是劈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三五叶)这话很对,可惜我们读了胡先生的原著,不免觉得老子孔子是“从天上掉下来”了。胡先生的哲学勃兴原因,就只为当时长期战争,人民痛苦,这种论断法,可谓很浅薄,而且无稽。次段更加详辩。依我看来,夏商周三代——最少宗周一代—总不能说他一点文化没有。《诗》《书》《易》《礼》四部经,大部分是孔子以前的作品,那里头所含的思想,自然是给后来哲学家不少的贡献,乃至各书所引《夏志》《商志》《周志》以及《周任史佚》……等先民之言论,许多已为后来哲学问题引起端绪。大抵人类进化到某水平线以上,自然会想到“宇宙是什么”“人生所为何来”“政治应该怎么样”……种种问题,自然会有他的推论,有他的主张,这便是哲学根核。例如人类该怎样的利用自然适应自然,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最刻意研究的问题。这问题决非起于老子孔子。像《诗经》说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唯号斯言,有伦有脊”;《书经》说的“天叙有典,天秩有礼”,“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易经·爻辞》说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直方大”,“观我生进退”,“不远复,无祗悔”……等等,都含有哲学上很深的意义。《左传》《国语》里头所记贤士大夫的言论,也很多精粹微妙之谈。孔子、老子自然是受了这种熏习,得许多素养,才能发挥光大成一家之言。胡先生一概抹杀,那么忽然产生出孔老,真是他所说的“哲学史变成了灵异记、神秘记了”。胡先生的偏处,在疑古太过。疑古原不失为治学的一种方法,但太过也很生出毛病。诸君细读这书,可以看出他有一种自定的规律。凡是他所怀疑的书都不征引(但有时亦破此例,下文再论),所以不惟排斥《左传》《周礼》,连《尚书》也一字不提。殊不知讲古代史,若连《尚书》《左传》都一笔句消,简直是把祖宗遗产荡去一大半,我以为总不是学者应采的态度。又如《管子》这部书,胡先生断定他不是管仲所作,我是完全赞成。若说管仲这个人和后来法家思想没有关系,我便不敢说。胡先生说,“管仲是实行的政治学家,不是法理学家”(三六三叶),请问,难道实行政治家就不许他发明些少法理吗?《管子》书中许多奥衍的法理,我绝对承认是由后人引申放大。但这种引申放大的话,为什么不依托令尹子文,不依托狐偃赵衰,不依托子产,独独依托管仲,便可以推想管仲和这种思想渊源,一定有些瓜葛。我对于孔老以前的哲学,拿这种态度来观察他,以为必如此才能理出他的来龙去脉,不知胡先生以为何如。

四

这书第二个缺点,是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胡先生对于春秋以前的书,只相信一部《诗经》。他自己找一个枯窘题套上自己,所以不能不拿《诗经》的资料作唯一的时代背景,殊不知《诗经》的时代,在孔子、老子前二三百年(这还是照原书三六叶所推算的,其实书中所引诸诗有许多,恐怕年代更在前),岂不是拿明末清初的社会来做现在的背景吗?何况讲古代哲学,自当以战国为中心,战国学术最盛时,上距孔子又二百多年了。胡先生拿《采薇》《大东》《伐檀》《硕鼠》诸诗,指为忧时的孔墨,厌世的庄周,纵欲的杨朱,愤世的许行……思想渊源所从出,简直像是说辛幼安的《摸鱼儿》姜白石的《暗香疏影》和胡适之的《哲学史大纲》有什么联络关系,岂不可笑?胡先生亦自己知道有些牵强,所以只说个“怀胎时代”(但那篇名却标的是《哲学发生时代》),但我所不解者,出胎时代的背景,自然比怀胎时代尤为紧要,为什么把次要的说了一大堆,那最要的倒不说了呢?怀胎一直怀了两三百年,为什么老产生不下来?两三百年后,为什么忽然便会产生呢?这都是史学上极要关键,胡先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案,我们不能不觖望。
胡先生专宗《淮南子要略》说“诸子之兴皆因救时之敝”,所以他书中第二篇,讲了许多政治如何腐败,社会如何黑暗,就是因这种时势的反动,就把后来各派哲学产生出来。他所讲的时势状况对不对,已经很是问题。据我看来,内中一部分,总不免有些拿二十世纪的洋帽子,戴在二千五百年前中国诗人的头上。让一步说,算是那状况都对了,恐怕胡先生的结论,还不能言之成理。头一件,古代社会交通甚笨,结合甚松,一个地方的腐败黑暗,不容易影响到别个地方。你看这一两年内,湖南、湖北、陕西等地,鬼哭神号,北京、南京还是弦歌不辍,上海、天津一样的金迷纸醉。现在尚且如此,何况古代?拿某处所采几首诗,代表了完全社会现象,怕有点不妥吧。第二件,原书所举诗人时代三百年,诚然是腐败黑暗。但腐败黑暗,怕不止这个时代吧! 前乎此者怎么样,难道胡先生真信文武成康是黄金时代?他说的“长期战争,丧乱流离”并起自此时,唐虞三代的部落争斗,比春秋前后的惨痛,只有增加断无减少。后乎此者怎么样,史籍上很可考见,更不必多说了。然则胡先生所列举四种现象——所谓“一、战祸连年百姓痛苦;二、社会阶级渐渐销减;三、生计现象贫富不均;四、政治黑暗百姓愁怨”(四二叶)。除却第二种稍带点那时代的特色外,其余三种,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史通有的现象,为什么别的时代都不结哲学胎,单在这时代结胎呢?第三件,拿政治腐败社会黑暗当作学问发生的主要原因,这种因果理法,我实在不懂。据我所见,凡属波澜壮阔的学术,倒是从政局较安宁社会较向上的时候产生出来,这种证据下文再说。第四件,应时救弊,自然不失为学说发生之一种动机,但若说舍此别无动机,那却把学术的门庭太看窄了。为活动而活动,为真理而求真理,确是人类固有的良能。哲学这件东西,格外带有“超时间”的意味。胡先生的学风,最尊效用,所以把各家学派都看成医病的药。其实他们所说的,一小半固然算得药方,一大半还是他们认作自己受用的家常茶饭,所以拿“救时之敝”四个字来概括他,我觉得不对。
依我说,研究当时社会背景,推求诸子勃兴的原因,当注意下列各事:
(一)自周初封建以来,社会上智识阶级,积有宏富的素养,经四五百年到春秋战国之交,有文化大发展之可能性。
(二)西周时代,凡百集中王室,春秋以后,渐为地方的分化发展,文化变成多元的。
(三)境内之夷蛮戎狄,次第被灭或被同化,民族之外延益扩大,内容益复杂,思想当然应起一种变化。
(四)兼并之结果,由百余国合为十数国,国土既大,取精用宏,容得起高等文化的发育。
(五)霸政确立之后,社会秩序比较的安宁,人民得安心从事学问,加以会盟征伐,常常都有,交通频繁,各地方人交换智识的机会渐多。
(六)从事学问,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因兼并争乱之结果,阶级渐混合。例如黎侯之赋式微,栾却胥原之降为皁隶;平民阶级中,智识分子渐多,即如孔子本宋之贵族,入鲁已为平民,学问自然解放且普及。
以上春秋时代的背景,到战国,这种背景越发扩大,且生变化,如下:
(七)战国时,兼并更烈,合为七国,而且大都会发生,有荟萃人文的渊薮,加以纵横捭阖盛行,交通益频数,所以前列第四、五两种原因,循加速率的法则进行。
(八)战国时,贵族政治消灭殆尽,智识分子全散在平民中,所以前列第六种原因,也循加速率的法则进行。
(九)因为列国并立,竞争人才,于是处士的声价日增,思想言论的自由也随着发展。
(十)因为钞书的方法渐通行,书籍渐富,所以墨子南游,载书甚多,苏秦发书,陈箧数十,传达智识的媒介工具,普及利用,学术自然骤进。
以上十件,都是环境的原因。还有两件心理的原因,是:
(十一)因社会变迁剧急,人人都起一种惊异,便把研求真理的念头刺激起来,各各建设新人生观。
(十二)对于社会现状都怀抱一种不安不满感情,所以社会问题,成了各家研究的焦点。
依我看,周秦诸子的时代背景,大略如此。总之,春秋战国之交,是我们民族大混合大醇化时代,是我们社会大蜕变大革新时代。在历史上求他的比对,除非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或者比得上。在这种时代之下,自然应该是民族的活精神尽情发露,自然应该有光怪陆离的学术思想,绝不是胡先生所说那种简单的消极的理由所能了事,和春秋前诗人时代的社会更没有很大的关涉。我很盼望胡先生采纳我这一段的意见。

五

这部书从老子、孔子讲起,蔡孑民先生说他“有截断众流的手段”(序文),这是我极同意的。但应否从老子起,还是问题。这却不能怪胡先生,因为这问题是我新近才发生的,我很疑心《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诸君请恕我枝出题外,许我趁这机会陈述鄙见。
我们考老子履历,除了《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外,是没有一篇比他再可靠的了。但那篇传实迷离惝恍,一个人的传有三个人的化身。第一个是孔子问礼于老聃,第二个是老莱子,第三个是太史儋。又说,“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曰二百余岁”。又说,“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这样说来,老子这个人,简直成了“神话化”了。所以崔东壁说,著书的人决不是老聃,汪容甫更咬定他是太史儋。特因旧说入人太深,很少人肯听信他们。我细读那篇传,前头一大段,固然是神话,但后头却有几句是人话。他说:“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子解,为胶西王印太傅。”这几句话就很发生出疑问。魏列为诸国,在孔子卒后六十七年,老子既是孔子先辈,他的世兄,还捱得到做魏将,已是奇事,再查孔子世家,孔子十代孙藂,为汉高祖将,封蓼侯,十三代孙安国,当汉景、武时,前辈的老子八代孙,和后辈的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这是第一件可疑。孔子乐道人之善,对于前辈或当时贤土大夫如子产、蘧伯玉等辈,都常常称叹,像《史记》说的“老子犹龙”那一段话,孔子既有恁么一位心悦诚服的老夫子,何故别的书里头没有称道一句?再者,墨子、孟子都是极好批评人的人,他们又都不是固陋,谅来不至于连那著《五千言》的“博大真人”都不知道,何故始终不提一字? 这是第二件可疑。就令承认有老聃这个人,孔子曾向他问过礼,那么《礼记·曾子问》篇记他五段的谈话,此较的可信(因为里头有讲日食的事实),却是据那谈话看来,老聃是一位拘谨守礼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恰恰相反(这话前人已曾说过),这是第三件可疑。《史记》这一大堆的神话,我们试把他娘家根究一根究,可以说什有八九是从《庄子》中《天道》《天运》《外物》三篇凑杂而成。那些故事,有些说是属于老聃,有些是属于老莱子,《庄子》寓言十九,本就不能拿作历史谈看待,何况连主名都不确定,这是第四件可疑。从思想系统上论,老子的话,太自由了,太激烈了,像“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一类的话,不大像春秋时人说的,果然有了这一派议论,不应当时的人不受他的影响。我们在《左传》《论语》《墨子》等书里头,为什么找不出一点痕迹呢?这是第五件可疑。再从文字语气上论,《老子》书中用“侯王”“王侯”“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者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者凡三处,这种成语,像不是春秋时人所有。还有用“仁义”对举的好几处,这两个字连用,是孟子的专卖品,从前像是没有的。还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这一类的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才有这种感觉。春秋时虽有城濮、鄢陵……等等有名大战,也不见死多少人,损害多少地方,那时的人,怎会说出这种话呢?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种官名,都是战国的,前人已经说过了,这是第六件可疑。这样说来,《老子》这部书,或者身分很晚,到底在庄周前或在其后,还有商量余地。果然如此,那么,胡先生所说三百年结的胎,头一胎养成这位老子,便有点来历不明了。胡先生对于诸子时代,考核精详,是他的名著里头特色之一,不晓得为什么像他这样勇于疑古的急先锋,忽然对于这位“老太爷”的年代竟自不发生问题?胡先生听了我这一番话,只怕要引为同调罢。
说到这里,我还附带着讨论一个问题,《列子·杨朱篇》我近来越看越不相信了。《列子》这部书的靠不住,差不多成为学界定论,胡君和我都是同一看法。不过因为这位大名鼎鼎的杨朱,他名下的遗产就只留下一点,凡属学者都很爱护他,我自己也是好几次“刀下留人”,虽然将全部《列子》“宣告死刑”,独独想替这一篇开一条生路。胡先生对于这件案,也是持很谨慎的态度,到底还是割舍不得。这篇东西本来有惹人恋爱的魔力,这也难怪,但我现在已经毅然决然当“刽子手”了。我看这篇书文章虽然优美,却全是汉以后人的笔法,试拿来和《庄子》头七篇一比,便比出来。里头所讲的,完全是晋代清谈家的“颓废思想”,周秦诸子,无论那一派,都带积极精神,像这种没出息的虚无主义,断断不会有的。胡先生啊,我劝你也割爱罢。至于原书把《杨朱》这一篇,插在《墨子》和《别墨》两篇中间,编次体例上,我也有点莫名其妙,还要请教著者哩。

六

这部书讲墨子、荀子最好,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总说一句,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凡关于宇宙观、人生观方面,什有九很浅薄或谬误。这由于本人自有他一种学风,对于他“脾胃不对”的东西,当然有些格格不入,我并不敢要求胡先生采用我的主张,但把我所见到的贡献些出来罢了。
现在先批评胡先生所讲的孔子。我所看的孔子,既已和胡先生所看有不同之处,那么,要先把我所看的讲出来,才能批评他。可惜不是短期讲演所能办到,在今日这个讲题里头,尤其不能喧宾夺主。我前年在清华学校讲国学小史,曾有一篇论孔子的,差不多有三四万字,那稿子是也曾寄给哲学社的。因为我对于这篇文章,还有许多不满意之处。不愿意印出,如今我苦于没有时候校改他,打算就印在本社的杂志上,求海内同学的批评。今日只能用极简单的话,把我的意见说说,作为批评胡君的基础。
我想我们中国哲学上最重要的问题,是“怎么样能够令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融合为一,怎么样能够令我的生命和宇宙融合为一”,这个问题,是儒家道家所同的。后来佛教输入,我们还是拿研究这个问题的态度去欢迎他,所以演成中国色彩的佛教。这问题有静的动的两方面,道家从静入,儒家从动入。道家认宇宙有一个静的本体,说我们须用静的工夫去契合他,儒家呢,与道家及其他欧洲印度诸哲有根本不同之处,他是不承认宇宙有本体的。孔子有一句很直捷的话,说“神无方而易无体”。然则这无体的“易”从那里来呢?怎样才能理会得他呢?孔子说“生生之谓易”,拿现在的话翻译他,说的是“生活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生活”。只要从生活中看出自己的生命,自然会与宇宙融合为一。《易传》说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庸》说的“能尽其性,则能尽人物之性,可以与天地参”,就是这个道理。
怎么才能看出自己的生命呢? 这要引宋儒的话,说是从“体验”得来。体验是要各人自己去做,那就很难以言语形容了,但我可以说他三个关键。第一件,他们认自然界是和自己生命为一体,绝对可赞美的,只要领略得自然界的妙味,也便领略得生命的妙味。《论语》“吾与点也”那一段,最能传出这个意思。第二件,体验不是靠冥索,要有行为(有活动),才有体验。因为儒家所认的宇宙,原是生生相续的动相,活动一旦休息,便不能“与天地相似”了。第三件,对于这种动相,虽然常常观察他,却不是靠他来增加知识。因为知识的增减,和自己真生命没有多大关系的。
体验出这个真生命,叫做“自得”。《中庸》说:“君子无人而不自得。”《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自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这话是已经自得的人才能说出。有了这种自得,自然会“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自然会“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自然会“知其不可而为之”;坦荡荡的胸怀,活泼泼的精力,都从此出。这种理论对不对,方法好不好,尽可以任各人主观的批评,但从客观上忠实研究孔子,恐怕孔子的根本精神,大略是如此。
我刚才说过,胡先生这部书,凡关于知识论的都好。他讲孔子,也是拿知识论做立脚点,殊不知知识论在孔子哲学上只占得第二位、第三位,他的根本精神绝非凭知识可以发见得出来。所以他对于孔子说了许多,无论所说对不对(自然有许多对的),依我看来,只是弃菁华而取糟粕。我对于本书这一篇总批评是如此,下文更将里头的节目,择几处来讨论。
《论语》头一个字说的是“学”,到底是学个甚么? 怎么个学法?胡先生说“孔子的‘学’只是读书,只是文字上传受来的学问”(百十叶)。我读了这段话,对于胡先生的武断,真不能不吃一大惊。鲁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就只举了一个颜回,还说“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他说颜回好学,还下了一个注脚,“是不迁怒不贰过”。我们在《易传》《论语》《庄子》里头,很看见几条讲颜回的,却找不出他好读书的痕迹。他做的学问是“屡空”,是“心斋”,是“克己复礼”,是“三月不违仁”,是“不改其乐”,是“无伐善无施劳”,是“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都与读书无关。若说学只是读书,难道颜回死了,那三千弟子都是束书不观的人吗?孔子却怎说“未闻好学”呢?孔子自己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难道他老先生十五岁以前,连读书这点志趣都没有吗?这章书跟着说“三十而立”……等句,自然是讲历年学问进步的结果,那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不逾矩种种境界,岂是专靠读书所能得的?孔子的学,学些什么,自然是学个怎样的“能尽其性”,怎样的“能至于命”,拿现在的话说,就是学个怎样的才能看出自己的真生命,怎样的才能和宇宙融合为一。问他怎样学法,只是一面活动一面体验。《论语》说的“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矣。”此外这一类的话还甚多,孔子屡讲“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但有时亦说“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为”字正是“学”字切训,可以说,为便是学,学便是为。至于“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多闻多见,知之次也”,这是胡先生所说读书的,孔门论学问,把他放在第二位。依我看颜习斋所讲的学,和原始的孔学最相近。宋明儒的学,大半属于孔子所谓“思”了。把个学字从这方面解释,那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和“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两段话都明白了。胡先生解这两章,用什么“经验推论”等名词来比附,原是不该,若免(勉)强用这名词,那么孔子的“学”正是属于经验方面(经验只算孔学的半面而且还是粗迹),他的思才是推论。胡君所攻击,纯是无的放矢。
胡先生解“一以贯之”和“忠恕”,引章太炎先生所说,略加修正(一○五至一○九叶)。章先生从知识方面解这句话,原属新奇可喜,刚刚投合胡先生脾胃,自然是要采用了。其实“一贯、忠恕”当然不能从知识方面索解,用知识来贯孔学是贯不来的。梁漱冥先生说:“胡先生没有把孔子的一贯懂得,所以他底下说了好多的‘又一根本观念’,其实那里有许多根本观念呢?”(《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七七叶)这句话很可寻味,既然有许多根本观念,还算得“一贯”吗?一贯既是孔学里头最重要的一句话,这个解释错误,便可以引起全部的错误了。
胡先生又说:“孔子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一五四叶)梁漱冥先生说这“不问为甚么”正是孔子的好处(梁著一九三至一九九叶)。我想梁先生这段话固然很有妙理,但拿来讲老子可以说全对,拿来讲孔子不过得一半。胡先生的话,却是完全无根。孔子讲事理,最爱推求所以然之故,《易传》里头最表出这种态度,《易·爻辞》说:“潜龙勿用。”为什么潜龙该勿用呢? 因为“阳在下也”。说:“亢龙有悔。”为什么亢龙便有悔呢? 因为“盈不可久也”。若再问为什么盈不可久呢?这篇传虽然没有答,别篇传却有了。《谦彖传》说:“天道亏盈而益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若再问为什么亏盈益谦呢?他跟着就答,因为“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系辞传》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又说:“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又说:“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又说:“明于忧患与故。”我们可以说一部《十翼》,只是发明一个“故”字,就是答的胡先生所说“为什么”这句话。胡先生这一段,是引墨子攻击儒家的话。墨子说儒家言“乐以为乐”无异言“室以为室”。这个比例,本来不通。我们自然不应该说“为吃饭而吃饭”,但尽可以说“为美而爱美”,“为文学而做文学”,“为科学而做科学”。前者是和“室以为室”同性质,后者是和“乐以为乐”同性质,墨子只看见狭隘的实用主义,自然会起这种谬见,胡先生并非见不到此,何故附和他呢?
我对于孔子,还有好些意见和胡先生相出入,但为讲演时间所不许,只得就此而止。胡先生说孔子,有许多独到之处,虽然他的观察点和我不同,我还是很尊重他的意见,独里头有小小一节,我要忠告他。他相信孔子杀少正卯这件事,还把那传说三件罪名译成今文,是“聚众结社,鼓吹邪说,淆乱是非”(七三叶)。别人我不责备,胡先生是位极谨严的考证家,任凭怎么有权威的旧说,都要查一查来历估一估价值,才肯证引。为什么对于这样无稽的事忽然不怀疑了呢?这件事,最初是见于《荀子·宥坐篇》,那详细的罪名见于《家语》。《家语》之伪不必说,《宥坐篇》胡先生也明明说是“后人东拉西扯杂凑成”(三○六叶),为什么这几句杂凑话忽然变了可宝的史料?其实,一、春秋时候很不容易杀一个大夫。二、在那种贵族政治底下,断不是“撮徒成党饰邪荧众反是独立”的人所能乱政,那时候亦绝对没有这种风气。三、诸书中记齐太公杀的华士,子产杀的邓析,孔子杀的少正卯,罪名都是一样,天下那有这情理? 四、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我们若没有证据证明孔子是言行不相符的人,就不该信他有这件事;若信,便时(是)侮辱他的人格。我相信胡先生不是轻薄人,但时髦气未免重些,有时投合社会浅薄心理顺嘴多说句把俏皮话。书中还有好几处是如此。我还记得《胡适文存》里头有一篇说什么“专打孔家店”的话,我以为这种闲言语以少讲为是。辩论问题原该当仁不让,对于对面的人格,总要表相当敬礼。若是嬉笑怒骂,便连自己言论的价值都减损了。对今人尚且该如此,何况是有恩于社会的古人呢?我想胡先生一定乐意容纳我这友谊的忠告吧。

七

胡先生讲的庄子,我也不甚佩服。这篇里头最重要的话,是说庄子发明生物进化论(二五五至二六五叶)。内中讲“种有几”那一段,确是一种妙解,但我以为无论这话对不对,总不是《庄子》精神所在。《寓言篇》“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这两句,章太炎先生拿佛家“业力流注”的意义来解释,胡先生拿生物进化的意义来解释,我想还是章先生说得对。章先生的名著《齐物论释》用唯识解《庄子》,虽然有些比附得太过,却是这个门庭里出来的东西。胡先生拿唯物观的眼光看《庄子》,只怕全不是那回事了。
庄子的学说,我今日也不能多说,但可以用《齐物论》里头两句话总括他全书,是“天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他所理想的境界,和孔子也差不多,但实现这境界的方法不同。孔子是从日常活动上去体验,庄子嫌他噜苏了,要“外形骸”去求他,所以他说孔子是“游方之内”,他自己算是“游方之外”。这两种方法那样对,暂且不论,但我确信这种境界,是要很费一番工夫才能实现的。我又确信能彀实现这境界,于我们自己极有益。我还确信,世界人类的进化,都要向实现这境界那条路上行。胡先生在这篇末说了有一个有趣的譬喻:“譬如我说我比你高半寸,你说你比我高半寸,你我争论不休,庄子走过来排解道‘……我刚才在那爱拂儿塔上看下来,觉得你们二位的高低实在没有什么分别,不如算作一样吧。’这种学说初听了似乎有理,却不知世界上学识的进步,只是争这半寸;社会的维新,也只是争这半寸……”这段譬喻,我也承认他含有一半真理,但我还要告诉胡先生,张作霖、曹锟也只是争这半寸;两兄弟因遗产拔刀相杀,也只是争这半寸;一个好好的青年,或因落第,或因失恋,弄成发狂或自杀,也只是争些无聊的半寸。我希望胡先生别把应用的学问和受用的学问混为一谈,那么说话也少些流弊了。

八

第七篇讲的《墨子》,第八篇讲的《别墨》,都是好极了,我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现在且把我对于这书讲名学地方的感想,总说几句。
我最初读这书,就起一种异感,觉得他讲名学的差不多占了一半。我曾和朋友说,若改称《中国名学史》,倒更名副其实。后来胡先生和我说,本来是由名学史的底稿改成,那就毫不足怪了。胡先生不认名家为一学派,说是各家有各家的名学,真是绝大的眼光。评各家学术,从他的名学上见出他治学的方术,令我们古代哲学在认识论部门占得极重要的位置。这一部分事业虽是章太炎先生引起端绪,却是胡先生才告成功,我们治国学的人,都应该同声感谢。书中讲的名学,无处不好,若要我讲我微微不满的地方,第一、说孔子的《春秋》以正名为唯一作用,像是把《春秋》看窄了些。第二、把《墨经》从墨子手上剥夺了,全部送给惠施、公孙龙,我有点替墨子抱不平。第三、未免把公孙龙抬得太高了,《天下篇》的二十一事,虽然有胡先生替他当律师,说出许多微眇的道理,但内中除了三五条叫我心折外,其余的,我还用孔穿那句老话回答,“臧三耳甚难而实非也,臧两耳甚易而实是也”。就拿“臧三耳”这句为例,胡先生依司马彪说,“臧的第三只耳朵必是他心神了”。果然如此,既已是心神,为什么叫他做耳朵? 岂不是“异物名实互纽”吗?诡辩家之所以为诡辩,就在此。这种诡辩派出来,把正名主义的价值都丧失了。
胡先生讲墨学固然甚好,讲墨学消灭的三种原因,还不甚对。依我说,第三种“诡辩太微妙”应改为“诡辩太诡”。更有第四种原因,发于墨学自身,就是《庄子·天下篇》说的:“其道太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虽能独任,奈天下何?”我和胡先生都是极崇拜墨子的人,但这一点,是不必为墨子讳的。

九

其余各篇,虽然还有些异同,不必多说了。唯有篇末说古代哲学中绝之原因,该有点商量。胡先生说那四种原因:一、怀疑主义的名学,二、狭义的功用主义,三、专制的一尊主义,四、方士派的迷信,我都承认,但是还有未尽,依我说,有两个更大的原因:
第一 凡当民族混化社会剧变时代,思想界当然像万流竞涌、怒湍奔驰,到这种局势完全经过了,社会状况,由川湍变成大湖泊,当然是水波不兴、一拭如镜。战国和秦汉的嬗变,正是如此。思想界发扬蹈厉了几百年,有点疲倦了,自然移到休息时代。
第二 中国人本是大平原民族,因他的环境和遗传,久已养成一种爱中庸厌极端的性质。春秋战国间,因社会剧变,发生特种刺激,才演出这个例外。像孔子这派的中庸态度,本来是最适于这个民族的心理,他本身又有很丰富的资料,尽够人受用,所以特种刺激过去之后,自然是唯他独尊了。
我很高兴,这次得有批评这部名著的光荣,我用十分的诚意,对于胡先生致敬礼。我希望胡先生和海内好学君子更有对于我这批评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