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王琦竭毕生之力,著《李太白全集辑注》和《李长吉歌诗汇解》,对于后人读太白诗及长吉诗,实大有裨益,披寻搜讨之功,不可低估。两书注解,尚有缺漏,也时见错讹,还有待我们进一步补正。笔者因取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中有疑义或有缺漏的条目,写成读书笔记六十二则。
中国
李贺诗里,两次提到“中国”,《李凭箜篌引》“李凭中国弹箜篌”,《官街鼓》“独共南山守中国”。王琦汇解未注。叶葱奇注云:“中国,指国中也。”(见《李贺诗集·李凭箜篌引》注)未妥。
“中国”一词,自来有多种用法。《礼记·中庸》:“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韩非子·孤愤》:“越虽国富兵强,中国之主皆知无益于己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这些典籍中的“中国”,乃是指称中原地区。因我国华夏民族最早建国于黄河流域一带,以为居天下之中,故称“中国”。“中国”又可以泛称汉民族居住地区。《古今注》:“燕支出西方,土人以染,中国谓之红蓝,以染粉为妇女色。”马永卿《��真子》卷之一“中国为汉”条,云:“今之夷狄谓中国为汉,盖有说也。《西域传》载武帝轮台诏曰:匈奴缚马前后足,言‘秦人,我匄若马’。注谓中国人为秦人,习故言也。故今夷狄谓中国为汉,亦由是也。”
但是,上述讲法,都不适用于李贺诗。长吉这两首诗里的“中国”,应解作“京城”。按《荀子·致仕》:“《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之谓也。”唐元和时代人杨倞注云:“中国,京师也。”《荀子》中所引的“《诗》曰”,见之于《诗经·大雅·民劳》。此诗共五章,首章三四句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第三章三四句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重叠复唱,则“中国”即是“京师”,故《毛传》云:“中国,京师也。”方扶南即以此注李贺诗,云:“中国不可作中夏,只作都中解。”(见方扶南批本《李长吉诗集》的“李凭箜篌引”批语)极是。《李凭箜篌引》描写音乐家李凭在长安城内弹奏箜篌,这和诗中“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弦动紫皇”等句的内容相切合。《官街鼓》,诗人由京城里的“冬冬鼓”声,联想到人生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不由得发出感叹:连天上的神仙也葬过了好多次,独独只有鼓声千年来一直和终南山、长安城厮守着,从而嘲笑了秦皇、汉武追求长生的愚妄。可见,长吉诗中的“中国”解为京城,最为妥贴。
吴质不眠倚桂树
《李凭箜篌引》“吴质不眠倚桂树”。王琦注:“吴质,三国时人。考《魏志》、《魏略》中所载事迹,与音乐不相涉。刘义庆《箜篌赋》云:‘名启端于雅引,器荷重于吴君。’岂即用吴质事,而载籍失传,今无可考证欤?”
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一云:“旧言月中有桂,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道有过,谪令伐树。”月中伐桂的吴刚,已成为传说中的人物,人人尽知。然而,明人何孟春却在《馀冬序录》卷四十八中说:“月中斫桂人,《酉阳杂俎》云吴刚,李贺诗云吴质,当是名刚字质也。”这种推测,纠缠不明,不可取。黄朝英《靖康缃素杂记》尝论吴生斫桂事,引《李凭箜篌引》,云:“‘吴质不眠倚桂树’,李贺谓之吴质,段成式谓之吴刚,未详其义。窃意《箜篌引》所引,谓吴质,非吴刚也,恐别是一事。魏有吴季重,亦名质。”(企按:今通行本《缃素杂记》无此则,乃是佚文,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十四)王琦的见解,与黄朝英略同,或即源出于此。
王琦注李贺《李凭箜篌引》诗中的吴质,持存疑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史载吴质事迹,与音乐不相涉。笔者以为李贺诗里的吴质,当注三国时代吴季重为是,理由有二:一,吴质事,并非与音乐无关。曹丕《与吴质书》:“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棊闲设,终以博奕,高谈娱心,哀筝顺耳。”《吴质别传》云:“魏文帝与吴质书曰:斩泗滨之梓以为筝。”(《太平御览》卷五七六引,今存曹丕《与吴质书》、《又与吴质书》中没有这句话,《文选》载此句于曹子建《与吴季重书》中。)曹子建《与吴季重书》:“夫君子而知音乐,古之通论,谓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为过朝歌而回车乎?足下好伎,值墨翟回车之县,想足下助我张目也。”这封信,是曹植在吴质任朝歌长之后写给他的。《淮南子》云:“曾子至孝,不过胜母里;墨子非乐,不入朝歌。”曹植正是借墨翟的典故称颂吴质。吴季重《答东阿王书》云:“凡此数者,乃质之所以愤积于胸臆,怀眷而悁邑者也。若追前宴,谓之未究,倾海为酒,并山为肴,伐竹云梦,斩梓泗滨,然后极雅意,尽欢情,信公子之壮观,非鄙人之所庶几也。”以上这些文字,都说明吴质是一个“知音”者。王琦仅考索《魏志》、《魏略》,竟然下了个“与音乐无涉”的结论,未免疏略之嫌。二,李贺的艺术想象力丰富奇特,他把三国时人吴季重写入诗中,写他在月宫里倚着桂树听箜篌。借着这个“知音”者听乐入神,倚树不眠,衬托出李凭操箜篌的技艺精妙过人。这种出人意外的艺术构思,正是出自浪漫主义诗人的大手笔,体现了李贺奇诡峭丽的诗歌风格。后代诗家不明此理,竟疑吴质为吴刚,这是很不妥当的。
金鱼
《还自会稽歌》“脉脉辞金鱼”,王琦注云:“吴正子注:金鱼,袋也。《炙毂子》云:鱼袋,古之算袋,魏文帝易以龟,唐改以鱼。长吉咏梁事而用金鱼,恐是用别事。”姚文燮的《昌谷集注》,即取吴正子说。叶葱奇《李贺诗集》亦据吴说,云:“按:鱼袋大臣所佩,‘辞金鱼’指辞去官职。”
吴氏注误;王氏提出疑问,是有见地的,惜乎他并没有作出正确的答案。
方扶南批本《李长吉诗集》墨笔批云:“此金鱼恐指禁钥。”黎简云:“金鱼,宫门钥也。”(黎简批点本《李长吉集》)方、黎两氏所言,当亦有据,但是他们在批点文字中并未指明。考应邵《风俗通义》:“钥施悬鱼,翳伏渊源,欲令楗闭如此。”丁用晦《芝田录》云:“门钥必以鱼,取其不瞑目守夜之义。”宋陆友仁《研北杂志》:“故宋宫中,用鱼钥,降鱼取匙,降匙而鱼,古制也。”李商隐《和友人戏赠二首》:“殷勤莫使清香透,牢合金鱼锁桂丛。”冯浩注云:“金鱼,鱼钥也。桂丛,指月殿。重门深锁,毋使他人得近。”可见,“金鱼”和动词“锁”字关合,确有鱼钥之意。
明人胡震亨曾指出:“金鱼,旧以鱼袋释,梁无其制也。庾乃简文旧僚。《东宫旧事》:中庶子掌门钥,钥施悬鱼。(《太平御览》卷一八四引《东宫旧事》云:“守钥四人,对番上下,东宫门钥在中庶子坊。”)云辞金鱼,自指旧署言耳。”(见《唐音癸签》卷二十三)联系南北史有关庾肩吾的记载,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李贺这句诗。《南史·庾肩吾传》云:“庾肩吾,字慎之,八岁能赋诗,初为晋安王国常侍。王每徙镇,肩吾常随府。王为皇太子,兼东宫通事舍人。后为安西湘东王录事、谘议参军,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北史·庾信传》云:“父肩吾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东海徐摛为右卫率,摛子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父子东宫,出入禁闼,恩礼莫与比隆。”李贺《还自会稽歌》一诗,既然是咏梁庾肩吾事,当然应该用“鱼钥”来解释“金鱼”,才能与庾肩吾曾任梁太子中庶子这个职务相称;“辞金鱼”,就是辞别旧时官署的意思。
屯贱
《还自会稽歌》“羁臣守迍贱”。王琦注:“当永辞荣禄,守贫贱以终身也。”
迍,当作“屯”。王氏以贫贱注“屯贱”,未得原诗深义。李贺同时代人刘禹锡作《子刘子自传》,云:“重屯累厄,数之奇兮。天与所长,不使施兮。人或加讪,心无疵也。”照刘文上下文意看,绝不是贫贱的意思。屯,卦名,《周易正义》云:“屯,难也,刚柔始交而难生。”《周易》:“以贵下贱大得民也。”《正义》云:“贵谓阳也,贱谓阴也,言初九之阳在三阴之下,是以贵下贱。屯难之世,民思其主之时,既能以贵下贱,所以大得民心也。”贱与贵相对,这与荣辱、穷达相对是一样的,都指政治上的得失而言。由此可见,李贺诗里的屯贱,并不是贫贱,乃是政治上遭到困厄危难,处于贱辱的地位。
吴兴才子
《送沈亚之歌》:“吴兴才子怨春风”、“家住钱塘东复东”。王琦注:“吴兴郡,即湖州,《唐诗纪事》以沈亚之为吴兴人,《文献通考》以为长安人。观此诗则《通考》误也。”不仅《通考》误,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云:“亚之,字下贤,长安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吴兴者,著郡望,其实长安人。”晁、陈两氏亦误。
王琦注确。然既有宋人说他是长安人,仅据《唐诗纪事》尚嫌不足,兹补数证:
《沈下贤文集》卷九有《别权武序》云:“余吴兴人,生于��陇之阳。”卷九有《与李给事荐士书》云:“昔年亚之以进士入贡京师,又明年东归。”卷四有《异梦录》:“明日客有后至者,渤海高允中,京兆韦谅,晋昌唐炎,广汉李瑀,吴兴姚合,洎亚之,复集于明玉泉,因出所著以示之。”(《太平广记》卷二百八十二亦录此文》这是沈亚之自述吴兴人的几个证据。
唐杜牧有怀念沈亚之的绝句诗《沈下贤》,云:“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径苔芜不可寻。一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徐献忠《吴兴掌故集》云,“福山,旧俗名小敷山,谈志名福山,与敷山联接,唐人沈下贤名亚之居此。”乾隆刻本《湖州府志》卷四“山”云:“小敷山在府城西南二十里,与敷山相连,俗名福山,唐沈亚之居此。”同书卷十九“人物”云:“沈亚之,字下贤,乌程(吴兴郡属县名)人,居小敷山下,学于韩愈之门,与皇甫湜诗文往来。”又,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六云:“沈亚之,字下贤,吴兴人。”
据上数证,再参合李贺《送沈亚之歌》的序言“元和七年,以书不中第,返归于吴江”观之,则沈亚之为吴兴人,明矣。
先辈
《春坊正字剑子歌》“先辈匣中三尺剑”。王琦注引《演繁露》:“唐世举人呼已第者为先辈。”
王琦注并没有错,然过于简略,易生误解。
先辈,语起于汉末三国时代,郑玄笺《毛诗·采薇》篇云:“今薇生矣,先辈可以行也。”《三国志·吴书·阚泽传》云:“州里先辈,丹阳唐固,修身积学。”《南齐书·刘怀珍传》曰:“此数子皆宿将旧勋,与太祖比肩为方伯,年位高下,或为先辈,而荐诚君侧。”当时称先辈,都有前辈的意思。到了隋代,“先辈”还是前辈的意思。如《旧唐书·孔颖达传》云:“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炀帝征诸郡儒官集于东都,令国子秘书学士与之论难,颖达为最。时颖达少年,而先辈宿儒耻为之屈,潜遣刺客图之。”
然而,唐人称“先辈”,乃是应试举子称呼已及第的人。程大昌《演繁露》探究原委,详考此名来源:
《通典》: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学于雒阳,时慕学者,始诣太学为门人。满一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者,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者,听随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满三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高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郎中满二岁,能通五经者,擢高第,随才叙用;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叙用。故唐世举人,呼已第者为先辈,繇此也。
他在《雍录》(景明刻本《古今逸史》本)卷十中又云:
先辈之语,虽起唐时,然其来已久,汉宣帝制学生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其不能通二经者,须后试复随辈试,试通,亦得为文学掌故。故唐语之谓先辈、前进士者,取其得第在先故以为言也。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云:
先辈原以称及第者。观诸家诗集中,题有下第献新先辈诗(笔者按:如韦庄有《癸丑年下第献新先辈》),可见后乃以为应试举子通称。
先辈,唐人亦称“必先”,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云:
又有必先之称。《乾��子》载阎济美与卢景壮同应举,阎称卢云:“必先声价振京洛。”《云溪友议》:“刘禹锡纳牛僧孺卷曰,必先期至矣。”《太平广记》:郑光业入试,有一人突入铺,欲其相容,呼必先,必先不置。必先似云名第必居先,与先辈同一推敬意。韩仪与关试后新人诗,有“休把新衔恼必先”句,此必先又谓下第同人也。
先辈,又是进士出身的人互相推敬的称呼。后于他人及第者,固然称他人为“先辈”;先于他人及第者,亦可称他人为“先辈”。如杜牧《池州别孟迟先辈》,孟迟,会昌时进士及第(见《新唐书·艺文志》);杜牧《初春雨中舟次和州横江,裴使君见迎,李赵二秀才同来,因书四韵,兼寄江南许浑先辈》,许浑,太和六年进士(见《唐才子传》)。按:杜牧早于唐文宗太和二年中举,较许浑、孟迟两人早数年或十数年及第,却反而称他们两人为“先辈”。所以李肇《国史补》云:“进士为时所尚久矣,……互相推敬,谓之先辈。”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述进士下篇”和宋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门都引录了李肇这段话。
详考唐代文集,可见唐人称“先辈”,与魏晋南北朝时称前辈为“先辈”的习惯显然不同。何孟春《余冬序录》:“唐宋间人,有先辈之称,然不闻施之同官,而所称皆未任官职,或未登科之士。”这是不符合唐时的实际情况的。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二“事始门”云:“李肇《国史补》并《唐摭言》以举子互相推称,则曰先辈,盖前辈之义也。然《南齐书·刘怀珍传》曰:‘此数子皆宿将旧勋,与太祖比肩为方伯,年位高下,或为先辈,而荐诚君侧’云云,乃知先辈之称,南朝以来有矣。”吴曾之误,乃是没有详细推勘“先辈”这个词义历代演变的缘故。吴枋《宜斋野乘》:“今人诗集中因见唐诗有先辈二字,不深考其故,皆误作前辈。近时有称道士为先辈,尤可笑也。”吴枋的这番感叹,发得很好,可见误解“先辈”的人为数不少。笔者所以要写这段文字,既是为了补自己闻见之不足,也是为了防止这种“误解”的再发生。
短衣小冠
《绿章封事》“短衣小冠作尘土”。王琦未注,现补笺于下:
《史记·叔孙通传》:“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司马贞《史记索隐》云:“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从其俗裁制。”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征引中井积德语,云:“楚制,谓服楚俗之制耳。”
《汉书·杜钦传》:“茂陵杜邺,与钦同姓字,俱以材能称,京师故衣冠谓钦为盲杜子夏,以相别。钦恶以疾见诋,乃为小冠,高广财(才)二寸,由是京师更谓钦为小冠杜子夏。”
《洛阳伽蓝记》卷二“景宁寺”条云:“(杨)元慎即口含水噀庆之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
据上述数证,可知“短衣小冠”本为南方平民的服装,便于操作,与宽衣博带之儒服不同。李贺诗里的“短衣小冠”,是借用来指称长安城里那些平民百姓的。
夹城与复道、磴道
《河南府试十二月乐辞·三月》“摇摇锦旗夹城暖”。王琦注引程大昌《雍录》云:“开元二十年,筑夹城通芙蓉园,自大明宫夹东罗城,复道由通化门安兴门,次经春明门延喜门,又可以达曲江芙蓉园,而外人不知也。”
这段记载,亦见之于韦述的《两京新记》,文字全同。《唐六典》卷七原注:“自大明宫东夹罗城复道经通化门磴道潜通焉。”上述这些文字,易混淆,所以,平岗武夫《长安与洛阳》对于夹城作了如下的解释:“《唐六典》记载着由大明宫到兴庆宫有夹城。《册府元龟》(卷十四)、《唐会要》(卷三十)都记有开元二十年六月建筑从大明宫到芙蓉园的东外廓城的夹城。这是因为住在大明宫的天子要到兴庆宫或芙蓉园去的时候,为避路人的烦嚣,便于往来而作的专用路。关于夹城,《唐六典》把这叫做‘夹罗城’,《云麓漫钞》引吕大防的题记说是‘附外廓’。这条通路是复道即空中高架道,是磴道即石铺路,通过通化门,记录上都是一致的。”
把夹城与复道、磴道,混为一谈,当然是不妥当的。其实,夹城、复道、磴道是三样不同的事物,是有区别的;然而,又互有联系。复道和磴道,是夹城的附属建筑,是由大明宫经过夹城通向兴庆宫去必经的建筑物。
夹城,是夹着一条通道的两重城墙,宋程大昌《雍录》卷二云:“两墙对起,所谓筑垣墙如街巷者也。”近人马得志的《唐大明宫发掘简报》(见《考古》一九五九年第六期)说:“大明宫的北部,环绕着东、西、北三面宫城之外,还建有一层城墙,叫做‘夹城’,夹城亦是板筑的夯土墙,仅宽三·五米。……三面夹城分别与宫墙平行。”马得志同志讲的是大明宫的“夹城”,而唐开元时代建筑的由大明宫到兴庆宫、芙蓉园去的“夹城”,其形制也相同。皇帝要到兴庆宫、芙蓉园去游乐,可以自由自在通过“夹城”,不必经过街坊,不受外人惊扰。正因为夹城两墙平行对起,中如街道,所以能“潜通”,外人不得而知也。
可用大量的唐诗来说明“夹城”的形制。杜甫《乐游园歌》:“青春波浪芙蓉园,白日雷霆夹城仗。”杜甫《秋兴八首》:“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郑嵎《津阳门诗》:“五王扈从夹城路。”王建《宫词》:“禁寺红楼内里通,笙歌引驾夹城中。”杜牧《长安杂题长句六首》:“六飞南幸芙蓉园,十里飘香入夹城。”“南苑草芳眼锦雉,夹城天暖卜霓旌。”花蕊夫人《宫词》:“夹城门与内门通,朝罢巡游到苑中。”“三面宫城尽夹墙,苑中池水白茫茫。”(蜀宫亦仿唐宫,筑夹城。)
综上所述,唐代“夹城”的形制大体是这样的:唐人在长安的外廓城、宫城城墙的平行线上,加筑另一堵城墙,两墙间的距离不一,视不同地点“夹城”的用途而定。大明宫东、西、北三面的“夹城”,住着禁军,较宽,宽度为一六○米和五十五米。大明宫至曲江的“夹城”,两墙对起,中有通道,按杜甫“白日雷霆夹城仗”和郑嵎“五王扈从夹城路”的诗句看,这条通道可以排着皇帝巡幸的仪仗,想来也很宽敞,不会太窄。
复道,《史记》如淳注:“複音復,上下有道,故谓之複道。”宋之问《麟趾殿侍宴应制》:“北阙层城峻,西宫复道悬。”杜牧《阿房宫赋》:“复道行空,不霁何虹?”复道是空中通道,再也明显不过了。宋敏求《长安志》云:“自大明宫东夹罗城复道经通化门观以达南内兴庆宫。”就是说从“夹城”到达兴庆宫,要经过通化门楼观附近的“复道”。因为兴庆宫和夹城中间,隔着一条街道;而且兴庆宫正门是西向的,南、北也有宫门,只有东面宫墙无门。所以,从“夹城”不能直达兴庆宫,必须通过架在城墙和兴庆宫宫墙之间的、横穿街道的“复道”,才能到达兴庆宫。
磴道,有斜坡的石路,班固《西都赋》:“凌隥道而超西墉”薛综《西京赋》注:“隥,阁道也。”吕大防《长安城图题记》:“高(当作玄)宗以隆兴坊为兴庆宫,附外廓为复道,自大明宫经通化门,磴道潜通,以达此宫。”《唐六典》卷七原注:“自大明宫东夹罗城复道经通化门,磴道潜通焉。”上述记载提到的磴道,就是从夹城的平地走上城墙,又从复道走下兴庆宫宫墙时的石级斜路,也就如班固所述“凌隥道”“超西墉(墉,城也)”一样。
复道,磴道,都是从“夹城”通向兴庆宫的附属建筑,它们并不是“夹城”。
宫门郎是东宫官
《秦王饮酒》“宫门掌事报一更”,王琦引《旧唐书》,在“宫门掌事”下注云:“宫门郎掌内外宫门锁钥之事。”此注误。
《旧唐书·职官志》(三),于“东宫官属”下,列“宫门郎”官名,简述如下:“宫门局宫门郎二人,从六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下,门仆一百三十人。宫门郎掌内外宫门锁钥之事,其钟鼓刻漏,一如皇居之制也。”
《新唐书·百官志》(四上),于“东宫官”下,列“宫门郎”官名,并详述其品级、职责:“宫门局宫门郎二人,从六品下,丞二人,正八品下,掌宫门管钥。凡夜漏尽,击漏鼓而开;夜漏上水一刻,击漏鼓而闭。岁终行傩则先一刻而启。皇太子不在,则阖正门还仗如常,凡宫中唱时不鼓。”
参证新旧《唐书》,可知宫门郎是皇太子宫里的职官,掌管东宫内外宫门的开闭、锁钥之事,不应在朝廷宴会上掌事。
从李贺诗意看,写的是宫廷夜宴的事。“骑虎游八极”,秦王威武治天下;“龙头泻酒”,太极殿前的铜龙里倾倒出大量的美酒;“邀酒星”,描写宴饮群臣的盛况。王琦引证材料时,去首去尾,仅摘“掌内外宫门锁鈅之事”句,用东宫官“宫门郎”来解释“宫门掌事”,是不妥当的。唐代皇宫内设“宫闱局”,有“宫闱局令”之官,掌侍宫闱、出入管钥。又设“尚仪局”,有“尚仪”官,掌管礼仪起居,管下有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分别掌管陈设伎乐,朝见宴会等事(均见《旧唐书·职官志》和《新唐书·百官志》)。《秦王饮酒》一诗中的“宫门掌事”,当指这些掌管皇宫内有关事务的官员。
窣
《南园十三首》(其二)“黄桑饮露窣宫帘”。王琦注云:“窣,苏骨切,音与速同,谓桑叶触帘作窣窣声,唐玄宗《路逢寒食》诗:‘灞岸垂杨窣地新’,亦是此意。”王氏误。
窣,《说文》云:“从穴中卒出。”这是本义,后代衍出多种解释,然独独不能解作“窣窣声”。“窣”必与其他文字组成词汇,或则重言之,方可作“声”解。如“窣窣”,风凄冷,杜荀鹤《寄温州崔博士诗》:“怀君劳我写诗情,窣窣阴风有鬼听。”李建勋《迎神诗》:“阴风窣窣吹纸钱。”又如“窸窣”,《正字通》:“窸窣,声不定。”李贺《神弦》:“海神山鬼来座中,纸钱窸窣鸣
风。”再如“窣磕”,见《齐谐记》,形容声音突然出现。“窣”,有拂引、触及的意思,在唐宋人诗词中常见。如李隆基《初入秦川路逢寒食》:“洛阳芳树映天津,灞岸垂杨窣地新。”这里的“窣”,是垂杨拂地之意。和凝《临江仙》:“披袍窣地红宫锦”,这是说红宫锦制作的披袍低垂拂地。梅尧臣《苏幕遮》:“窣地春袍,嫩色宜相照。”孙光宪《思帝乡》:“六幅罗裙窣地,微行曳碧波。”两词写绿裙拂地。和凝《采桑子》:“丛头鞋子红编细,裙窣金丝。”这是说长裙触及鞋头的金丝。由此可见,李贺诗里的“窣”字,亦当解作“触及”、“拂引”,这句诗,应是“沾满露水的黄桑低垂下来,触拂着宫帘”的意思。
黄石老 白猿翁
《南园十三首》(其四):“三十未有二十余,白日长饥小甲蔬。桥头长老相哀念,因遗戎韬一卷书。”(其七):“长卿牢落悲空舍,曼倩诙谐取自容。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王琦注仅仅指明(其四)用了黄石老授兵书于张良的典故,(其七)用的是白猿化为老翁学剑的典故。
但是,在唐代人的诗文中,常是连用这两个熟典,组成对句,或以称赞武将,或以表达自己的从军意愿。如:
赵自励《出师赋》:“桓桓大将,黄石老之兵符;纠纠武夫,白猿公之剑术。”
李白《中丞宋公以吴兵三千赴河南,军次寻阳,脱
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
后于李贺的杜牧,也是连用两典而成对句,见《题永崇西平王宅太尉愬院六韵》:“授符黄石老,学剑白猿翁。”
李贺写《南园》时当元和中期,正是“五十州”不服中央、藩镇割据严重的时代,诗人虽闲居家园,还时刻不忘国事,所以,他变化运用了前人的诗思文意,一诗一典,写成《南园十三首》(其四)、(其七)这两首诗。这种写诗的背景,与李白于安史乱后参谋幕府,欣然命笔,写出“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的诗句,直抒胸臆的情景,十分相似。作家构思时,从前人的作品中,得到启示、触发,尤其是两个作家的境遇、志愿,艺术个性有某些相似之处,这种艺术构思上的“触发”现象,更是艺术创作中常见的事。因此,我认为李贺《南园十三首》(其四)、(其七)是受到李白诗的直接影响的,这两首诗,该是同一时间写的,本应前后蝉联。而现在李贺集《南园十三首》的编排次序,已把这两首诗分隔开来,谅非旧观。
连用黄石老、白猿翁两个熟典,组成对句,原非唐人的创造,这在庚信的文章中早已有过:
《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受书黄石,意在王者之图;挥剑白猿,心存霸国之用。”
《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铭》:“圮桥取履,早见兵书;竹林逢猿,偏知剑术。”
然而,后人注唐人集子,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语源出处。王琦的《李太白全集辑注本》虽云集李白注之大成,也未能点出。其实,宋人潘淳早于《潘子真诗话》里就已指出,杜牧诗出于庾信《宇文盛墓志铭》:“授图黄石,不无师表之心;学剑白猿,遂得风云之志。”按:潘淳,字子真,曾师事黄庭坚,当是北宋后期人。所著《潘子真诗话》已残,由郭绍虞补辑佚文,入《宋诗话辑佚》。他在北宋时代,或许还能见到庾信的《宇文盛墓志铭》,可惜今已不传。继而吴曾指出,比杜牧早得多的李白已经先期运用庾信文,他说:“然余读李太白赠宋中丞诗云:‘白猿惭剑术,黄石借兵符。’则太白亦尝用之矣。”(见《能改斋漫录》卷八)宋代还有孔平仲《孔氏杂说》卷二、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八、龚颐正《芥隐笔记》都记载了潘淳的话。直到冯集梧的《樊川诗集注》才开始重视杜牧这两句诗的出处,引了潘淳和吴曾的说法,不过他转引的龚颐正《芥隐笔记》,时序过后,宜换成《孔氏杂说》和《能改斋漫录》两书。
金铜仙人承露盘
《金铜仙人辞汉歌序》:“魏明帝青龙元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拆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唐诸王孙李长吉遂作《金铜仙人辞汉歌》。”王琦注引《野客丛书》和《缃素杂记》载《魏略》的材料,着眼点在迁取捧露盘仙人的时间问题上。前人记载中有异歧而且很有必要弄清楚的问题,则有:一、魏明帝搬取的是那一宫的捧露盘仙人?二、魏明帝取捧露盘仙人,搬成了没有?
(一) 魏明帝搬取的是那一宫的承露盘仙人?
汉武帝建造捧露盘,前代载述,有三种说法:其一为柏梁台上的承露盘;其二为甘泉宫通天台上的承露盘;其三为建章宫神明台上承露盘。
魏明帝搬取的决不是柏梁台上的汉武帝捧露盘。《资治通鉴》卷二十:“春(按,指汉武帝元鼎二年)起柏梁台,作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饮之,云可以长生。宫室之修,自此日盛。”这是《资治通鉴》的讹误。考《汉书·武帝纪》仅云“元鼎二年春起柏梁台”,没有承露盘的记载。毕沅校本、孙星衍校本《三辅黄图》记柏梁台,都没有提到台上有承露盘。张澍辑《三辅旧事》,引《太平御览》和《玉海》关于柏梁台的材料,亦无承露盘的记载。《资治通鉴》的讹误大概是由《汉书·郊祀志》造成的。《汉书·郊祀志》是这样记载的:“其后,又作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王先谦认为这是两回事,所以他作《汉书补注》引颜师古的话,曰:“三辅故事云:建章宫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饮之。”《资治通鉴》把两者混为一谈,就讹为柏梁台上的承露盘了。再则,柏梁台早已毁于灾火。张衡《两京赋》:“柏梁既灾,越巫陈方,建章是经,用厌火祥。”李善注引《汉书》云:“柏梁灾,越俗,有火灾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宫。”柏梁台毁于元封元年十一月,太初元年,起建章宫。因此,魏明帝派宫官西取汉武帝捧露盘仙人,不可能是柏梁台上那一个。
魏明帝搬取的也不是甘泉宫通天台上的汉武帝捧露盘仙人。毕沅校本《三辅黄图》卷五“台榭”“通天台”云:“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台。《汉旧仪》云:通天者,言此台高通于天也。《汉武故事》:筑通天台于甘泉,去地百余丈,望云雨悉在其下,望见长安城,武帝时祭泰乙,上通天台,舞八岁童女三百人,祠祀,招仙人祭泰乙云。……上有承露盘仙人掌擎玉杯,以承云表之露。”张澍辑《三辅旧事》,引《太平御览》云:“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台。……上有承露盘擎玉杯,承云天之露。”说明原来通天台上确建立过承露盘。但是,这个承露盘也早已于汉昭帝元凤年间毁坏掉。张澍辑《三辅旧事》引《太平御览》云:“元凤间台自毁,榱桷皆化为龙凤,随风雨飞去。”张澍辑《三辅故事》引《玉海》的材料,与上条同。因此,魏明帝搬取的也决不会是通天台上的承露盘。
魏明帝要想搬取的,就是建章宫神明台上的承露盘。毕沅校本《三辅黄图》卷三云:“《汉书》曰建章有神明台。《庙记》曰:神明台,武帝造,祭仙人处,上有承露盘,有铜仙人舒掌,捧铜盘玉杯,以承云表之露,以露和玉屑服之以求仙道。”孙星衍校本《三辅黄图》亦有类似的记载。张澍辑《三辅故事》引《艺文类聚》云:“建章宫承露盘高二十丈,大七围,以铜为之,上有仙人掌承露,和玉屑服之。盖张衡《西京赋》所云:立修茎之仙掌,承云表之清露,屑琼蕊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也。”
(二) 魏明帝西取捧露盘仙人,搬成了没有?
魏明帝确实派人搬取过捧露盘仙人。《长安记》说是魏文帝徙铜盘,证之其他书籍,当然是错误的。《宋书·五行志》记此事为魏明帝;任昉《述异记》:“魏明帝取汉武帝捧露盘仙人,既拆盘,临行泣下。”《三国志·魏书·明帝纪》:“徙长安铜人承露盘之类于洛,铜人重不可致,留于灞城。”《魏略》:“徙长安诸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拆,铜人重不可致,留于灞垒。”
以上这些记载,文字虽稍有出入,但都说明了魏明帝准备搬取捧露盘仙人(即金铜仙人,与秦始皇所铸的十二铜人,不是一回事),因为重得搬不动,只能留于灞城。据卢弼《三国志集解》引赵一清语曰:“何平叔《景福殿赋》:建凌云之层盘。注:凌云,层盘名,为之以承甘露。是魏人又自作承露仙人掌也。”又据曹植《承露盘铭》:“皇(一本作明)帝乃诏有司铸铜,建承露盘在芳林园中,茎长十二丈,大十围,上盘径四尺九寸,下盘径五尺,铜龙绕其根,龙身长一丈,背负两子,自立于芳林园,甘露乃降。”(卢弼《三国志集解》云:“据此则承露盘当作于太和六年以前,造景福承光殿亦为太和六年事也。”)据上数证可见,魏明帝西取汉武捧露盘仙人未成,于是乃自铸承露盘,立于芳林园中。李贺不过是借魏明帝西取汉武帝捧露盘仙人的故事,抒写唐王朝式微的哀叹。至于魏明帝自铸承露盘,他在序中并没有交代,也不必交待了。
郎
《金铜仙人辞汉歌》“茂陵刘郎秋风客”。王琦注云:“然以古之帝王而渺称之曰刘郎,又曰秋风客,亦是长吉欠理处。”
其实不然,唐人称帝王为“郎”者,不乏其例。
生活于唐玄宗、肃宗时代的崔令钦,撰《教坊记》,云:“开元十一年初,制《圣寿乐》,令诸女衣五方色衣,以歌舞之。宜春院女教一日,便堪上场,惟搊弹家弥月不成。至戏日,上亲加策励曰:‘好好作,莫辱没三郎。’”这是唐玄宗自称为“郎”的较早的文字记载。
《永乐大典》残卷卷七千三百二十八征引吴曾《能改斋漫录》的逸文云:“江左人以泥捏塑人物,有机关以动手足,货于市中,谓之快活三郎。本谓唐明皇耳。故郑棨《开天传信记》载刘朝霞献明皇帝《温泉赋》中云:‘遮莫你古时千帝,岂如我今日三郎。’”
宋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一引吴曾《能改斋漫录》“事始门”载玄宗为三郎凡五事,今本《能改斋漫录》无此段文字,当为逸文。云:“一,刘朝霞献《温泉赋》云:‘遮莫你古时千帝,岂如我今日三郎。’二,开元十一年,置《圣寿乐》,令诸女歌舞宜春院,上亲加策励,曰:‘好好作,莫辱三郎。’三,明皇过华阴,见岳神迎谒,老巫阿马婆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纪》指明皇为三郎。(笔者按:汪辟疆校录《唐人小说》,据《贾氏谈录》改题韦瓘,并引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唐牛僧孺自叙所遇奇事。贾黄中以为韦瓘所撰,瓘,李德裕门人,以此诬僧孺。”《周秦行纪》云:“太后语太真曰:何久不来相看?太真谨容对曰:三郎数幸华清官,扈从不得至。”此即吴曾所谓“指明皇为三郎”。)五,《通鉴》:‘每宰相奏事,睿宗辄问与三郎议否?’”参证《教坊记》和《永乐大典》残卷,可知刘昌诗《芦浦笔记》所引五事,似系节录。
又,刘昌诗《芦浦笔记》卷一还说:
“《漫录》事始门所载唐明皇为三郎凡五事,而不知尚有一处。开元中,有献俳文于明皇:‘说甚三皇五帝,不如求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莫五角六张。’”
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七“郎君大相公”条亦云:
“何后称玄宗为三郎。韦坚唱《得宝歌》,亦有‘三郎当殿坐’之语(笔者按:此则详见《旧唐书·韦坚传》),优人黄幡绰对玄宗并称三郎郎当。代宗罢李辅国中书令,辅国愤之,谢曰:‘老奴事郎君不了’,而郎之称直加于帝王矣。”
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魏鹤山《天宝遗事》诗云:红锦绷盛河北贼,紫金盏酌寿王妃。弄成晚岁郎当曲,正是三郎快活时。俗所谓快活三郎者,即明皇也。小说载明皇自蜀还京,以驼马载珍玩自随。明皇闻驼马所带铃声,谓黄幡绰曰:铃声颇似人言语。幡绰对曰:似言三郎郎当,三郎郎当。明皇愧且笑。”
由此可证,唐时称帝王为“郎”是很普遍的现象。帝王之父、妃,固然可以称帝王为“郎”,臣下、宫女、倡优、巫婆也都可以称之为“郎”;不仅在帝王背后,或则在书面文字中,可以称之为“郎”,就是当着帝王的面,也可以称之为“郎”。那么,李贺在诗中称帝王为“郎”,未为大过;王琦所谓“渺称”、“欠理处”,只能反映出他自己的观点,不是唐代的实际情况。
果下马
《马诗二十三首》(其八):“吾闻果下马,羁策任蛮儿。”王琦注:“《三国志》
出果下马,汉桓时献之。(企按:此语见《三国志·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果下马高三尺,乘之可于果树下行,故谓之果下马。”
意犹未尽,补笺数证:
《文选》卷六左思《魏都赋》:“驰道周屈于果下。”刘逵注:“汉厩旧有乐浪所献果下马,高三尺,以驾辇车。”卢弼《三国志集解》于《魏书·东夷传》下引姜西溟语,云:“定张车,果下马,皆宫中所用。”《太平御览》卷八九七引张华《博物志》云:“秽貊国,南与辰韩,北与句丽、沃沮接,东穷大海。海中出斑鱼皮,陆出文豹,又出果下马,高三尺,汉时献之,驾辇车。”原来,果下马乃是宫中专驾辇车的牲口,不能驰骋疆场,所以任“蛮儿”羁策、驱使。作如是解,全诗诗意贯通,主题更突出。
白屋
《老夫采玉歌》“村寒白屋念娇婴”。王琦注:“《汉书》:‘致白屋之意’,颜师古曰:白屋,谓白盖之屋,以茅覆之,贱人所居。’王肃《家语》注:‘白屋,草屋也。’”又,李贺《感讽六首》(其四):“西山白盖下,贤隽寒萧萧。”王琦注云:“白盖,白屋也。《尔雅》:‘白盖谓之苫。’邢昺疏云:‘孙炎曰:白盖,茅苫也。郭璞曰:白茅苫也,今江东呼为盖。’然则盖即苫也,以白茅为之,故曰白盖。”
王琦注把“白屋”、“白盖”混在一起,含糊不清。“白盖”,即茅苫,这是正确的;但把“白屋”解为茅草屋,袭颜师古之误,不当。前人早已对颜师古的训释过辨析,今举述于此,以补正王琦注。
元李翀《日闻录》云:“白屋者,庶人屋也。春秋丹垣宫楹,非礼也。在礼:楹天子丹,诸侯
垩,大夫苍,士黈黄色。按此则屋楹循等级用采,庶人则不许,是以谓之白屋也。后世诸侯皆朱其邸,及官寺皆施朱,非古矣。南史有以隐士多游王门,或讥之,答:诸君以朱门,贫道如游蓬户。又主父偃曰:士或起白屋而致三公。颜注:‘以白茅覆屋。’非也。古者宫室有度,官不及数,则屋室皆露本材,不容僭施采画,是为白屋也。是故山节藻棁,丹楹刻桷,以诸侯大夫而越等用之,犹见讥诮,则庶人之家其屋当白屋也。白茅覆屋,古今无传。后世诸侯王及达官所居之室,概饰以朱,故曰朱门,又曰朱邸,以别于白屋也。故凡庶人所居皆曰白屋。”
《汉书·吾丘寿王传》:“或由穷巷,起白屋,裂地而封。”王先谦补注云:“沈钦韩曰:程大昌《演繁露》:‘春秋庄公丹威宫楹,非礼也。在礼楹天子丹,诸侯黝垩,大夫苍,士黈。黈,黄色也。’按此则士以上屋楹方许循等级用采色,庶人则不许,是以谓之白屋。颜云:‘以白茅覆屋’,古无其传也。后世诸侯王及达官所居屋,皆饰以朱,故曰朱门、朱邸,言朱以别于白也。瞿鸿禨曰:《管子·乘马篇》:‘白徒三十人,奉车两。’《魏书·食货志》:‘白民输五百石,听依第出身。’《北史·李敏传》:周宣帝谓乐平公主曰:‘敏何官’,对曰:‘一白丁耳。’白犹素也,无官业,空一人耳,白屋即起家无所凭借之义。”
安定美人
《仁和里杂叙皇甫湜》“安定美人截黄绶”。王琦注:“后汉皇甫规、皇甫嵩皆安定朝那人,今湜虽占籍睦州,而族望本自安定,故谓之安定美人。”
安定,是皇甫湜的族望,他在诗中自称“有人安定皇甫湜”(见《悲周子桑》),别人也称他“安定皇甫湜”,如刘禹锡《唐故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君集纪》云:“安定皇甫湜于文章少所推让,亦以退之之言为然。”这可以补证王琦注。
“美人”,可以比作君王,如王逸《离骚经序》:“灵脩美人,以媲于君。”我国古代也有称男子为“美人”、“佳人”的,其例甚多。《诗经·邶风·简兮》:“云谁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西方之人兮!”郑笺:“我谓谁思乎,必周室之贤者。”“彼美人谓硕人也”。《简兮》诗里的“美人”就是那个勇武的人。《楚辞·九歌·河伯》:“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王逸注:“美人,屈原自谓也。”谭介甫《屈赋新编》(上集):“按:屈原并不自称美人,是齐使送行,称楚使为美人,以表示亲热,但屈原当然在内。”杜甫《寄韩谏议》:“今我不乐思岳阳,身欲奋飞病在床。美人涓涓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卢元昌说:“首尾美人,中间好人,及赤松子、韩张良(韩人也)、南极老人,总一谏议影子。”陈沆《诗比兴笺》评杜甫此诗,云:“篇中美人即韩也。”苏东坡《赤壁赋》:“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上述这些例子,都是用“美人”指称理想中的贤能者。李贺诗也是如此,以赞美皇甫持正。
坚都
《仁和里杂叙皇甫湜》“那知坚都相草草”。王琦注云:“吴正子注:坚都,一作竖都,皆未详。曾益注以孟坚两都赋解之。恐无此用事法。”他虽然否定了吴、曾两说,但自己并未提出确当的看法来。姚文燮《昌谷集注》云:“坚都即班孟坚,赋两都也。”实即承曾氏说。方扶南批本《李长吉诗集》注:“坚字或贤字,都相二字或颠倒,当是贤相都草草。坚都不可解,当从字刻作竖都。《国语》楚伍举曰:使富都那竖赞焉。韦昭注:富,富于容也。都,闲也。那,美也。竖,未冠者也。言取美好而不尚德也。此竖都二字所本。竖都草草,言当世童昏皆不识德义也。”
吴、曾、姚、方诸说,均非是。坚都,实是古代二个善于相马的人的简称。董伯音曰:“刀坚、丁君都,古善相马者。”(见陈本礼《协律钩玄》“仁和里杂叙皇甫湜”注引)吴汝纶评注《李长吉诗集》即引董说解此诗。按,《后汉书·马援传》云:“近世有西河子舆,亦明相法。西河子舆传西河仪长孺,长孺传茂陵丁君都。”则丁君都亦见于史传。刀坚,未知董伯音何据?长吉借善于相马者,代指主管考试的礼部官员,诗句“那知坚都相草草”即能通释。这是诗人在发牢骚:那知道礼部官员选取人才竟如此草率!
调
《仁和里杂叙皇甫湜》“宗孙不调为谁怜。”王琦于“调”未加明确注释。叶葱奇先生《李贺诗集》此诗的“疏解”云:“对一个沈滞下僚,久不升调的宗室子弟,哪会怜惜呢?”
其实,本诗的“调”,并非迁官、升调之意。按李贺作《仁和里杂叙皇甫湜》一诗时,刚刚遭谗不第,还没有到长安当奉礼郎,所以释“调”为调任他官,于义不妥。考《史记·袁盎传》如淳注训“调”为“选”。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七“史记注”条,不同意如淳的解释,云:“《袁盎传》调为陇西都尉,此今日调官字所本。调有更易之意,犹琴瑟之更张乃调也。如淳训为选,未尽。”然而,《日知录集释》引钱大昕的说法,更有说服力:“调字当从如淳训。唐人初任皆曰调,见于史传,不胜枚举。宋时尚有常调官好做之谚。常调,犹言常选也。明人始有改调之例。里俗相沿,不可以解《汉书》。”参证《旧唐书·刘滋传》:“兴元元年,改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逸事,时京师寇盗之后,天下旱蝗,谷价翔贵,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则以钱说为是。
训“调”为“选”,李贺“宗孙不调为谁怜”句,就容易解释。联系上句,诗人是在发感叹:我本想写些传奇文,投送吏部官员,但是,我这个不被选用的“唐诸王孙”,有谁来怜惜呢?
崆峒
《仁和里杂叙皇甫湜》:“明朝下元复西道,崆峒叙别长如天。”王琦注云:“《太平寰宇记》:禹迹之内,山名崆峒的有三:一在临洮,一在安定,一在汝州。时湜方仕陆浑,陆浑与汝州相近,殆指汝州之崆峒邪!”
又,《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李子别上国,南山崆峒春。”王琦注云:“崆峒山在原州平高县西一百里,与京师相去辽远,未必指此,恐所谓崆峒,是终南山中峰岭岩洞之名耳。”
王氏对李贺诗中的崆峒,未有确解;自然,上述这两首诗中的首联和尾联,也就讲不通。因此,弄清“崆峒”的含义,对于诠解李贺诗,显得很重要。
钱仲联据《尔雅·释丘》、《庄子·在宥》、《尚书·召诰》等典籍,指出:“崆峒,古与空同、空桐通用。”“历来称洛阳居天地之中,故贺诗以居天中斗极下之崆峒为洛阳代称。”(见《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三辑)所证极确。笔者再举出数证,助成此说。张衡《东京赋》:“区宇
宁,思和求中,睿哲玄览,都兹洛宫。”薛综注:“言海内既已㐅安,思求阴阳之和,天地之中而居之。”杨泉《物理论》:“北极,天之中。”《尔雅·释天》:“北极,谓之北辰。”郭璞注:“北极,天之中,以正四时。”陈后主《洛阳道》诗云:“建都开洛汭,中地乃城阳。”许浑《洛中游眺贻同志》:“康衢一望通,河洛正天中。”既然北极星是“天之中”,洛阳是“地之中”,而“斗极之下,其处为空桐(崆峒)”,所以洛阳又可称为“崆峒”。还可以唐代人的文章作证。刘禹锡《唐故邠宁庆等州节度观察处置使朝散大夫检校户部尚书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右仆射史公神道碑》:“斗极之下,崆峒播气。锺于侍中,孔武且贵。奉上致命,宜昌后嗣。仆射嗣之,……”按:史公即史孝章;侍中,指史孝章之父史宪成,曾任检校司徒兼侍中。史宪成死后葬于洛阳北邙山,史孝章死后,亦归葬于此,因而刘禹锡有上述的碑文。可见,刘氏也是以崆峒指称洛阳的。
前代典籍和唐人文集释“崆峒”取义相同,李贺诗中的“崆峒”亦取此义。用“崆峒即洛阳”一义,则李贺两诗均能通释。《仁和里杂叙皇甫湜》末两句的意思是:明朝是下元节,我再次西去长安,在洛阳与皇甫湜话别,天长日久,何日才能相见呢?《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首两句的意思是:今日我离别长安,从终南山到洛阳,一路上春色宜人。
罘罳
《宫娃歌》:“寒入罘罳殿影昏,彩鸾帘额著霜痕。”王琦注曰:“合诸说观之,汉之罘罳,屏阙之异名,唐之罘罳,网户之别号。”他说得过于简约,易生混淆。段成式《酉阳杂俎》云:“士林间多呼殿榱桷护雀网为罘罳,其浅误如此。”也过于片面。
按:汉武帝建柏梁台,成,宴群臣作《柏梁诗》联句,上林令云:“走狗逐兔张罘罳”。司马相如作《子虚赋》:“列卒满泽,罘网弥山。”则汉代“罘罳”为网,其意甚明。
汉代,罘罳亦作屏墙讲。字从网,既取义于谐声,又取形于网状。崔豹《古今注》云:“罘罳,屏之遗象也。罘罳,复思也。汉西京罘罳合板为之,亦筑土为之,每门阙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国厅前亦树之。(顾炎武《日知录》卷十“罘罳”条于此下注:今人谓之影壁。)”刘熙《释名》:“罘罳在门外。罘,复也,罳,思也,臣将入请事,于此复重思之也。”商务印书馆本《说郛》载黄朝英《缃素杂记》佚文云:“罘,兔罟也,但屏上雕刻为其形如网罟之状,故谓之罘罳,音浮思,则取其复思之义耳。”毕沅校本《三辅黄图》卷二“建章宫”云:“连阁皆有罘罳”,“连阁,曲阁也,以覆重刻垣墉屏翳之处,画以云气鸟兽,其形罘罳然。”以上种种材料,明确说明“罘罳”所以解为屏墙的原因。
到了唐代,确实有人称殿间护雀网为“罘罳”的,如苏鹗《演义》云:“罘罳,织丝为之,轻疏浮虚,象罗网交叉之状,施宫殿檐户之间也。《文宗实录》:‘太和中,甘露之祸,群臣奉上走殿北门,裂断罘罳而去。’又,杜甫天宝末诗(按:即题为《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云:‘罘罳朝共落,榱桷夜同倾。’又,温庭筠《补陈武帝与王僧辨书》云,‘罘罳昼卷,阊阖晨开。’”《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五云:“宦者曰:‘事急矣,请陛下还宫。’即举软舆迎上扶升舆,决殿后罘罳,疾趋北去。”胡三省注云:“唐宫殿中罘罳,以丝为之,状如网,以捍燕雀,非如汉宫阙之罘罳也。……元微之为承旨时,诗曰:‘蕊珠深处少人知,网索面临太液池。浴殿晓间天语后,步廊骑马笑相随。’自注云:‘网索在太液池上,学士候对歇于此。’予按,网索乃是无壁或有窗处,以索挂网遮护飞雀,故曰网索,犹挂铃之索为铃索也。”大量例证说明唐时称护雀网为罘罳。
但是,唐人同样也称屏墙为“罘罳”。王谠《唐语林》卷二云:“因言罘罳者,复思也,今之板障屏墙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将见,至此复思其所对敭,去就避忌也。”杜甫《大云寺赞公房四首》:“黄鹂度结构,紫鸽下罘罳。”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罘罳”条云:“罘罳字虽从网,其实屏也。”下有原注云:“杜子美《大云寺赞公房》诗:紫鸽下罘罳。”(杨伦《杜诗镜铨》谓此句暗用释氏鸽入佛影,心不惊怖之语。)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礼记·明堂位》疏和《广雅》、《释名》为证,力图说明唐时也称罘罳为屏墙。不过,他片面强调罘罳解作屏墙一义,以为人们呼护雀网为罘罳乃“浅误”,是不妥当的。
综上所述,罘罳,原为猎网,后来谐音“复思”,又取网形,作为屏墙之名。到唐代,罘罳仍为屏墙之名,而时人又用其网义,称护雀网为罘罳。因此,无论汉唐,罘罳两义,随文解释,不能强求一律。
李贺《宫娃歌》“寒入罘罳殿影昏”中的罘罳,应作屏墙讲为宜。这句诗的意思是:寒气透过罘罳,侵入殿内,殿影在月光下,昏暗不清。如果讲作殿间护雀网,于义欠妥,因为丝网空疏,无所谓寒气透入的问题。
堂堂
《堂堂》“堂堂复堂堂”,王琦于题下注:“《唐书》:隋乐府有堂堂曲。《乐府诗集·乐苑》曰:堂堂,角调曲。又曰:堂堂本陈后主所作。唐为法曲,故白居易诗云‘法曲法曲歌堂堂’是也。”此注过略,不易窥见题旨。
按《堂堂》本是乐府古题,属清商曲,《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清商曲辞·吴声歌曲”引《晋书·乐志》曰:“《春江花月夜》、《玉树后庭花》、《堂堂》,并陈后主所作。”《乐府诗集》引误,因为这段文字,原出《隋书》卷十三。陆侃如《乐府古辞考》云:“《玉树后庭花》古辞一曲尚存,余均亡。”
郭茂倩《乐府诗集》列李贺的《堂堂》入“近代曲辞”,显然,他是把李贺的《堂堂》与隋曲区分开来的。他在卷七十九下注云:“《乐苑》曰:堂堂,角调曲,唐高宗朝曲也。《会要》曰:调露中,太子既废,李嗣真私谓人曰:‘祸犹未已,主上不亲庶务,事无巨细,决于中宫。宗室虽众,俱在散位,居中制外,其势不改,恐诸王藩翰为中宫所蹂践矣。隋以来乐府有堂堂曲,再言堂者,是唐再受命也。中宫僭擅,复归子孙,则为再受命矣。近日,闾里又有侧堂堂、挠堂堂之谣,侧者不正之辞,挠者不安之称,将见患难之作不久矣。’后皆如其言。”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三云:“隋乐府有堂堂曲,明唐再受命也。调露初,民间有侧堂堂、挠堂堂之谣。侧,不正;挠,不安,故武后戕宗室,易唐为周,而孝和复反正为唐。”详勘李贺《堂堂》全诗诗意,正是借华清宫殿堂之弊坏,对明皇、杨妃时事寓讽刺意,与卷一《过华清宫》诗意相同。李贺并非取隋乐府为题,而是巧铸灵运,因事傅题,借题抒情,用了“近代曲”唐高宗朝曲,取其“患难之作不久矣”之意,曲尽乐府变化之妙。
至于白居易《新乐府》之二《法曲》,小序云:“美列圣,正华声也。”诗云:“法曲法曲歌堂堂,堂堂之庆垂无疆。中宗肃宗复鸿业,唐祚中兴万万叶。”诗下自注:“永隆元年,太常李嗣贞善审音律,能知兴衰,云近者乐府有堂堂之曲,再言者,唐祚再兴之兆。”白居易撷取李嗣贞语,侧重于“再兴之兆”一点,以颂中兴鸿业,与李贺《堂堂》诗之取意不相同,宜乎不取其说。
王琦对《堂堂》曲有隋曲、近代曲之区别,不加注明,易生混淆,笔者因作辨正如上。
金虫与金凤
《恼公》“腰袅带金虫”。王琦注:“金虫,以金作蝴蝶蜻蜓等物形而缀之钗上者,又宋祁《益部记》:利州山中有金虫,其体如蜂,绿色,光若泥金,俚人取作妇女钗镮之饰,吴均古意,宝粟钿金虫。”又,《谢秀才有妾缟练改从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后生感忆座人制诗嘲诮贺复继四首》“发冷青虫簪”。王琦注:“广中有绿金蝉,大者如班猫,其背作青绿泥金色,喜匿朱槿花中,一一相交,传云带之令夫妇相爱,妇女多以为钗簪之饰。段公路《北户录》所谓金龟子,竺法真《罗浮山疏》所谓金花虫,陈藏器《本草》所谓吉丁虫,宋祁《益部方物略》所谓利州金虫,皆此物也。旧注谓以青玉为簪而雕镂虫式者,恐未是。”
金虫,解作“蝴蝶蜻蜓等物而缀之钗上者”,“金花虫”、“利州金虫”等,对吗?我以为是错误的。
吴世昌《〈红楼梦〉原稿后半部若干情节的推测》(见南京师院《文教资料简报》二十三期)在论证“宝钗”时,曾谈到:“王沂孙《八六子》:‘宝钗虫散,绣衾鸾破。’‘虫散’即‘凤散’。凤散与鸾破相对,也正是分钗之意。”吴氏这个发现很重要;可是,他在注释中却引了宋元人的俗语以及元以后的小说词语为例,得出以虫称鸟的说法“普遍应用则起于宋代”的结论,就不太妥当。
以“虫”称“鸟”,或称“凤”,其来已久。《诗经·周颂·大毖》:“肇允彼桃虫。”朱熹《诗集传》:“桃虫,鹪鹩,小鸟也。”说本《毛传》:桃虫,鹪也。”亦见于《尔雅》。《礼记·儒行》:“鸷虫攫搏。”孔颖达疏:“虫,是鸟兽通名。”《大戴礼·易本命》:“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鳞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有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梁简文帝《和湘东王名士悦倾城》:“衫轻见跳脱,珠概杂青虫。”(此诗王琦引作昭明太子诗,误)青虫,即青凤。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莲花衔青雀,宝粟钿金虫。”金虫,亦即金凤,粟粒珍宝镶嵌在金凤宝钗上。
既然金虫即是金凤,则李贺诗“腰袅带金虫”,应解为“宝钗上的金凤宛转摇动”,“青虫簪”应解为“饰有青凤的簪”。
帐中烧香器
《恼公》:“晓奁妆秀靥,夜帐减香筒。”王琦注云:“香筒,帐中烧香器,至晓火烬故香减。”李贺其他诗中,还有描写帐中烧香器的地方,兹补证之。
李贺《宫娃歌》:“象口吹香毾㲪暖,七星挂城闻漏板。”这种象形香炉,正是帐中烧香器,诗云“毾㲪暖”,甚明。帐中的象形香炉不大,李贺《答赠》“沈香熏小象,杨柳伴啼鸦”可证。(“象”,原作“像”,王琦于该诗下注云:“以小像对啼鸦,则像字当是象字之讹,长吉《宫娃歌》内有象口吹香之句,盖肖象形作香炉。”极是。)
唐宋人的诗词,描写帐中烧香器的例子甚多。李商隐《无题》:“金蟾啮锁烧香入。”高似孙《纬略》卷九:“锁香,此皆香器,其名锁者,盖有鼻纽,施之于帏帐之中者也。”冯浩《玉溪生诗集笺注》即引高氏说。李商隐《促漏》:“睡鸭香炉换夕熏”。蒋蕴《赠郑氏妹》:“芙蓉帐里兰麝满。”(见韦穀《才调集》卷十)贺铸《薄幸》:“向睡鸭炉边,翔鸾屏里,羞把香罗暗解。”李清照《浣溪沙》:“玉鸭熏炉闲瑞脑,朱樱斗帐掩流苏,通犀还解辟寒无?”李清照《凤凰台上忆吹箫》:“香冷金猊,被翻红浪。”陆游《大风登城》:“帐底炉红愁下床。”张炎《声声慢》:“客里依然清事,爱窗深帐里,戏拣香筒。”由此可知,李贺诗中的“香筒”、“象口”、“小象”,李商隐诗中的“金蟾啮锁”(锁香)、“睡鸭”,李清照词中的“金猊”,陆游诗中的“帐底炉”,都是帐中烧香器。
帐中烧香器,早见之于前代文字记载。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五引《邺中记》:“石季龙冬月为复帐,四角安纯金银凿镂香炉。”同书又引《西京杂记》:“长安巧手丁谖者,作卧褥香炉,一名被中香炉。”宋洪刍《香谱》“被中香炉”条云:“长安巧工丁谖始更为之,机环运转四周,而炉体常平,可置之于被褥,故以为名。”同书还有“江南李主帐中香法”条,专门记载帐中香的配制方法,均可参看。
踏飧
《感讽五首》(其一)云:“县官踏飧去,簿吏复登堂。”“踏飧”一词颇费解。王琦注云:“踏飧,饱食之意。”为什么踏飧解为饱食?王氏未加说明。
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谈到《晋中兴书》之濌字,云:“《晋中兴书》:‘太山羊曼常颓纵任侠,饮酒诞节,兖州号为濌伯。’此字皆无音训。梁孝元帝尝谓吾曰:‘由来不识,唯张简宪见教,呼为嚃羹之嚃。’自尔便遵承之,亦不知所出。简宪是湘州刺史张缵谥也,江南号为硕学。”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四“踏”字条有训释:
李贺《感讽》诗:“县官踏飧去,簿吏复登堂。”《礼记》:“毋嚺羹。”嚺,大歠也。又,《说文》:“��,歠也”,若犬之以口取食,并托合切。今转用俗字达合切为踏,见暴吏践躏小民无顾恤之意。
桂馥《说文解字义证》采取了胡氏的说法,并加案语云:“《曲礼》注云:嚃为不嚼菜。疏云:人若不嚼菜含而歠吞之,其欲速而多,又有声,不敬伤廉也。”邵瑛《说文解字群经正字》云:“《
传》云,许以歠训��,谓若犬以口取食也。今按《礼记·曲礼》‘毋嚃羹’,郑注:嚃为不嚼菜亦嫌欲疾也。孔疏:羹有菜,当挾嚼,若含而歠吞之,是欲速而多,又有声,不敬且伤廉也。是其义即许所云歠。徐锴所谓若犬以口取食,盖歠为饮,故锴如是训。是《说文》��字,即《曲礼》嚃字,故口部无嚃字。《释文》云:嚃,他答反,
之正字,盖��字也。”
由此可见,“濌”、“��”,即“嚃”字,后人转用俗字“踏”以表意,均有狼吞虎咽的意思。这种转俗的语言现象,在唐代已经出现,李贺因之以入诗;到明胡震亨时代,还流行着,“今转用俗字达合切为踏”,所以胡氏能用这种转俗的现象训释李贺诗。
青蝇 寒食 贾生墓
《感讽五首》(其二):“都门贾生墓,青蝇久断绝。寒食摇扬天,愤景长肃杀。”王琦注“青蝇”,谓:“指谗谮之人。”注“寒食”,谓:“《荆楚岁时记》:去冬节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
王氏前注,误;后注,没有说明本诗为什么要写到寒食节。
先说说“寒食”。
考唐人风俗,以寒食日为墓祭的节日,与后代人以清明节为墓祭日的风俗不同。《全唐文》卷三十载唐玄宗的《许士庶寒食上墓诏》:“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哀思?宜许上墓拜扫,申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馔,任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以为常式。”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二谓宪宗元和元年,“诏常参官寒食拜墓在畿内者,听假日往还。”李匡文《资暇录》卷中“出城仪”条云:“寒食拜扫,案开元礼第七十八云,昔者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庙,孔子许望墓为坛,以时祭祀。今之上墓,或有凭矣。”这些都可证唐代寒食祭墓的习俗。李贺《感讽五首》诗写到“寒食”,正是墓祭的节日,而贾生墓前却久绝洒扫之人,岂不令人生愤!“愤景长肃杀”,在这肃杀的景色里,蕴含着诗人多么愤激的感情呀!
青蝇,指谗谮的人,系出《诗经·小雅·青蝇》:“营营青蝇,止于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后人遂以青蝇喻称谗谮者。王氏注取此说。按青蝇亦可解为吊客,《三国志·吴书·虞翻传》裴松之注引《翻别传》云:“翻放弃南方,云:自恨疏节,骨体不媚,犯上获罪,当长没海隅,生无可与语,死以青蝇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唐人诗也常用青蝇指吊客的,如刘禹锡的《遥伤丘中丞》:“何人为吊客,唯是有青蝇。”联系李贺《感讽五首》(其二)诗的上下文,就知道诗里的“青蝇”,不是指谗谮的人,而是指吊客。诗云:“都门贾生墓,青蝇久断绝。寒食摇杨天,愤景常肃杀。”这是说:贾生墓前,洒扫的吊客久绝,寒食肃杀,景含怨愤。
贾谊墓在何处?王琦未注。
乾隆十年重修《洛阳县志》卷三载贾谊墓在“邙山之阴。”嘉庆十八年修《洛阳县志》载贾谊墓在“洛阳县东北邙山上大坡口道西。”两志所载,大体可见贾谊的葬地。按唐代以洛阳为东都,贾谊墓既在洛阳,所以李贺可以写成“都门贾生墓”这样的诗句。
桃花 彩絮
《送秦光禄北征》:“桃花连马发,彩絮扑鞍来。”王琦注云:“首联言折胶秋沙,此联言桃花彩絮,春秋互见者。盖首联追叙髯胡犯塞之时,此联正点光禄北征之时。不曰柳絮,而曰彩絮,避上细柳字重见。”此注殊违李贺诗本意。
王琦释“桃花”为春花,“彩絮”为柳絮,“桃花”一联,是写春景,可能是从本诗前文“将军驰白马”句着眼的。殊不知桃花马以白色为底色,《尔雅》“黄白杂毛駓”郭璞注:“今之桃花马。”李贺《马诗二十三首》(其十二):“批竹初攒耳,桃花未上马。”这匹桃花马因齿年尚少,毛色未齐,桃花瓣纹还不显明,马毛以白色为主。前人也确有称桃花马为白马,如宋长白《柳亭诗话》卷十五“桃花马”条,引《名胜志》云:“龙泉县有白马墓,即开国勋臣胡公深之桃花马也。公征陈友定遇害,马驰归悲嘶而殒,因葬之,号白马墓。”因此,前文有“将军骑白马”,与解释“桃花”为“桃花马”并不矛盾。唐宋人提到桃花马的,不乏其例,如岑参《玉门关盖将军歌》:“枥上昂昂皆骏驹,桃花叱拨价最殊。”宋秦再思《纪异录》:“天宝中大宛国进汗血马六匹,一曰红叱拨,二曰紫叱拨,……六曰桃花叱拨。”
“桃花连马发,彩絮扑鞍来”两句,怎样理解呢?详前后诗意,这两句当是描写将军骑着桃花马在战场上飞驰。马动,毛上的桃花瓣亦动,故云“连马发”;马飞驰着,彩饰随风飘拂,如絮扑鞍,故云“扑鞍来”。姚文燮《昌谷集注》:“桃花名马,彩絮饰鞍,塞外星驰,勇于王事。”甚得李贺诗意。王氏所谓“春秋互见”云云,曲为之解,不可取。
拗花
《酬答二首》(其二):“试问酒旗歌板地,今朝谁是拗花人。”王琦注引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南方谓折花曰拗花”。
南方人确实有称折为“拗”的语言习惯,而且一直流传到今天。然而,在唐代,北方人同样也称折为“拗”。王琦没有引陶氏的全文,使人误以为只有南人才称折花为拗花。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三:“南方或谓折花曰拗花,唐元微之‘试问酒旗歌板地,今朝谁是拗花人。’又,古乐府‘反拗杨柳枝。’”陶宗仪把李贺《酬答二首》(其二)中的两句诗,记为元微之作,误。他提到的那句乐府诗,见北朝乐府民歌《折杨柳枝歌》,这种民歌,当时流行于北方中原地区。这是北方也称折为“拗”的一证。李贺《酬答二首》(其二)云:“雍州二月梅池春,御水䴔䴖暖白蘋。”按,雍州原是古代九州之一。隋初建雍州,后改为京兆府;唐初又复雍州,后又改为京兆府,辖地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可见,李贺诗本身也可以证明北方亦称折为“拗”的。
签筹
《崇义里滞雨》:“湿景传签筹”。王琦注云:“报时辰之筹。”叶葱奇注云:“报时之竹筹。”两氏所注,失之过简,因而都不明确。
签筹,指古代漏壶中的铜筹或竹筹,又称铜签或竹签,上有刻度,随漏水上浮以报时。宫中专司报时的人,按签筹所指示的时刻,敲击钟、鼓、铜板以报时,民间亦有以梆子报时的。《续资治通鉴》云:“元至正中,顺宗自制宫漏,高六七尺,广半之,造木为匮,藏壶其中,运水上下,匮上设三圣殿,匮腰立玉女捧时刻筹,时至辄浮水而上。”唐虞世南《早朝诗》:“玉花停夜烛,金壶送晓筹。”戴良《秦镜歌》:“夜筹已竭晓筹终,宫女为之难为容。”张宪《夜坐吟》:“玉壶水动漏声乾,夜冷莲筹三十刻。”温庭筠《湖东宴曲》:“重城漏断孤帆去,唯恐琼签报天曙。”高启《明皇夜游图》:“知更宫女报铜签,歌舞休催夜将半。”这些诗句,都说明签筹乃是漏壶上标志时刻的铜、竹签,报时的人,据之而敲击钟、鼓、漏板。《唐六典》:“太史门典钟二百八十人,掌击漏钟。”《旧唐书·职官志》:“典钟典鼓三百五十人”“每夜分为五更,每更分为五点,更以击鼓为节,点以击钟为节。”李贺《宫娃歌》:“七星挂城闻漏板”。李贺诗中的“传签筹”,就是说根据漏壶签筹上的时刻而敲击的钟鼓、漏板声,从远处传来。一阵阵钟鼓声从雨中传来,故云:“湿景传签筹”。
又按,《陈书·世祖纪》:“每鸡人伺漏传更签于殿中,乃敕送者必投签于阶石上,令枪然有声,云:我虽眠亦令惊觉也。”这是指计数用的更签,当另是一物,并不是指漏壶上的签筹。
陈商行实
《赠陈商》王琦注引吴正子注云:“陈商字述圣,陈宣帝五世孙,散骑常侍彝之子也。登进士第,仕至秘书监,封许昌县男,有集十七卷,见《艺文志》。”王琦补注:“按登科记,商中元和九年进士。”
吴、王注尚疏简,兹补证之。
沈钦韩《韩集补注》引《江南通志》云:“陈商,太平府繁昌县人。”误。按《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七“人物志”云:“陈商,字述圣,当涂(属太平府)人,有文学,举进士,会昌中历礼部侍郎,秘书监。”《道光江南通志》亦作“当涂人”。
有关陈商一生的简历,略见于《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五“陈商小传”内:“商,元和九年进士。武宗朝,历官户部员外郎、司封刑部郎中、史馆修撰,迁礼部侍郎,知贡举,出历陕、虢二州刺史,大中时进工部尚书。”其他文籍,亦有记载。《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陈氏,彝,左散骑常侍,子商,字述圣,秘书监,许昌县男。”劳格《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和徐松《登科记考》,载户部员外郎陈商事和陈商中举事。白居易《戏赠梦得兼呈思黯》:“陈郎中处为高户,裴使君前作少年。”自注云:“陈商郎中酒户涓滴,裴洽使君年九十余。”
陈商少贫。据《新唐书·杨虞卿传》云:“校书郎杨虞卿抵淮南,委婚币,会陈商葬其先,贫不振,虞卿未尝与游,悉所赍助之。”王定保《唐摭言》卷四:“杨虞卿及第后,举三篇,为校书郎,来淮南就李郐亲情,遇前进士陈商启护穷窘,公未相识,问之,倒囊以济。”
陈商妻南氏,为给事中南巨川之孙女,汉州刺史南缵之女,卒于元和六年,年仅二十二岁。见南卓《唐故颍川陈君夫人鲁郡南氏墓志铭》。
会昌三年,文史典籍载陈商两件事:一,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记”条云:“会昌三年,赞皇公为上相。其年十一月十九日,敕谏议大夫陈商守本官,权知贡举。后因奏对不称旨,十二月十七日,宰臣遂奏依前命左仆射兼太常卿王起主文。”又,《唐摭言》卷十四“主司得失”条云:“会昌六年(企按,“六”字当为“三”之误。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二载:会昌三、四年,知贡举王起),陈商主文,以延英对见,辞不称旨,改受王起。”二,《唐会要》卷三十九云:“会昌三年十二月,会百寮议刘桢母裴氏罪,刑部郎中陈商议从重典。”陈商有《刘从谏妻裴氏应从重典议》一文,今尚存,录入《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五。
会昌五、六年,陈商两典贡举。王谠《唐语林》卷八云:“累为主司者,陈商再,会昌五年、六年。”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十二载:“会昌五年,知贡举谏议大夫陈商。会昌六年,知贡举礼部侍郎陈商。”《旧唐书·武宗纪》:“会昌五年二月,谏议大夫权知礼部贡举陈商,选士三十七人中第,物论以为请托,令翰林学士白敏中复试,落张渎、李玗、薛忱、张觌、崔凛、王谌、刘伯刍等七人。”《唐才子传》卷七“顾非熊”名下云:“会昌五年,谏议大夫陈商放榜。”
会昌五年,陈商作“状”、“议”二文。《唐大诏令集》:“会昌五年正月十五日,权知礼部侍郎陈商等有皇帝为义安皇太后制服重轻事状。”按此文收入《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五,题名为《请定义安太后服制状》。《旧唐书·宣宗纪》:“(会昌五年)下百寮议,皆言准故事,无两都俱置之礼。唯礼部侍郎陈商议云:周之文武有镐洛二庙,今两都异庙可也。”陈商此议题名为《东都置太庙议》,今收入《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五。
陈商深于儒学。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駮杜预”条云:“大中时,工部尚书陈商立《汉文帝废丧议》,立《春秋左传学议》。以孔圣修经,褒贬善恶,类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为鲁史,载述时政,惜忠贤之泯灭,恐善恶之失坠,以日系月,修其职官,本非扶助圣言,缘饰经旨,盖太史氏之流也。举之《春秋》,则明白而有实,合之《左氏》,则丛杂而无征。杜元凯曾不思孔子所以为经,当与《诗》、《书》、《周易》等列,丘明所以为史,当与司马迁、班固等列。取二义乖刺不侔之语,参而贯之,故微旨有所未周,婉章有所未一,文多不载。又睹吴郡陆龟蒙,亦引啖助、赵匡为证,正与陈工部义同。”(王谠《唐语林》卷二“文学”门,亦有类似的记载。)李贺《赠陈商》:“凄凄陈述圣,披褐鉏俎豆。学为尧舜文,时人责衰偶。”贾岛《赠陈商》诗亦云:“君于荒榛中,寻得古辙行。足踏圣人路,貌端禅士形。我曾接夜谈,似听讲一经。”
陈商的卒年,《旧唐书·宣宗纪》是这样记载的:“大中九年春正月辛巳,银青光禄大夫秘书监许昌县男陈商卒,赠工部尚书。”然考《宝刻类编》卷六,却云:“秘书监陈商墓志,左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李贻孙撰并书,大中四年立。”墓志既立于大中四年,则陈商当死于是年,或更早于此。《旧唐书·宣宗纪》所载陈商卒年或误。惜乎《全唐文》卷五百四十四李贻孙名下,未收录《秘书监陈商墓志》,不能为陈商卒年辨正找到炳证。
陈商著述甚富,然而流传至今的却极少。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史录起居注类有《敬宗实录》十卷,原注“陈商郑亚撰”。集录别集类,有《陈商集》十七卷。《乾隆江南通志》卷一百六十七“人物志”云:“陈商,字述圣,撰《敬宗实录》十卷。”陈景云的《韩集点勘》于韩愈《答陈商书》题下注云:“商字述圣,官终秘书监,尝预修《武宗实录》,则大中间事。”《陈商集》十七卷,今已佚,《全唐文》卷七百二十五,收录陈商文仅四篇,除上述三题外,还有一篇名《赠太常博士》。诗无存者。
披褐钮俎豆
《赠陈商》:“凄凄陈述圣,披褐钮俎豆。”王琦注云:“邱象升注:俎豆何可钮,盖即耕治礼乐之谓。琦谓恐是带经而鉏 ,休息辄读诵之意,谓其耕鉏之间,又习俎豆之事。”叶葱奇注云:“两说都很牵强,但恐因下文‘俎’而误,不必强为解说。”
叶氏认为邱、王之说牵强,很对;但说“鉏”是误字,并进而认为不必强为解说,这是未得确解的缘故。
“鉏”是个多音多义的字,以“锄”、“以锄治田”、“除灭”诸义解李贺诗、当然都不通达。按,《集韵》:鉏,宗苏切、音租,茅藉祭也。”《周礼·春官·司巫》:“及蒩馆”。郑玄注云:“杜子春云:蒩,读为钮,钮,藉也。馆,神所馆止也。书或为蒩馆,或为蒩饱。”《经籍纂诂》:“鉏,藉也。”亦引《周礼·司巫》及杜注为证。采上说解李贺《赠陈商》“披褐鉏俎豆”句,最为恰当。“凄凄陈述圣”,陈商地位很低微;“披褐鉏俎豆”;穿着粗布衣服,罗茅藉,列俎豆,虔诚地进行祭祀之礼。如此笺证,既无穿凿之嫌,亦无牵强之病,能使上下诗意贯通。
剑吼
《赠陈商》:“天眼何时开,古剑生铜吼”。王琦注:“《太平御览》《世说》曰:王子乔墓在京陵,战国时人有盗发之者,睹无所见,惟有一剑停在空中,欲取之,剑作龙鸣虎吼,遂不敢取,俄而径飞上天。”
按,《太平御览》卷三百四十三引王子乔墓被盗一段文字,谓出《世说》,然详考《世说新语》,未见载其事。《太平御览》一书,系北宋李昉等奉敕所纂,比李贺生活时代晚。宋晁载之《续谈助》载此事,谓出《殷芸小说》,原文与《太平御览》所引的文字,略有出入,兹引出以比较之。
“王子乔墓在京茂陵,战国时,有人盗发之,都无所见,唯有一剑,悬在空中。欲取之,剑便作龙鸣虎吼,遂不敢近。俄而飞上天。《神仙经》云:‘真人去世,而多以剑代其形,五百年后,剑亦能灵化。’此其验也。”
殷芸,梁武帝时人,刘知几《史通·杂说篇》云:“梁武帝令殷芸编为小说。”《殷芸小说》,在《隋书·经籍志》中已有著录,两唐书的艺文志,亦著录。因此,李贺是可能见到这部书的。
综观李贺集,运化汉魏六朝小说的诗句甚多,诸如,《吴越春秋》、《异苑》、《世说新语》、《拾遗记》等。《殷芸小说》,当也在诗人的阅读、取材、借鉴的范围之中。因此,《赠陈商》一诗结尾两句,宜以《殷芸小说》卷二这段文字为注。《神仙经》以下一段文字,《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均未引;而这一段文字,尤其是“剑代其形”一语,在李贺诗中有画龙点睛之妙。李贺诗中,剑飞剑鸣凡数见:《出城寄权璩杨敬之》:“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以剑喻己;《开愁歌华下作》:“衣如飞鹑马如狗,临岐击剑生铜吼。”也是借剑吼以抒己怀;《赠陈商》:“天眼何时开,古剑生铜吼。”当然也是以剑自喻,冀望一旦天眼张开,自己能施展抱负。可见,《殷芸小说》中有关剑吼的记载和《神仙经》的文字,当是李贺诗艺术构思的来源之一。
宋晁载之《续谈助》引《殷芸小说》“王子乔墓被盗”一节,有原注云:“出《世说》”。余嘉锡《〈殷芸小说〉辑证》云:“按,今《世说》无此事,恐是《幽明录》之误。然《御览》三百四十三、《广记》二百二十九亦均引作《世说》,则其误久矣。”(见《余嘉锡论学杂著》)余氏所见极是,《世说新语》、《幽明录》同为刘义庆所作,前人乃以同一作家而错记书名,况且《幽明录》后代已散佚,容易产生差误。
“华下” 解
《开愁歌》“花下作”,王琦注:“花下,旧本作笔下,误。”
“笔下”,固然误;“花下”,亦误。
旧本字误,因而后人的解释也误。叶葱奇《李贺诗集》解“花下”为“徘徊在寒花绿叶之下”;解第二句“华容碧影”为“指花、指叶”。
花下作,当作“华下作”。钱仲联先生据董氏诵芬室影印北宋宣城本《李贺歌诗编》、明弘治刊宣城本《李长吉诗集》、明凌濛初刻刘辰翁评《李长吉歌诗》诸本,以“华下”为是(见《中华文史论丛》一九七九年第三辑《读昌谷诗札记》)。林同济先生《李贺诗歌集需要校勘》也指出:“‘笔下’是华下的形讹,‘花下’是华下的音讹。”(《光明日报》七八年十二月十二日)钱、林两位所言极是。除此以外,笔者再补说两点:
(一)唐宋人习称华山脚下、华阴县附近地方为“华下”,如唐司空图《华下对菊》诗,宋苏舜钦《题杜子美别集后》:“天圣末,昌黎韩综,官华下,于民间传得号杜工部别集者,凡五百篇。”这与李贺《开愁歌华下作》称华山之下为“华下”,是同一地方。
(二)我国古代地名,常以当地的山名、门名、郡名附以“下”字,这种例子极多,如齐之“稷下”,魏之“许下”,吴之“吴下”。误“华下”为“花下”、“笔下”,都是不明“华下”这个地方称谓构成的缘故。稷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集解》引刘向《别录》:“齐有稷门,城门也,游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又一说,虞喜《志林》:“齐有稷山,立馆其下,故曰稷下。”许下,《资治通鉴》卷六十二:“羽林监枣只请建置屯田,曹操从之,以只为屯田都尉,以骑都尉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募民屯田许下,得数百万斛。”唐时仍称许下,如耿��有《许下书情寄张韩二舍人》,宋岳飞《御书屯田三事跋》:“曹操募百姓屯田,许下所在积粟。”吴下,《三国志·吴书·周瑜鲁肃吕蒙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肃拊蒙背曰:吾谓大弟但有武略耳,至于今者,学识英博,非复吴下阿蒙。”华下,就是沿用这种习惯的地名构成方式,指称华山之下的地方。李贺自长安返回家乡昌谷,必经华山,《开愁歌华下作》正是抒写诗人途经华山时的无穷感叹。“华容碧影”,也是指华山而言的,并非形容花容叶影。
壶中唤天天不开
《开愁歌》:“壶中唤天天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王琦注云:“壶中,即醉中之意”,“醉后叫天,天亦不知,浮云蔽塞,白昼凄迷。”
紬绎《开愁歌》诗意,可知这两句诗系化用李白诗,用了“壶天”的典故和“浮云蔽日”的成语。王琦未得其解。
壶天,这是一个道家的典故。《云台治中录》云:“施存,鲁人,学大丹之道。三百年,十炼不成,唯得变化之术。后遇张申为云台治官,常悬一壶,如五升器大,变化为天地,中有日月如世间,夜宿其内,自号壶天,人谓曰壶公。”(《云笈七签》卷二十八引)类似的记载,早见之于《后汉书·费长房传》:“费长房者,汝南人也。向为市掾,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及市罢,辄跳入壶中,市人莫之见,唯长房于楼上睹之,异矣。因往,再拜奉酒餔,翁知长房之意其神也,谓之曰:‘子明日可更来。’长房旦日复诣翁,翁乃与俱入壶中,惟见玉堂严丽,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饮毕而出。”
浮云蔽日,语见《史记·龟策传》:“日月之明,而时蔽于浮云。”《古诗十九首》(其一):“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反。”陆贾《新语》:“邪臣之蔽贤,犹浮云之蔽日月也。”
李白诗就运用过“壶天”的典故和“浮云蔽日”的成语。其《下途归石门旧居》诗云:“何当脱屣谢时去,壶中别有日月天。”又《金陵登凤凰台》有名句云:“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李贺怀着难以排遣的郁闷,在旗亭下饮酒,从酒壶联想到“壶天”,唱出“壶中唤天天不开,白昼万里闲凄迷”的诗句,用以抒写自己内心的愤慨:神仙世界里尚且浮云蔽日,白昼凄迷,邪臣蔽贤,政治昏暗,更何况现实社会呢?诗人如此巧妙地运用了道家的典故,揭露了现实社会的黑暗。
蹋哮虎
《秦宫诗》:“秃襟小袖调鹦鹉,紫绣麻
蹋哮虎。”王琦注云:“调,调习而使之知人意也。
音遐,履也。《广韵》:
,履跟后帖也。调鹦鹉,言宫多精细事;踏哮虎,言宫能服强暴。深论之,以鹦鹉喻孙寿,宫能得其欢心,以哮虎喻梁翼,宫能柔其粗猛。”
王氏以对偶句式解李贺这两句诗,求之过深,殊失原意。其实,李贺“紫绣麻
蹋哮虎”句,是用了扬雄《羽猎赋》“履般首,带长蛇”的语意。如淳注云:“般,音班,班首,虎之头也。”李善注云:“履,谓践履之也。”这是指汉代鞋上的虎头饰。东晋时有伏鸠头履子,东晋有凤头履,都是指鞋饰而言的。王叡《炙毂子》:“夏商以草为履,左氏曰屝履也。至周以麻为之,谓之麻鞋,贵贱通著。晋永嘉中,以丝为之,宫中妃嫔皆著。”《汉武内传》:“七月七日,西王母降,履玄琼凤文之舄。”《拾遗录》:“穆王起春宵之宫,西王母来焉,纳丹豹文履。”(《太平御览》卷六九七引)按:
,《广韵》云“履跟后帖”,而《说文》、《集韵》均释为“履也”。紫绣麻
,即指绣有图案花纹的紫色麻履。蹋,达合切,音沓,《说文》云“践也”,段注:“俗作踏”。《广雅释诂》云:“履也。”由此可见,李贺诗里的“蹋哮虎”,正和扬雄“履般首”同意,意为穿
着绣有虎头饰的麻鞋。蹋,当是践履之意,并不是说踏在哮虎身上。王琦所谓的“哮虎以喻梁冀”、“宫能柔其粗猛”云云,不过是误解“蹋哮虎”的原意而派生出来的解释而已。
相公
《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曹操》:“切玉剑,射日弓,献何人?奉相公。”相公,王琦未注。
相公两字,始见于魏王粲《羽猎赋》:“相公乃乘轻轩,驾四骆,附流星,属繁弱,选徒命士,咸与竭作。”(见《艺文类聚》卷六十六引)又王粲《从军行》:“从军有苦乐,但问所从谁。所从神且武,焉得久劳苦。相公征关右,赫赫震天威。”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张鲁。”裴松之注:“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诗以美其事。”由此可证,王粲诗赋中的相公,即指曹操。《文选》卷二十七王粲《从军行》李善注云:“曹操为丞相,故曰相公。”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相公”条云:“前代拜相者必封公,故谓之相公。若封王,则称相王。”《日知录集释》引钱大昕语,云:“两汉丞相封侯,东京三公不封侯者甚多。曹操始以丞相封魏公,相公之称,自曹孟德始,前此未之有也。”这和王粲作品里肇见“相公”的情况,是一致的。
《古邺城童子谣效王粲曹操》里的“相公”,证之子诗题,当确指曹操。至于李贺借曹操指称唐代何人?这还是个必须联系唐史深入探讨的问题。
紫石砚
《杨生青花紫石砚歌》诗中的紫石砚,王琦注引李肇《国史补》云:“端溪紫石砚,天下贵贱通用之。”
王氏注本不错。然而,近人李嘉言先生作《李贺诗校释》(见《古诗初探》,一九五七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排印本)却云:
按紫石为子石之讹,子石又为石子之倒,长吉误用之耳。《文房四谱》曰:“端溪石世论贵紫色,不知下岩旧坑,惟有漆黑青花二种。世又以青花子石讹为青花紫石,故李贺有《青花紫石砚歌》。”又曰:“或云端州石砚匠识山石之脉理,凿之五七里得一窟,自然有圆石,青紫色。琢之为砚,可值千金。故谓之子石砚。窟虽在五十里外,亦识之。”欧阳修《砚谱》:“端石出端溪,色理莹润,本以子石为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盖精石也。而流俗传讹,遂以紫石为上。”此并子石讹为紫石之证。
看来,王琦注太简略,所以会生出歧义来。为此,补笺数证,以辨正“子石”之说。
紫石砚,为端溪所产,唐时已盛行之,并非为子石砚之误。据宋人蔡樾所传留下来的《端溪砚谱》云:“自上岩转山之背曰龙岩。龙岩,盖唐取砚之所。”又云:“龙岩石色深紫,眼少。”这和李贺《杨生青花紫石砚歌》“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的诗意相合。刘禹锡也有《赠唐秀才紫石砚诗》,云:“端溪石砚人间重。”又见苏易简《文房四谱·砚谱》:“(端溪)山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绝顶者尤润,如猪肝色者佳。”蔡樾所传《端溪砚谱》:“大抵石质贵润,色贵青紫,乾则灰苍色,润则青紫色,眼贵翠绿圆正,有瞳子。”洪迈《辨歙石说跋》:“研出端溪,其色如猪肝蒲萄,中边莹沏,光可以鉴,粹然紫琳腴也。”许多记载,都可证明唐时端州盛产紫石砚。
唐时确有“子石”之名,说见李嘉言先生《李贺诗校释》所引的材料。但是,对于这种说法,宋时就有人实地到端溪向石工调查过,已辨其非。
米芾《砚史》辨云:
徧询石工,云子石未尝有。其在岩中,实于大石版上凿,岂有中包一子者。余尝谓若溪流中多有卵石,容差褊可崭面磨墨,所谓石子,世因讹为子石。至有斫样相似而为之者,于理必不于大石中心复生卵子也。世之好奇者,又以歙州罗纹石作子石,砚文本直,两头取锐则纹脱短,至左右颊,自然成漩纹,便谓之是真子石,可笑。
蔡樾所传之《端溪砚谱》亦云:
岩石取诸岩,斧并力然后可得。凡岩石皆有黄臕,如玉之瓜蒌也。胞络黄臕,凿去方见砚材,世所谓子石也。子石岩中有底石,皆顽石,极润,不发墨,又色汙杂,不可砚,端人谓之鸭屎石。底石之上大率如石榴子,又如㙛坯,自底至顶,中作三叠。下叠居底石之上,最佳品也,石必有眼,端人谓之脚石。中叠居下叠之上,次石也,眼或有或无,端人谓之腰石。上叠居中叠之上,又次石也,皆无眼,端人谓之顶石。顶石之上,皆盖石也,亦顽麄而不堪用。大抵三叠石皆有麄臕络,无非子石,世人乃谓别一种子石,非也。盖往往有崩落岩中泉水中者,其形偶圆类卵,人或水中摸得之,故妄有此说。
对于他们的说法,《四库全书》的编者是充分肯定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端溪砚谱》提要”云:“至于当时以子石为贵,而此独辨其妄,荣芑以为稍异于众人之说,盖指此类。然自米芾《砚史》已云徧询石工,未尝有子石。芾为浛洸县尉,尝亲至端州,得其详,而其言正与此合,亦足以知其说之确也。”据上数证,可知李嘉言先生所说的“紫石为子石之讹”、“长吉误用之耳”,并不妥当,当仍从旧说。
松麝熏
《杨生青花紫石砚歌》:“轻沤漂沫松麝熏。”王琦注:“古墨以松烟为之,中和以麝。熏,香也。”此注,未得其详。
按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云:“宋熙丰间,张遇侍御墨用油烟,入脑麝金箔,谓之龙香制。”谢肇淛《五杂俎》云:“用脑麝金泥自张遇始,然李白诗‘兰麝凝珍墨’(按,李白《酬张司马赠墨》:‘上党碧松烟,夷陵丹砂末。兰麝凝珍墨,精光乃堪掇。’)则唐时制墨已用麝,更不始自宋人也。”
事实上,唐以前早已有人用麝香制墨,见之于文字记载的,有《初学记》卷二十一引《东宫旧事》:“皇太子初拜,给香墨四丸。”《太平御览》卷六○五引韦仲将《笔墨方》:“墨一斤,以好胶五两浸梣皮汁中,梣,江南樊鸡木皮也。其皮入水绿色,解胶又益墨色。可下鸡子白去黄五枚,亦以真朱一两,麝香一两,皆别治细簁,都合调下铁臼中,宁刚不宜泽,��三万杵,杵多益善。”
孔砚
《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七九年第四期载楼世南《“孔砚”辨》一文,指出姚文燮、王琦注不可信,并引王谠《唐语林》卷八的一则材料,以为李贺《杨生青花紫石砚歌》“孔砚宽顽何足云”之“孔砚”,当指福建建阳县一带所产的石砚。
笔者不同意这个看法,也来谈谈“孔砚”的问题。
《“孔砚”辨》说:“王注所引之书亦无世称‘孔砚’之明言。”这当然是指徐坚《初学记》所引伍辑之《从征记》而言的。伍书今已佚,我们已无法见到它的全貌;徐坚《初学记》引出的关于“孔砚”的这段文字,前后是否还有什么其他的话,我们也无法知道。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在唐代人的著述中,找到“世称‘孔砚’”的明证:
张少博《石砚赋》:
播美六书,传芳三妙。用之汉帝,尝同彭祖之席;存之鲁国,犹列宣尼之庙。(《全唐文》卷四五五)
王嵩岳《孔子石砚赋》:
昔夫子有石砚焉,邈观器用,宛无雕镌,古石犹在,今人尚传。从叹凤兮何世,至获麟兮几年。世历近王近霸年止(疑有误字或衍文,丛书集成本苏易简《文房四谱、砚谱》引此文作“爰止爱定”),几徂几迁。任往回于几席,垂翰墨于韦编,时亦远焉,物仍在焉。(《全唐文》卷九五二)
李贺同时代诗人刘禹锡,有一首题为《唐秀才赠端州紫石砚以诗答之》的诗,其题旨和艺术构思,与李贺《杨生青花紫石砚歌》有相似之处,诗云:“端州(一本作溪)石砚人间重,赠我应知正草玄。阙里庙中空旧物,门(一本作开)方灶下岂天然。”刘禹锡也是以孔庙中的“孔砚”和端州紫石砚对举的。李、刘两位诗人这样写,其观点与张少博、王嵩岳显然不同。这仅仅是为了以孔砚之古朴反衬端砚之精巧吗?还是因为李、刘已经怀疑“孔砚”是膺物,或则反映出李、刘思想的复杂性,这些问题,还可以进一步研究。但是,李贺《杨生青花紫石砚歌》中的“孔砚”,却确是指孔庙中的“孔砚”,有张、王的赋和刘禹锡的诗可以证实。姚文燮以“孔方平歙砚”来注“孔砚”,当然是错的;而王琦引证《初学记》的材料,笺注李贺诗中的“孔砚”,该是正确的。
唐宋笔记中,往往有一些荒诞无稽的记载。这些传闻,或为比附、傅会的产物,或为宣扬天神的威力。王谠《唐语林》卷八所载“孔砚”一则,说有个“好学而于义理不能疾晓”的人,肉袒自负,虔诚祝祷,感动了“天神”,于是,乡里的砚石,就成为“神砚”,一经使用,“义理速解”,当地人就称之为“孔砚”。这段文字显然是从“孔学”附会出来的。如果据此而定李贺诗中的“孔砚”,就是建安郡建安县大勤墟的石砚,是不可信的。
李贺诗中的“孔砚”仍当用王琦注引的材料为是。
青天高 黄地厚
《苦昼短》:“吾不识青天高,黄地厚。”王琦未注出处。
李贺这两句诗,语出《荀子·劝学篇》:“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
按,李贺诗中运用了不少《荀子》的语意,也用诗歌形象,反映了荀子的一些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如《李凭箜篌引》:“老鱼跳波瘦蛟舞”,语出《荀子·劝学》:“昔者瓠巴鼓瑟而沉鱼出听。”《开愁歌华下作》:“衣如飞鹑马如狗。”语出《荀子》:“子夏贫,衣如飞鹑。”又如《苦昼短》:“吾将斩龙足,嚼龙肉,使之朝不得回,夜不得伏。”用浪漫的奇想反映了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浩歌》、《天上谣》、《古悠悠行》等诗篇,也都艺术地表现了荀子的“天行有常”的观点。
李贺诗运用《荀子》的语意,不同于一般的引经据典,这是时代风尚的反映。中唐时代,荀学盛行,人们从荀学中汲取他的哲学思想中的进步因素,用以解答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刘禹锡的三篇《天论》,柳宗元的《答刘禹锡天论》、《天说》等,都是代表作。据宋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一云:“杨惊注《荀子》,乃元和十三年。”杨倞受当代学风的影响,钻研荀学;荀子注,正在这时应运而生。洪迈此说,未见之于唐代其他文籍的记载。洪氏所见极博,治学严谨,其言必有所据,或许他当时能见到的书籍今天已经失传,因表而出之,供治唐诗、唐文学史的同志们参考。
桃株笑
《铜驼悲》:“厌见桃株笑,铜驼夜来悲。”王琦注:“《史通》:今俗文士谓鸟鸣为啼,花发为笑。”王氏在《李太白全集》辑注本中注李白《古风》“桃李开东园,含笑夸白日。”也同样引了刘知几《史通》这一段文字作注。
这条注不妥贴:一,没有把“桃花”与“笑”的关系注出;二,刘氏的说法本身有问题。
“花发为笑”并不是出于“今(即唐代)俗文士”,却有着极为久远的艺术渊源。《诗经·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毛传》云:“夭夭,其少壮也。”这仅是毛诗一家之说。按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云:“��,巧也,诗曰:‘桃之����’,女子笑貌。木部已称桃之枖枖矣,此作����,盖三家诗也,释为女子笑貌,以明��之别义也。”陈乔枞《齐诗遗说考》卷一云:“乔枞考《说文》云:枖,木少貌,诗曰:‘桃之枖枖’。��,巧也,一曰女子笑貌,诗曰:‘桃之����’。许氏兼载三家之诗,训枖为木少貌,与《易林》‘桃夭少华’义合,是用齐诗之说。其作��者,殆鲁韩之异字与?”由此可见,训“夭(��)”为笑,形容“桃花发”为“笑”,其来已久,并不是“今俗文士”始为之。所以,唐人常以“桃花发”与“女子笑”,“桃花笑”和“女子笑”相联系,就是承着《诗三百篇》的诗意(鲁韩诗说)而来的。豆卢岑《寻人不遇》:“隔门借问人谁在,一树桃花笑不应。”崔护《题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李商隐《即日》:“夭桃唯是笑,舞蝶不空飞。”这都和李贺“厌见桃株笑”的诗句相合,可证李贺诗句也自《诗三百篇》来,而不是出自“今俗文士”。宋人洪迈的《容斋五笔》卷五“桃花笑春风”条,说得很有趣:“王荆公集古胡笳词一章,云:‘欲问平安无使来,桃花依旧笑春风’。后章云:‘春风似旧花仍笑,人生岂得长年少。’二者贴合,如出一手,每叹其精工。其上句盖用崔护诗,后一句久不见其所出。近读范文正公《灵岩寺》一篇,云:‘春风似旧花犹笑’,以仍为犹,乃此也。李义山又有绝句云:‘无赖夭桃面,平明露井东。春风为开了,却拟笑春风’,语意两极其妙。”说明“桃花笑”的用法,不仅唐人诗习用,延及宋代,文人也每喜入咏。
严更
《荣华乐》:“夜归走马叫严更”。严更,王琦未注。
按,严更语见班固《西都赋》:“卫以严更之署”,张衡《西京赋》:“重以虎威章沟严更之署”。薛综注云:“严更,督行夜鼓。”戴埴《鼠璞》卷下云:“此卤部中所谓严更警长也。”自六朝至唐,仍承汉制。梁昭明太子《僧正》:“掖影连高塔,法鼓乱严更。”李白《侍从游宿温泉宫作》:“严更千户肃,清乐九天闻。”
清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五“严更”条云:“昌谷《梁家谣》‘夜归走马叫严更,径穿复道游椒房。’写得气焰熏灼,有金吾不敢谁何之意。”他指出这句诗具有深刻的讽刺意义,很有见地。宋氏云:“唐制,三严已毕,百官相次入朝。”过于简略。宋人戴埴《鼠璞》“严更”条说得较为详明:“严与发严及中严外办同。唐制,日未明七刻槌一鼓为一严,侍中奏开宫门城门。五刻槌二鼓为再严,侍中版奏请中严,群臣五品以上俱集朝堂。未明一刻槌三鼓为三严,侍中中书令以下俱诣西阁奉迎。严即严肃之义。”
金楼子
《荣华乐》:“玉堂调笑金楼子”。王琦注云:“王金珠《欢闻歌》:艳艳金楼女,心如玉池莲。”叶葱奇注为梁武帝《欢闻歌》。
王、叶两氏所注均误。
按姚文燮《昌谷集注》:“金楼子乃梁元帝所制,徐妃淫妒,帝赐之死,作此以丑之。”但人们仍然有疑点,《金楼子》乃梁元帝所撰书名,与李贺诗有何关系?
原来,梁元帝所作《金楼子》一书,现存,编入《四库全书》子部杂家类中。因萧绎《金楼子》书中记述徐妃淫妒的事,所以后人用以代指淫妒的女子。元代潜心学习李贺诗风的杨维祯,就有《采桑词》一诗,云:“不识秋胡妻,误认金楼子。”自注:“南史徐妃淫妒,私通左右,帝疾之,赐死,又制《金楼子》,以述其淫行。李贺诗云,玉堂调笑金楼子,台下戏学邯郸倡。”(见吴复编《铁崖先生古乐府》卷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调笑金楼子”的句式,和左延年《羽林郎》“调笑酒家胡”相当,以金楼子作女子,作为“调笑”的对象。陈本礼《协律钩玄》卷四乃把金楼子当作书名,作如下的解释:“调笑金楼子者,谓如今世评说弹词家以淫词小说演述故事,以为调笑耳。”如此诠解,总嫌牵强。
萧绎《金楼子》共六卷,述徐妃淫事,仅是其中的一部分。李慈铭《桃华圣解盦日记》己集卷五十二:“其述宣修容事有云,及馈人失礼,接之弥笃,每语绎曰:‘妒妇不惮破家,况复其于此者也。’所云馈人,犹今言室人,此即斥徐妃事。又,《志怪篇》云‘余丙申岁婚,初婚之日’云云,此不过一雪一雨,何足为怪而备载之,盖著其兆之不祥。知全书所指斥者必尚多矣。”李氏拈出的数事,有史书为证。《南史·徐妃传》:“帝制《金楼子》,述其淫行”“初,妃嫁夕,车至西州,而疾风大起,发屋折木,无何雪霰交下,帷帘皆白,及长还之日,又大雷震,西州厅事两柱俱碎,帝以为不祥,后果不终妇道。”以局部代全体,所以借用《金楼子》书名代指淫妒的女子。以此为解,李贺诗“玉堂调笑金楼子”句,就能通释。
绣面
《荣华乐》:“锦祛绣面汉帝旁。”王琦注:“锦祛绣面,犹言为鬼为蜮之状。曾益注以为能媚君,而姚仙期非之,谓以冀之凶暴,必不肯进媚于君,而不知冀之跋扈在顺帝既崩之后,若其前未必不巧言令色,以邀恩宠也。”
这是望文生义的解释。
按“绣面”一语,见于《太平御览》卷六百九十三引《东观汉记》曰:“更始在长安自恣,三辅苦之,又所官爵多群小,或绣面衣、锦裤,襜褕,骂詈道中。”而《后汉书》的《刘玄传》则记载得更为详细:“其所授官爵者,皆群小贾竖,或有膳夫庖人,多着绣面衣、锦裤、襜褕、诸于,骂詈道中,长安为之语曰:‘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可见“绣面”乃是绣面衣的略称。李贺在《荣华乐》里,连用“锦祛”“绣面”,相对成文,借用汉代典故,指斥梁冀这个“群小贾竖”,穿着锦衣绣服,侍立于汉帝旁,一副谄佞相。
口吟舌话
《荣华乐》:“口吟舌话称女郎。”王琦注:“冀传称:冀口吟舌话(企按,话,《梁冀传》作“言”),裁能书计。章怀太子注:谓语吃不能明了。”姚文燮《昌谷集注》、陈本礼《协律钩玄》(陈云:“口吟舌话称女郎,锦祛绣面汉帝旁,二语承上邯郸倡来,不如此不足以博帝之欢。”)叶葱奇《李贺诗集》都指“口吟舌话”是女郎之“柔声媚态”。
这些注释,都不能令人满意。阅《后汉书集解》,见王先谦于《梁冀传》“口吟舌言”下引周寿昌一说,却能与李贺诗上下句意相合,今迻录于下:“口吟舌言,非口吃之谓也。口吟,口中喁喁私呓,听之不绝声,审之不成句,《伤寒论》中所谓郑声也。舌言,言出口即敛,不明白宣示,所谓含糊也,皆奸人相也。”周寿昌这个解释极好,“口吟舌话称女郎”和下句“锦祛绣面汉帝旁”相配合,把一个巧言令色的贾竖小人刻画得维妙维肖,入木三分。
反掌 划地
《荣华乐》:“将回日月先反掌,欲作江河惟划地。”反掌,王琦未注;划地,王琦注引《西京杂记》:“划地成江河,撮土为山岳。”
反掌,早见于枚乘的《上书谏吴王》:“变所欲为,易如反掌。”后来杜甫也用过,他在《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云:“五十年间似反掌。”划地,早见于张衡的《西京赋》:“划地成川,流渭通泾。”薛综注:“《西京杂记》曰,淮南王好方士,方士划地成河。”《云笈七签》卷一百○九载“淮南王八公”,曰:“能一人坐致风雨,立起云雾,划地为江河,撮土为山岳。”
隔
《荣华乐》:“海素笼窗空下隔”。隔,王琦未注。陈本礼《协律钩玄》卷四解为:“绡窗内外洞彻,如无隔者,然言其淫肆如此。”以“隔”为“阻隔”之意,不妥。
隔,窗户上的疏棂,用以取明,又名“绮疏”,俗呼为“窗格”,“隔子”。李白《秋夜宿龙门香山寺》:“玉斗横网户”,王琦注云:“网户,门扉上刻为方目,如罗网状,若今之隔亮。”(见王琦辑注本《李太白文集》卷十三)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二:“窗户有疏棂可取明者,古曰绮疏,今曰槅子。按槅当作隔,谓隔限内外也。《夷坚志》云:廊上列金漆凉隔子。《甕牖闲评》作亮隔。《渊海》则竟作格,谓学士院窗格有火燃处,太宗尝夜至,苏易简已寝,遽起无烛,宫嫔自窗格以烛入照之。后以为玉堂盛事,遂不复易。是隔、格俱有典故,俗作槅者非。”
玃玃如拳
《荣华乐》:“玃玃如拳那足食”。王琦注:“《益部方物略记》,玃出邛蜀间,与猿猱无异,但性不躁动,肌质丰腴,蜀人炮蒸以为美味。”
此注未把“如拳”的意思注出,且地望有出入。
按,杜甫有《从人觅小胡孙许寄》诗,云:“人说南州路,山猿树树悬。举家闻若咳,为寄小如拳。顶晒愁胡面,初调见马鞭。许求聪慧者,童稚捧应癫。”《渊鉴类函》卷四百三十二“如拳玃玃”条载:“《崇安志》,武夷山多猕猴,小者仅如拳。”则知如拳之玃玃,盛产于南方山区,与王琦注引《益部方物略记》所载出于邛蜀间的玃不是一回事。
丹穴 行庖
《荣华乐》:“丹穴取凤充行庖”王琦注引《山海经》云:“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王氏对“丹穴”,“行庖”却未注出。
丹穴,语见《庄子·让王篇》云:“越王子搜,逃乎丹穴。”《尔雅·释地》:“岠齐州以南,戴日为丹穴。”臧镛堂《尔雅汉注》:“舍人曰:自中州以南,日光所照,故曰丹穴。”
行庖,杜甫《严公仲夏枉驾草堂兼携酒馔》:“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按“行厨”早见于《神仙传》:“麻姑至蔡经家,入拜王远,远为之起立。坐定,各进行厨,皆金杯玉盘。”冯贽《云仙杂记》卷十引《葛洪传》:“左慈明六甲,能役鬼神,坐致行厨。”可见,行厨就是行庖,乃是古人外出时随身携带的酒馔及食具。
天长一矢贯双虎
《荣华乐》:“天长一矢贯双虎,云弝绝骋聒早雷。”王琦注云:“冀本传曰:冀能挽满。《后汉纪》:冀与寿及诸子相随游猎诸苑中。”
王琦认为“贯双虎”真是在打猎射虎,这实在是误解了李贺的诗意。这一联诗的前二句:“嘈嘈弦吹匝天开,洪崖箫声绕天来”写音乐的开始和繁响;这一联诗的后二句:“乱袖交竿管儿舞,吴音绿鸟学言语。”写的是歌与舞。前后都是描写歌舞音乐,怎么中间突然插入两句诗,去描写游猎呢?王琦注不顾前后诗意的连贯,有矛盾。
“天长一矢贯双虎”前后六句诗,是从张衡《西京赋》中脱化来的。《西京赋》有一段专门描写音乐、百戏场面的文字:
总会仙倡,戏豹舞熊,白虎鼓瑟,苍龙吹篪。女娥坐而长歌,声清畅而蜲蛇;洪崖立而指麾,被毛羽之����。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初若飘飘,后遂霏霏。复陆重阁,转石成雷。礔激而增响,磅磕象乎天威。巨兽百寻,是为曼延。神山崔巍,歘从背见。熊虎升而拿攫,猨狖超而高援。……尔乃建戏车,树修旃,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百马同辔,骋足并驰,橦末之伎,态不可弥。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于是众变尽,心酲醉,盘乐极,怅怀萃。
李贺化用赋意,描写梁家伎人表演杂技、歌舞的场面。“天长一矢贯双虎”,是说连天般长的箭,贯穿双虎。这里,“天长一矢”,固然是夸张的话,“双虎”也是伎人假扮的。这和《西京赋》里所描写的种种奇兽怪禽,均为伎人戴假头所扮,是一样的(见薛综注:“罴豹熊虎,皆为假头也。”)。表演的地点在梁家,表演时四周有音乐伴奏,这种情景,和《西京赋》里所描写百戏演出时的情况,也是一样的。
如此诠解,既明长吉诗渊源之所自,也使前后诗意呵成一气。
管儿舞
《荣华乐》:“乱袖交竿管儿舞”。管儿舞,王琦未注。姚文燮《昌谷集注》:“舞女杂沓,鹦鹉交鸣。”含含糊糊,没有点清何谓“管儿舞”。
方扶南批本《李长吉诗集》:“乱袖交竿管儿舞,伎人名,详元白诗。”笔者以为其说不妥。按,元稹《琵琶歌》所称的“李家管儿”,乃是弹琵琶的伎人,并非舞者,与李贺诗意不合。再则,李贺《荣华乐》一诗,有一个显著的艺术特点,即全诗大都使汉事,诸如史实、名物、制度、典故等,诗的表面象是在描写汉代的事,但借汉刺唐,矛头却是直接指向现实生活的。因此,用元稹诗中提到的唐代伎人“李家管儿”来注释《荣华乐》,背离了这首诗的艺术规律。
管儿舞,实在就是竿儿舞,汉代称为“寻橦”、“都卢”。张衡《西京赋》:“非都卢之轻
,孰能超而究升。”李善注:“《汉书》曰:自合浦南有都卢国。太康地志曰:都卢国,其人善缘高。”又,《西京赋》:“乌获扛鼎,都卢寻橦”“侲僮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陨绝而复联。”李贺《荣华乐》描写梁冀家的百戏场面,正是运用了张衡《西京赋》里的场面。“寻橦”、“都卢”唐代称为“长竿舞”(见郑处诲《明皇杂录》)“花竿舞”(见王邕《勤政楼花竿赋》)、“竿木”(见崔令钦《教坊记》),也有称为“险竿”的(如顾况的《险竿歌》,柳曾的《险竿行》)。我们只要摘引几段文字与李贺诗相对照,就很容易明瞭“管儿舞”的体制。
《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隋大业二年:
又二人戴竿,上有舞者,歘然腾过,左右易处。
王邕《勤政楼花竿赋》(见《全唐文》卷三百五十六):
于是玉颜直上,金管相催。……整花钿以容与,转罗袖而徘徊……戴之者强项超群,登之者纤腰回舞。……初腾凌以电激,倏缥缈而风旋。
梁涉《长竿赋》(见《全唐文》卷四○七):
凝靓装以如玉,耸轻身兮若飞!倏盘龙而婉转,遂花落而霏微。
郑处诲《明皇杂录》:
玄宗御勤政楼,大张乐,罗列百伎。时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状瀛洲方丈,令小儿持绛节,出入于其间,歌舞不辍。
竿木上的舞者(或童子,或女子),倏忽回旋,摆动舞袖,故云“乱袖交竿”。为避免在一句诗里重出字面,诗人因改“竿儿”为“管儿”,称汉代的“寻橦”、唐代的“长竿舞”为“管儿舞”。所以,《荣华乐》“乱袖交竿管儿舞”,既檃括了张衡《西京赋》里描写的百戏“寻橦”的情景,又反映了唐代“长竿舞”的实际情况,两者结合得既自然又巧妙。
雕题金
《相劝酒》:“歌淫淫,管愔愔,横波好送雕题金。”王琦注:“雕题金,谓南蛮中所生金也。”
王注未能尽意,补证之。
“雕题”一词,早见于《礼记·王制》:“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郑玄注、孔颖达疏,均以“丹青雕刻其额”为注(见四部备要本《礼记注疏》)。然按左思《吴都赋》云:“雕题之士,镂身之卒。”李善注引《水经》云:“雕题国,在郁林水南。”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六“郁水”注:“《山海经》曰离耳国、雕题国,皆在郁水南。”查《山海经·海内南经》:“伯虑国、离耳国、雕题国(《楚辞·招魂》王逸注:‘雕,画;题,额,言南极之人,雕画其额,常食蠃蜯’)北朐国,皆在郁水南。郁水出湘陵南山,一曰相虑。”则“雕题”是古之国名,郁水之南,与交趾相邻,所以《礼记·王制》曰:“雕题交趾”。长吉诗中的“雕题”,即为雕题国,其地所产之金,乃名“雕题金”。
无惊飞 海千里
《上之回》云:“地无惊烟海千里”。王琦注云:“谓海外千里之远,无烽火之警也。《尔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孙炎注:海之言晦,晦暗于礼义也,此诗海字应作此解。曾注以海晏为释者,非是。”
这段注文值得商榷。
我国古代传烽火之警,都在陆地上,“海外千里之远”,怎能传送烽火之警,一不妥;用《尔雅》之说,谓四海之远,与诗意“海千里”不合,二不妥;千里之内,“晦暗于礼义”,则与前半句“地无惊烟”的诗意悖缪,三不妥。由此可见,这句诗本身有问题,各种推测性的解释也难免暗涩。
董氏诵芬室影印宋宣城本、清初钱氏述古堂影宋钞本、毛氏汲古阁刻本《李贺歌诗编》,外集均载有《白门前》一诗,结句与《上之回》不同,云:“无惊飞,海千里。”这两句诗写得好,既有出处依据,又有深意,与全诗歌颂平叛战争胜利的气氛十分协调。
按“无惊飞,海千里”两句,化用了前代典籍中“海水群飞”的成语。《韩诗外传》卷五谓周初统一全国后,远方来朝,称为“海之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扬雄《太玄经·剧卦》云:“海水群飞。”又,《剧秦美新》亦云:“神歇灵绎,海水群飞,二世而亡,何其剧与?”李善注曰:“海水喻万民,群飞言乱。”原来“海水群飞”一语是比喻,用来形容万民动乱的社会状况。后人写诗,往往沿用,如庾信《和张侍御》诗云:“成群海水飞。”化四言为五言。唐吕温《诸葛武侯庙碑》:“四海飞水。”明人谢榛批评庾、吕两位用得不妙,不如陆云全用原文为好,他说:“然庾、吕沿袭两拙并见,不若陆云《答平原》全用无讥。”(见《四溟诗话》卷三)李贺巧妙地化用了前人的语意,写成“无惊飞,海千里”,歌颂中唐元和初年取得平叛战争胜利后万民安居、境内清平的形势,极妥贴。
鲤鱼风
《江楼曲》:“楼前流水江陵道,鲤鱼风起芙蓉老。”王琦注云:“《提要录》:鲤鱼风,九月风也。《岁时记》:九月风曰鲤鱼风。《石溪漫志》:鲤鱼风,春夏之交。观下文用梅雨事,则《漫志》之说为是。”
鲤鱼风乃九月风,这是大家熟知的,王琦据《石溪漫志》提出异说,确否?我认为王琦的说法不能成立。
王琦所引《提要录》一书,已佚;《岁时记》,并不是《荆楚岁时记》的简称,因为那部书里并没有“鲤鱼风”的记载。王琦注引的《岁时记》,乃是宋陈元靓《岁时广记》的简称。《岁时广记》卷三“鲤鱼风”条云:
《提要录》:鲤鱼风,乃九月风也。李贺诗:楼前流水江陵道,鲤鱼风起芙蓉老。又古词:瑞霞成绮映舴艋,棹轻鲤鱼狂风起。
《岁时广记》里还有一条没有被王琦引出的文字,却很能说明问题,王琦或许竟没有注意到。
卷三“黄雀雨”条云:
罗鄂州词:九月江南秋色,黄雀雨,鲤鱼风。
罗鄂州,就是罗愿,曾知鄂州,故名。《全宋词》里收录他的词《水调歌头》一首,另外收录失调名的词三句,即引自《岁时广记》卷三。
鲤鱼风乃是“江南”的“秋色”,有很多诗可以证明。梁简文帝《有女篇》:“灯生阳燧火,尘散鲤鱼风。……雾暗窗前柳,寒疏井上桐。”明明点出的是“秋色”。李商隐《河内诗二首·湖中曲》:“阊门日下吴歌远,陂路绿菱香满满,后溪暗起鲤鱼风,船旗闪断芙蓉幹。……莫因风雨罢团扇,此曲断肠惟此声。”诗中描写的显然是“江南”秋天的风物。所以,冯浩注这首诗虽引了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的说法,但还是说:“玩此则是秋令”。(见《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三)
同样,李贺《江楼曲》也可以证明《岁时广记》所载之不诬。“江陵道”,点地;“芙蓉老”、“新糟酒声”点节令,这都和“鲤鱼风九月风也”相吻合。姚文燮《昌谷集注》:“楼前流水,道通江陵,一水盈盈,本无多路,时当深秋,北风飒飒,芳姿就萎,郎居上游,归帆但得南风,一日便可抵舍。”姚氏后于王琦,却并没有采取他的说法,仍以“九月风”来释诗。叶葱奇《李贺诗集》采用了王琦的说法,但是,春、夏之交时,荷花尚未开出,怎能说是“芙蓉老”呢?叶氏似乎也发现这个问题不好解释,所以说:“这里似以芙蓉指荷叶”。然而,春夏间荷叶正蓬勃生长,方兴未艾,又怎能说是“芙蓉老”呢?叶氏不能自圆其说。
王琦仅据李贺《江楼曲》里“梅雨”(诗里借梅雨以指雨水多,也就是罗愿所描写的江南秋色:黄雀雨,鲤鱼风。)一事,取《石溪漫志》“春夏之交”的说法,把“鲤鱼风”的解说推移了一个季节,与大量的前人载述不合,不免有断章取义之嫌。
哭陵树
《吕将军歌》:“吕将军,骑白马,独携大胆出秦门,金栗堆边哭陵树。”王琦未得其解,竟谓:“吕将军盖为泰陵护卫之官,故云。曾谦甫以将军为明皇时将,是时不用而留京者,非也。”曾益所云固然不对,王琦所云也未必正确。
宋人赵与虤《娱书堂诗话》云:“唐制,有冤者哭昭陵下,故李洞《策夜献帘诗》: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痛哭一生休。陆务观亦有句云:积愤有时歌易水,孤忠无路哭昭陵。”赵氏提起的李洞事,在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里亦早有记载:“洞三榜,裴贽第二榜。策夜,帘前献诗云:‘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寻卒蜀中,贽无子,人谓屈洞所致。”全诗今已不存,《全唐诗》仅据孙光宪《北梦琐言》录得“公道”二句。照上述记载看,可知李贺诗里的“哭陵树”,表现吕将军空怀报国之才,却又孤忠无路,因而到唐玄宗陵前去哭诉,以抒“积愤”。这与《吕将军歌》整篇的诗意相吻合。
钱仲联先生尝论及此诗之吕将军乃吕元膺,极确(见《中华文史论丛》七九年第三辑《读昌谷诗札记》)。考吕元膺于建中初,策贤良对问第,授同州安邑尉,后又被同州刺史侯��辟为长春宫判官(《旧唐书·地理志》:“至德之后,中原用兵,刺史皆治军戎,遂有防御、团练、制置之名,要冲大郡皆有节度之类。”“同州防御长春宫使,同州刺史领之。”)玄宗泰陵所在地蒲城县东北之金栗山,原属同州,开元时隶京兆府。因此,吕元膺“哭陵树”,抒忠愤,要到泰陵去。旧注以为吕将军是玄宗时人,或为泰陵护卫之官,恐均非是。
真珠红
《将进酒》:“琉璃钟,琥珀浓,小糟酒滴真珠红。”王琦注云:“《晋书》:汝南王亮尝宴公卿,以琥珀钟行酒。珍珠红,当是酒名。”
王氏注“真珠红”为酒名,该是对的,然而他只是出于推测,并无根据。
按,唐宋人喜酿红酒,王直方《王直方诗话》:“余疑李贺云‘酒滴珍珠红’。夏彦刚云‘江南人造红曲酒’。”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一:“江南人造红酒,色味两绝。李贺《将进酒》云:‘小糟酒滴真珠红’,盖谓此也。乐天诗亦云:‘燕脂酌葡萄’。葡萄,酒名也,出太原。得非亦与江南红酒相类者乎?”周亮工《书影》卷四云:“闽酒深红,如汴梁酒,予尝在临洛关,向李浦珠索洛酒以饮闽人。或曰:此酒魂也。真��糟歠漓之言,予为失笑。”胡、周两氏所谓的北方红酒,似与李贺的“小糟酒滴真珠红”无关;王氏所记的夏彦刚语和胡氏所记的江南红酒与李贺诗意相合,完全可以成为李贺这句诗的注脚。因为小糟酒是用小糟榨制的红酒,名叫小糟红,又名真珍红,为江南人所特制,有许多宋人诗词可以作证。苏轼《浣溪沙》:“废圃寒蔬挑翠羽,小糟春酒冻真珠。”龙榆生注“小糟真珠”,即引李贺《将进酒》两句为证。这三首《浣溪沙》词是苏轼在黄州时作的。黄州虽在长江之北,但地近江南,也制小糟红酒。秦观《江城子》:“小糟春酒滴珠红,莫匆匆,满金钟。”秦观曾被谪南行,这首词可能是在江南写的。陆游《青玉案》:“小糟红酒,晚香丹荔,记取蛮江上。”陆游是南人,词又云“蛮江上”,这是江南红酒的明证。范成大《次韵子文》:“但促小糟添压石,龙头珠滴夜姗姗。”这首诗描写榨压小糟酒时,酒如真珠一样滴下来,很逼真。范是吴人,那么,诗中的酒也即是小糟红、真珠红。考李贺生平,曾有南来江浙的行踪,他是熟悉这种红酒的,因此写入诗中。
绿网缒金铃
《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绿网缒金铃。”王琦注:“绿网,掩取禽兽之网,缒金铃于其上,铃动有声,则知物入其中,而获取之。”叶葱奇《李贺诗集》注云:“绿网,捕鱼之网。按网上系铃,铃响,即知鱼到了网里。”
王、叶两位均误。
这句诗化用了“护花铃”一事。林楚良《赋先人小园》诗:“多少名园钱甃地,金铃撼雀护千花。”《开元天宝遗事》:“天宝初,宁王日侍,好声乐,风流蕴藉,诸王弗如也。至春时,于后园中纫红丝为绳,密缀金铃,系于花梢之上,每有鸟鹊翔集,则令更掣铃索以惊之,盖惜花之故也。诸宫皆效之。”《开元天宝遗事》的编纂者王仁裕,是五代人,李贺当然见不到他的书。然而,这种布网系铃以护花的风气,早在中唐以后贵族阶层中流行,李贺因而把这种社会风尚写入诗中。诗句和上两句“腊春戏草苑,玉挽鸣
辚。”正相应,描写了贵族男女游名苑赏名花的情景。姚文燮《昌谷集注》:“腊春游戏上苑,车声
辚。而所植之名花,施上绿网,缒以金铃。地入水湄,绣帐铺张,不啻霞卷。”姚氏所解是符合诗意的。
时宜裂大被
《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时宜裂大被”。方扶南未明典故出处,因疑此句有误字。王琦注引晋虞喜《志林》云:“江夏孟宗,少游学,其母作十二幅被以招贤士同卧。此云大被者,盖借用其事,以见宾友之留宿者甚多。”
王氏引文未全备。按《太平御览》引《列女后传》云:“江夏孟宗少游学,与同学共处,母为作十二幅被。其邻妇怪问之,母曰:少儿无异操,惧明类之不顾,其被以招贫生之卧,庶闻君子之言耳。”孟宗母制大被以招贤士这则典故,与李贺诗意并不切合。考郑棨《开天传信记》:“上于诸王友爱特甚,常思作长枕(与他书参证,此处当衍‘大被’两字),与诸王同起卧。”王谠《唐语林·德行》:“元宗于诸王友爱特甚,常思作长枕大被,与同起卧。”钱易《南部新书》(甲)云:“开元中,诸王友爱特甚,常谓近侍曰:思作长枕大被,与诸王同卧。”《新唐书·三宗诸子》:“玄宗为太子,尝制大衾长枕,将与诸王共之。睿宗知,喜甚。及先天后,尽以隆庆旧邸为兴庆宫,而赐宪及薛王第于胜业坊,申、歧二王居安兴坊,环列宫侧。天子于宫西南置楼,其西署曰花萼相辉之楼,南曰勤政务本之楼。帝时时登之,闻诸王作乐,必亟召,升楼与同榻坐。或就幸第,赋诗燕嬉,赐金帛侑欢。诸王日朝侧门,既归,即具乐纵饮、击球、斗鸡、驰鹰犬为乐,如是岁月不绝。所至辄中使劳赐相踵,世谓天子友悌。”《旧唐书·睿宗诸子传》所记略同。
李贺“时宜裂大被”句之前,诗篇以大量的篇幅描写贵族阶级的生活,如果突然插入江夏孟宗的故事,诗意不贯。这里,诗人是说贵族阶级以唐玄宗与兄弟同宿为“时宜”、“习尚”,共招昆弟亲友,夜同宿,日同车,冶游作乐,以标榜“友悌”。用玄宗制大被与诸弟同宿一典,解释李贺“时宜裂大被”句,前后诗意方能顺畅。
阳无正
《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六郡无剿儿,长刀谁拭尘。地理阳无正,快马遂(原刻作逐,据宋、金本改)服辕。”王琦注:“四句似谓道路艰阻,无技勇之士以卫行李,况其地理偏僻,无正阳之气,乃以快马服辕而去。”王琦不明“阳无正”为何意,竟以为地理偏僻,“无正阳”之气。方扶南批本《李长吉诗集》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姚文燮《昌谷集注》云:“虽边氛未靖,道路多陂,亦快马遂服辕之不顾也。”亦未得其解。
吴闓生注:“‘理’当作‘埋’,阳无正,谓孙阳邮无正也。”(见吴闓生《评注李长吉诗集》卷四)
吴氏的说法是对的。笔者将进一步摆出几条理由,为吴氏助证。
其一,阳无正,乃是取两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古代诗文中,取两个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构成一个词汇,这种例子很容易找到。内证:李贺集中有“那知坚都相草草”句(见《仁和里杂叙皇甫湜》),坚都,即刀坚和丁君都,就是从两个善相马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组成。外证:杨万里《浯溪赋》:“水蝗税民之亩,融坚椎民之髓”。融坚,即宇文融和韦坚,都是唐玄宗时代剥削人民的能手,也是用两个人名组合起来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举一反三,就很容易解释“阳无正”了。
其二,反之,人们不明白连用两个人名构成新词汇的道理,往往会把诗句理解错了,因而,在钞写、刊刻这些诗句时,也容易搞错。李贺集和杨万里赋的不同版本的异文和误字,正好说明这个问题。
“那知坚都相草草”,董氏诵芬楼室影印宋宣城本《李贺歌诗编》作“那知竖都相草草”,误“坚”为“竖”,姚文燮也误解为“本拟效孟坚作两都之赋,那知草草不能如愿。”(见《昌谷集注》)“融坚椎民之髓”,四部丛刊印元本岳珂《程史》卷三“馆娃浯溪”条引杨万里《浯溪赋》,作“融竖椎民之髓”,也因为不明“融坚”之意,误“坚”为“竖”。由此可以推知,李贺集误“地埋阳无正”为“地理阳无正”,王琦误解“阳无正”为“无正阳之气”,不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吗?
其三,“地理阳无正”,照王琦的解说,则与下句“快马遂服辕”承接不顺,诗意“隔”了。按吴闓生的说法,“地埋阳无正”,善相马的伯乐、王良都已死了,千里马无人赏识,只得去拉盐车,驾车辕,诗意顺畅,上下句承接自然。而且和前面两句“六郡无剿儿,长刀谁拭尘”相照应,同样运用了比兴手法,表现有才之士无人赏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诗意。
总之,李贺《出城别张又新酬李汉》:“地理阳无正”句,当采吴闓生说,校改“理”字为“埋”字,解阳无正为伯乐、王良。前人的其他说法,都不足取。
捍拨
《春怀引》“捍拨装金打仙凤”。王琦注引《海录碎事》:“金捍拨在琵琶面上当弦,或以金涂为饰,所以捍护其拨。”
《海录碎事》所云不甚明确,今申言之。
捍拨,一作“桿拨”,是弹奏琵琶时拨动弦丝的一种工具,又名“拨”,如白居易《琵琶行》:“曲终收拨当心画”、“沈吟放拨插弦中”。唐代,也用手指直接弹奏琵琶。《旧唐书·音乐志》:“旧琵琶者皆以木拨弹之,太宗贞观始有手弹之法,今所谓
琵琶者是也。”刘餗《隋唐嘉话》云:“贞观中,裴洛儿弹琵琶始废拨用手。”但是,当时艺人主要还是用“拨”来弹奏琵琶的,有的演员还因善于运“拨”而出了名,《山堂肆考》征集卷十八“曹纲善拨”条云:“唐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纲,皆能琵琶。又有裴兴奴与曹同时,曹纲善为运拨,兴奴长于拢拈,时人称纲有右手,兴奴有左手。”
随着制作捍拨的质料不同,唐时出现“金捍拨”、“红蛮捍拨”、“龙香拨”、“象牙捍拨”等多种品种的捍拨。如张籍《宫词》:“黄金捍拨紫檀槽,弦索初张调更高。”王建《宫词》:“红蛮捍拨贴胸前,移坐当头近御筵。”李商隐《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上贴金捍拨,画为承露鸡。”郑嵎《津阳门诗》:“玉奴琵琶龙香拨,倚歌促酒娇声悲。”《山堂肆考》征集卷十八云:“唐乐志,高丽伎有琵琶,以蛇为槽,厚寸余,有鳞甲,楸木为面,象牙为捍拨,画国王形。”
不读书
《嘲少年》云:“生来不读半行书,只把黄金买身贵。”王琦未加注。
“不读书”,前人早已说过。《南史·沈攸之传》:“早知穷达有命,恨不十年读书。”《北齐书·卢潜传》:“士邃(卢潜之弟)字子淹,少为崔昂所知。昂曰:此昆季足为后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读书耳。”李白有《行行且游猎篇》,云:“生来不读一字书,但将游猎夸轻
。”这些文字或为李贺所本。但是,前人说得尚浅,而李贺用“黄金买身贵”和“不读半行书”,构成鲜明的对比,讽刺意味特深。
长吉诗与古小说的关系
李贺善于学习、继承前代诗人的优秀艺术传统,并进而创新,形成自己诗歌的独特艺术风格,这是李贺诗歌艺术渊源的一个重要方面。除此以外,李贺年少才高,六经史传、诸子百家、神话传说,也无一不被采撷、檃括入诗。长吉还善于从汉、魏、六朝小说中汲取营养,或则诗意从古小说中来,或则撷取古小说故事之片断入诗。总之,古小说成了李贺歌诗艺术渊源的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前代诗家尽管已把长吉诗中一些来自古小说的典故、词语注出来了。但是,他们还没有自觉地循着这个艺术规律去探索李贺诗歌,有一些显然源于古小说的诗意,却并没有被注出。因此,探索长吉诗与古小说的密切关系,不仅可以补证前人的笺注,俾益于阅读与鉴赏,而且这也是深入研究李贺歌诗的艺术特征、艺术渊源的重要课题之一。下面,笔者列举若干条未被王琦注出的来自古小说的诗句,以证成上述观点。
李贺《还自会稽歌》“身与塘蒲晚”,王琦仅注:“塘蒲,塘中蒲草也。”他根本没有把这句诗源于《世说新语》的出处注出来。《世说新语·言语》:“顾悦与简文同年而发早白。简文曰:卿何以先白。对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刘孝标注云:“顾凯之为父传曰:君以直道陵迟于世,入见王,王发无二毛,而君已斑白。问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柏之姿,经霜犹茂,臣蒲柳之质,望秋先零,受命之异也。王称善久之。”李贺此诗乃是咏简文帝旧臣庾肩吾事,因而运用顾悦对答简文帝的语意入诗,非常贴切。
李贺《谢秀才有妾缟练,改从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后生感忆,座人制诗嘲诮,贺复继四首》(其二):“铜镜立青鸾,燕脂拂紫绵。”王琦注:“铜镜立青鸾者,镜台为青鸾跱立之象,而以镜倚其上也。”姚文燮《昌谷集注》:“立镜饰容,强为悲态。”叶葱奇《李贺诗集》:“青鸾,指铸作鸾鸟的镜架。”均同王注。
这句诗,如果联系全诗的诗思分析,当以《异苑》为注。
李贺这四首诗,应抓住诗题上“后生感忆”四字。缟练改嫁武人,虽然物质生活比过去优裕,但后夫妄自尊大,不识怜爱,因此她心志不乐、精神空虚,常常追念故夫。诗,反复回环地表现这个题旨。第二首,李贺以青鸾为喻,写缟练立于镜前,睹见镜中的影子,忆及“同类”,勾引起她对故夫的思念,暗暗悲泣。宋刘敬叔《异苑》卷三:
罽宾国王买得一鸾,欲其鸣,不可致。饰金繁,飨珍羞,对之愈戚,三年不鸣。夫人曰;尝闻鸾见类则鸣,何不悬镜照之。王从其言,鸾睹影悲鸣,冲霄一奋而绝。(南朝宋范泰《鸾鸟诗序》有同样的记载。)
联系全诗,可以看出,李贺通过青鸾照镜这个传说故事,着重表现缟练“感忆”的内心世界,诗人化用《异苑》的故事,已达巧运妙铸的境地。以“青鸾”作为镜台形状的解说,恐未得诗的深意,也没有了解李贺诗善于化用小说的艺术特征。
李贺《苦昼短》:“飞光,飞光,劝尔一杯酒。”王琦注引《晋书》语,未妥。按《晋书》成书时间较晚,前代论者早已指出,史官好采诡谬碎事,以广异闻,不少材料都取之于六朝小说。王琦注引的文字,就见之于刘义庆《世说新语》卷三“雅量”门,语意详明:“太元末,长星见,孝武心甚恶之。夜,华林园中饮,举杯属星曰:‘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亦何时有万岁天子!’”刘义庆的《幽明录》亦载此事,尚有“取杯酹之,帝亦寻崩也”等语。《幽明录》已佚,这段记载,见鲁迅先生《古小说勾沈》引《开元占经》卷八十八。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幽明录》,均前于《晋书》,李贺这句诗,宜取《世说新语》为注。
李贺《荣华乐》“能教刻石平紫金”。王琦注:“刻石平紫金,谓刻石作穴,积金其中而与地相平。”殊不知刻石作穴,积金其中,亦出自古小说。王嘉《拾遗记》:“郭况,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数亿,家童四百余人,以黄金为器,工冶之声,震于都鄙,时人谓之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铸锻之声盛也。庭中起高阁长庑,置衡石于其上,以称量珠玉也。阁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卫之。故东京谓郭家为琼厨金穴。”长吉用其意而自造诗语。
馀例详见“行庖”、“剑吼”、“绿网缒金铃”、“时宜裂大被”诸条,不赘述。
李贺诗里的通假现象
唐诗中出现的同音通假的语言现象相当普遍,李贺诗也是这样。李贺歌诗中的某些词语解释易生岐义,众说纷纭,是人们未用同音通假的语言规律去解决问题的结果。王琦《李长吉歌诗汇解》并没有自觉运用这种语言规律去解释诗中的词语,因而有时讲得对,有时不对。
兹举数例证之。
一、《美人梳头歌》:“妆成��鬌欹不斜,云裾数步踏雁沙。”王琦注:“��,窝上声,好发髻也。鬌,音朵。”叶葱奇注:“��鬌,音我朵,发髻美也。”王、叶两氏都未注明“��鬌”究为何意。
��,《说文解字》、《玉篇》、《广韵》均无此字。鬌,《说文解字》云:“髮隋也,从髟隋省,直追切。”段注云:“鬌,髮堕也。铉本,堕作隋。《广韵》云:髮落,是也。”《内则》曰:“三月之末,择日剪髮为鬌,男角女羁。鬌本髮落之名,因以为存发不剪者之名,故郑注云:鬌,所遗发也。”
��鬌,从单字作解,无法说清,所以王、叶两氏的注,含糊不清。其实,这两个字,已经组合成词,是唐代流行的一种发髻样式。在唐人诗文中,“��鬌”两字也写作:“倭堕”,“婑媠”,“矮堕”,字形虽异,用法却是一样的。许景先《折柳篇》:“宝钗新梳倭堕髻,锦带交垂连理襦。”诗人把“倭堕髻”和“连理襦”相对成文,则“倭堕”明显为发髻名。李峤《
丝结》:“云发羞垂倭堕髻。”李商隐《深树见一颗樱桃尚在》:“矮堕绿云髻,欹危红玉簪。”温庭筠《南歌子》:“倭堕低梳髻,连娟细扫眉。”刘禹锡《赠李司空妓》:“��鬌梳头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企按:此诗见于孟棨《本事诗》,不可靠,非刘禹锡作,当是中晚唐时人伪托。)白居易《代书一百韵寄元微之》:“风流夸堕髻,时势斗愁眉。”皮日休《重台莲花》:“欹红婑媠力难任,每叶头边半米金。”陆龟蒙《和袭美馆娃宫怀古五绝》:“一宫花渚漾涟漪,倭堕鸦鬟出茧眉。”(春秋时,尚未有倭堕髻发式,陆龟蒙用唐时流行的发髻式样,描写馆娃宫宫女的发式,当是想象之词。)以上这些诗人,或在李贺之前,或在李贺之后,可见,“��鬌髻”(即“倭堕髻”)确流行于唐代宫廷中,民间妇女亦仿效之。
这种发髻式样,最早流行于东汉时代。《后汉书·梁冀传》:“冀妻孙氏,……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李贤注引《风俗通义》:“堕马髻者,侧在一边,……始自冀家所为,京师翕然皆放效之。”汉乐府《陌上桑》,将这种发式写入文学作品中:“头上倭堕髻,耳后大明珠。”晋崔豹《古今注》云:“倭堕髻,一云堕马之余形也。”
据上述唐人诗,可知倭堕髻在唐时尚流行。所以,李贺《美人梳头歌》“香鬟堕髻半沉檀”句中的“堕髻”,即为倭堕髻的省文。“妆成��鬌欹不斜”句中的“��鬌”,即倭堕髻,亦即倭堕髻。“欹不斜”是这种发髻的形态,欲堕未堕,似斜不斜,描写得非常逼真。
倭,乌戈切,“倭堕”与“��鬌”同音,通用。“矮堕”、“婑堕”连用,作为“发髻”时,其“矮”、“婑”字都与“倭”同音。所以,��鬌、倭堕、婑堕、矮堕,均通用,大量的唐诗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二、《谢秀才有妾缟练,改从于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后生感忆,座人制诗嘲诮,贺复继四首》(其四)云:“泪湿红轮重。”王琦注云:“曾益注,红轮即吹轮,妇女所执,如暖扇之类,引沈约诗‘画扇迎初暑,红轮映早寒’以证。又,徐文长以红轮为车轮,董懋策以红轮为半袖。琦按,皆非是。庾信诗‘步摇钗朵动,红轮披角斜’;李颀诗‘织成花映红纶巾’,二诗轮纶字体虽殊,详义则一,疑是妇女所佩巾披之类,故为泪所沾湿也。”
李贺诗里的“红轮”,作“暖扇”、“暖手熏炉(清宋长白《柳亭诗话》卷二十一:沈隐侯诗画扇迎初暑,红轮映早寒,以扇与轮分属寒暑,当是暖手熏炉也。)”、“车轮”、“半袖”、“日(方扶南批本《李长吉诗集》:红轮,日也,结句晚矣。)”等解释,都是错误的,不合诗意。
王琦所疑是对的,但是他还不明确“红轮”即是“红纶”的道理。
红轮,即是红纶,除上列沈约、庾信、李贺诗外,还有李商隐的《碧瓦》诗可证。诗云:“碧瓦衔珠树,红轮(《全唐诗》注:‘一作纶。’)结绮寮。”冯浩注曰:“轮纶通用,频见晚唐诗”(见《玉溪生诗集笺注》卷二)。李商隐诗里的“红轮”,当是一种红色丝织物,用以蒙在窗格上,绝不能解释为“车轮”。
纶,又名吹纶,和轻容、方空等一样,都是极轻薄的丝织品。《太平御览》卷八百十九引《东观汉记》:“建初二年,诏齐相其上,勿复送吹纶絮。”又费昶《春郊望美人》诗云:“金辉起步摇,红采发吹纶。”因此,吹纶(轮)也不是妇女所执的暖扇。
再看李贺“泪湿红轮重”句,就不难理解。谢秀才妾身上所披的“红轮”(即“红纶”),本是极“轻”的织物,因为沾上的泪水太多,所以显得“重”了。
三、《塞下曲》:“秋静见旄头,沙远席羁愁。”王琦注并列曾益、姚经三、吴正子、刘辰翁、杨升庵、焦弱侯诸人的说法,说:“席羁愁,曾注:一片羁愁,或云所席之地羁愁。姚经三注:坐卧羁愁之席。吴正子曰:席羁愁,一本作席箕愁为是,盖卧沙中,以豆箕为席也。刘须溪曰:如箕踞坐也。杨升庵曰:恐是塞上地名。焦弱侯曰:草名。琦按:数说之中,焦说是也。《酉阳杂俎》:席箕一名塞芦,生北方胡地。古诗云:千里席箕草。王建有《咏席箕帘诗》云:单于不向南牧马,席箕徧满天山下。当此敌人甲马精壮之时,仰观天象,旄头又复明耀,恐将来不能无窥伺之患,即观塞草,亦应有蹂躏之愁耳。”
王琦采焦说,并引《酉阳杂俎》和王建诗以证之,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未指出曾、姚、吴、刘、杨诸人的错误所在。按《五代史》云:“契丹地有息鸡草,尤美而本大,马食不过十本而饱。”则“席羁”、“席箕”、“息鸡”实为一物,这是古音通假的语言现象。而曾、姚、吴、刘、杨诸人望文生义,曲为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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