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出版

《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收集了毛泽东从1926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期间20多年中的重要著作。《选集》中的各篇文章,都经过毛泽东的校阅,并由《选集》出版委员会作了一些题解和注释。《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应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说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成果的汇集,它的出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事件。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10月12日起由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该卷收集了毛泽东从1926年至1937年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共有论文16篇。其中9篇是过去出版的几种《毛泽东选集》中没有编人过的。
毛泽东在1924年至1927年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称大革命时期,或北伐战争时期)的著作选人两篇,即《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指出了工业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友人,提出了中国无产阶级必须联合最大多数(主要是农民)反对少数的战略思想,说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矛盾及其关于“实现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的企图是完全行不通的,仅是一个幻想。这篇文章已形成了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思想。这是与陈独秀的对资产阶级的投降主义完全相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当时农民革命的各方面经验及其在革命中所达到的种种结果,生动地记述并热烈地歌颂了群众的革命创造,拥护群众自己所创造起来的政治权力,指出一切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都将被农民革命葬入坟墓,而一切政党都将在革命的农民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该文是毛泽东所代表的革命路线与陈独秀所代表的投降主义路线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由农民革命这一突出问题表现出来的公开的与完全的分裂。
毛泽东在1927年—1937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又称土地革命时期,或十年内战时期)的著作,选入14篇,主要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践论》等。1924年—1927年的大革命被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革命派背信弃义,勾结帝国主义加以血腥镇压之后,摆在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准备新的大革命及其胜利。这一时期的形势和环境是极其复杂的。这个时期,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一小部分在大革命时期的投降主义者变成了取消派,并与托洛茨基派相结合,堕落为反革命。而这时的毛泽东,则把革命失败时所必需的有阵地的退却与可能的有阵地的新进攻结合起来,领导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武装向国民党力量较薄弱的农村进军。
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这一历史文献中,毛泽东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特点作了认真的分析。毛泽东指出:“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基于这种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说,“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①因此,毛泽东确定了以武装斗争为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和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革命方针,并确定了革命区域的扩大应该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反对冒进政策。
《井冈山的斗争》是关于建设工农红军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一篇极重要的历史文献。毛泽东在文章中分析了当时一般的政治形势和具体的革命武装斗争的发展,生动地叙述了在1924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的退却如何在农村变成革命的新进攻,解决了当时革命斗争中所发现的各种具体的问题,批评了一些人在实际政策上所犯的过左错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毛泽东在理论上进一步说明关于建立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和民众革命政权的问题,毛泽东把建立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政权作为新的大革命的出发点。毛泽东分析了当时中国一系列的矛盾,说明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所回答和说明的是关于红军和红色政权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具有决定意义的理论问题。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中国的革命就不能前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是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著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分析了在日本的侵略面前中国内部的阶级关系与帝国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新变化,指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中国红军长征所造成的新局面,给关门主义的幼稚病和悲观主义予以驳斥,同时提出了强大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中心力量的必要,以便避免1927年因党内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革命的主力军而只依仗当时同盟者国民党的错误。文献对于人民共和国的阶级构成及其大政方针,也做出了很多重要的规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是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由可能性而初步变成现实的时候。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责任时,毛泽东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②在反对关门主义的幼稚病之后,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在抗日战争中,就成为毛泽东与新投降主义思想作斗争的根本问题。
《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这一革命文件,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史上曾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根据中国是小生产占优势的农业国家特点,批评了党内所反映的各种非无产阶级偏向,并提出了纠正的方法,解决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的许多基本问题,从而也解决了中国人民军队的建设的许多基本问题。
《实践论》是毛泽东于1937年7月写成的一部哲学著作。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曾经有一部分教条主义的领导人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的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而只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书籍中的片言只语,去吓唬人们。还有一些经验主义者,长期拘守于自身的片断经验,不了解理论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看不见革命的全局,虽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这两种错误思想,特别是教条主义思想,曾在1931年至1934年使中国革命受了极大的损失,而教条主义者却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迷惑了广大同志。《实践论》即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其重点是揭露轻视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它全面、深刻而通俗地阐述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在文中分析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争论的哲学性质,根据唯物论的原理,揭露了“左”倾分子和右倾分子在思想方法上的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毛泽东指出: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③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毛泽东的《实践论》不但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基础,而且以中国共产党在长时期中极其丰富的战斗经验,充实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出版,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得到了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得到了关于中国革命经验最高的综合与总结的经典文献。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52年4月10日起由全国新华书店发行。该卷收集了毛泽东从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至1941年5月打退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时期的著作,共41篇。其中所包括的重要著作有《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矛盾论》等。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企图以武力吞并全中国。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蒋介石于7月17日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但同时,蒋介石政府仍然和日寇继续谈判,甚至接受日本与地方当局议定所谓和平解决的办法。直到8月13日日寇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在东南的统治地位已无法维持,才被迫实行抗战。但此后一直到1944年,蒋介石与日寇的秘密谋和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完全违背了他在庐山谈话中的诺言:“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④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中所指出的两种方针、两套办法、两个前途,正是说明了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的一条以共产党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路线和另一条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路线之间的斗争。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毛泽东强调指出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即前者是“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后者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并指出“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引导战争趋于失败的”。⑥毛泽东指出:“在芦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⑦因而,他特别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都不应忘记1927年陈独秀投降主义的血的教训,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主张在统一战线中扩大与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和孤立右翼集团。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两部著作,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战争问题所作的科学分析及所提出的发展人民战争的英明战略计划。毛泽东根据中日力量的对比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以及这一切力量对比的可能变化,反对了“亡国说”与“速胜论”,预见了抗日战争必须是持久战,而经过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以获得胜利。毛泽东根据科学的分析和英明的预见,与右倾机会主义相反,设计了无产阶级先锋队如何组织人民的力量,如何经过人民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一个战略时期、再达到人民抗日正规战争的另一个战略时期,而争取抗日战争的发展成为人民胜利的结局。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应当认真地负起领导民族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问题。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经验,对党的高度的无产阶级严肃性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正确的组织路线的各个方面,作了具体而扼要的阐释。在报告的《学习》一节中,深刻地说明了党要能够负起一系列伟大的历史任务,必须学习:“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⑧而学习的首要任务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⑨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党内曾掀起了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潮。
《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这是当时在党的政治路线上互相联结的两个问题。毛泽东在两篇著作中,批判了关于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的迁就主义,批判了不敢在日本占领区扩大解放区和扩大人民战争,而把战胜日寇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以及把人民的命运寄托于蒋介石反动统治下的合法运动的错误思想。这两篇著作是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初期党内发生的路线争论的基本总结,在统一党的工作步调上有重大的意义。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指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指出: “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⑩关于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问题,关于“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11)的问题,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问题,毛泽东都进行了深刻的历史的阐明。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本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著作。毛泽东根据国际上开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在俄国获得胜利,国内无产阶级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这一历史情况的根本变化,以及中国革命二十年中的新经验,发展了列宁、斯大林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区别了中国革命的旧民主主义与新民主主义两个不同历史时期、两个不同历史范畴,解决了中国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与准备进到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粉碎了关于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梦想。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一本关于中国革命的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它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与建设新中国,起了极大的动员作用与组织作用,因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国革命。
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这一文件中,毛泽东规定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必须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亦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这种以共产党为领导的、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对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策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刊载了毛泽东的另一篇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在这篇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战斗文献里,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唯物辩证法,深刻地阐发了作为辩证方法的核心的对立统一法则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着重阐发了关于矛盾的特殊性的问题,严厉地批判了教条主义者的“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12)“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13)的那种主观的、片面的与表面的错误思想方法。这篇著作是毛泽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宝库的主要贡献。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于1953年5月出版发行,收集了毛泽东从1941年3月至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时期的重要著作,共计论文31篇。其中重要的著作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文章,是毛泽东关于整风运动的基本著作。在这几篇著作中,毛泽东进一步从思想问题上总结了过去党内的路线分歧,分析了存在于党内的伪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主要是主观主义的倾向,宗派主义的倾向,和作为这两种倾向的表现形式的党八股。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要求全党“系统地周密地研究周围环境”,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聚集人才,进行研究,干部“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去进行学习和工作。这一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原则整顿作风的号召发出之后,很快在党内外引起无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大论战,巩固了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使广大干部在思想上大大提高了一步,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着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而写的。毛泽东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4)要求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抓紧世界观的改造,在斗争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长期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15)走与工农兵相结合,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
《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是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第一章。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寇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解放区的财政发生了极大的困难。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农业生产和其他生产事业,并号召解放区的机关、学校、部队尽可能地实行生产自给,以便克服财政和经济的困难。毛泽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以及《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生产运动的基本纲领。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毛泽东着重批判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指出“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16)。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的正确方针,在这个方针之下发展起来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的生产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不但使解放区军民胜利地度过了抗日战争的最困难的时期,而且给党在后来对于经济建设工作的领导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两个中国之命运》、《论联合政府》和《愚公移山》分别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开幕词、政治报告和闭幕词。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政治形势,英明地预见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内战爆发的危险,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警惕和反对蒋介石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把中国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老路上去。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并确保它成为人民的胜利,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毛泽东总结了20多年来,特别是抗日战争中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的经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这条政治路线就是: “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7)这条路线的基本点是,第一,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指出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是: “第一个步骤,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的协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18)。第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实现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人民的解放,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组织强大的革命队伍。因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是这一政治路线的中心环节。为了实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的方针,毛泽东在报告中具体地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和解放区不同的斗争任务,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准备充分力量。第三,加强党的领导。毛泽东总结了三次革命的经验,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9)因而号召发扬党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为实现党的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是毛泽东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成果的汇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记录,它的出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事业中的重要事件。它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