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的代表作,为他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正是这部小说,使他荣获196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这也是苏联作家第一次获此殊荣。
小说描写的时间段为1912至1922年十年,这十年间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在这段动荡的岁月里,顿河上生活的人民在历史车轮中艰难挣扎。小说以哥萨克的一首民歌作为卷首语,也定下了全书的基调。
我们光荣的土地不是用犁来翻耕……
我们的土地用马蹄来翻耕,
光荣的土地上种的是哥萨克的头颅,
静静的顿河到处装点着年轻的寡妇,
我们的父亲,静静的顿河上到处是孤儿,
静静的顿河的滚滚波涛是爹娘的眼泪。
葛利高里·麦列霍夫是顿河沿岸哥萨克部落里的一位年轻人,他爱上了邻居阿斯塔霍夫的妻子阿克西妮亚。很快,他们的恋爱史传遍了整个部分。这种行为使葛利高里·麦列霍夫的家人蒙羞。为了遏制儿子的荒唐行为,其父为葛利高里娶了富农之女娜塔莉亚为妻。娜塔莉亚善良贤淑,得到了全家人的喜爱,除了葛利高里,他正沉迷于阿克西妮娅的热情里不能自拔。葛利高里的行为使其父大怒。葛利高里于是偕阿克西妮亚私奔。
私奔后的葛利高里被征召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葛利高里在前线出生入死,阿克西妮娅也与少主人陷入热恋。受伤返乡的葛利高里得知此事,愤怒中回到顿河的家中。这时,他终于认识到的娜塔莉亚温柔。当他获得十字勋章,重返战场时,娜塔莉亚已经生下了一对孪生姊妹。
俄国大革命爆发,哥萨克们都离开部队回到家乡,葛利高里却加入了红军,担任连长,与白军作战。战争中,葛利高里再次受伤返回家中。内战很快逼近顿河沿岸。在白军的蛊惑下,哥萨克认为红军和革命动摇了他们的利益,葛利高里和许多哥萨克一起加入了白军。残酷的战争结束后,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娅在废墟里再度重逢,于是爱情重燃。而此刻,娜塔莉亚已怀有身孕。得知丈夫的心再次叛离,她毅然堕胎,并因此而死亡。
战争还在继续,红军连连得胜,白军节节失利。当红军控制了整条顿河时,身为叛军的葛利高里只好带着阿克西妮娅四处逃亡。其实在内战开始后,葛利高里是同情红军和革命的,但战争中他还是杀死了许多的红军战士。在逃难途中,阿克妮西娅因伤寒返回鞑靼村,葛利高里决定为自己以前做的这些事情赎罪,再次加入红军。
葛利高里从红军退伍后,回到阿克妮西娅身边。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了。由于葛利高里以前参加过白军,村子里传出要逮捕他的风声,他不得不逃亡并加入匪徒组织,再次与红军为敌。但匪徒们散漫的军纪让葛利高里很失望,他决定带着阿克西妮娅离开。在逃亡途中,阿克西妮娅被红军击中丧命,葛利高里虽然全身逃出,但却对生活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他辗转各地,最后凄然回到家乡。而家里,父母、兄嫂、妻女均已离世,他拥有的唯有年幼的儿子——米夏洛。
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在于肖洛霍夫从另外一个美学视角展现了战争与革命。他是从“人”的角度来审视革命,而不是从革命的角度来批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写“白军对红军的斗争,而不是红军对白军的斗争”。他没有运用“革命现实主义的手法”,没有拔高革命人物。这也正是他与列夫·托尔斯泰相通的地方——人道主义。
同时,这部小说也继承了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人道主义传统,将个人与历史、个人与社会、战争与和平、国家与民族等都艺术化地结合在一起,让个人的命运折射出惊心动魄的历史进展。这也使得这部小说既有又有完美感人的悲剧气质,又具有史诗般的深沉与宏伟。
瑞典皇家学院的官方授奖词这样写道:“这部作品以卓越的现实主义手法,描绘了哥萨克特有的性格,描绘了既是骑兵,又是农民,似乎互为水火,实则水乳交融、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这样一种传统性格。书中没有对任何东西进行美化。哥萨克性格中粗鲁、野蛮的一面,在书中也详尽无遗地表现出来,毫不掩盖,毫不矫饰,但与此同时,又能感觉出作者对人的尊重。肖洛霍夫无疑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他不在书中进行任何意识形态方面的说教。我们看到,他写的战争血泪斑斑,然而是一幅笔力雄浑、气势磅礴的画卷。”“瑞典学院赞同这一评选决定时,指出了‘肖洛霍夫在描写俄罗斯人民生活中一个历史阶段的顿河史诗中所表现的艺术力量和正直’”。
草婴曾这样评价肖洛霍夫:
肖洛霍夫认为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时期,但又坚信生活是不朽的,生活终究会取得胜利。他在创作中一方面显示人民精神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又发展了列夫·托尔斯泰的叙事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
小说中,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妮娅的爱情也是让我最受感动的地方。一波三折,荡气回肠,却又纯净得像一面镜子。这种“第三者”的爱情,肖洛霍夫却写得如此刻骨铭心,又如此纯净无瑕。
上个世纪60年代,草婴译完《新垦地》一二部、《顿河故事》、《一个人的遭遇》后,想接着翻译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但是“文化大革命”发生了,翻译工作也被迫停止。未能翻译《静静的顿河》,成了草婴永远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