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瑞典著名的《大气科学学报》登载了叶笃正、顾震潮与陶诗言的英文论文后,陶诗言他们的名字已经从中国走向了世界,但这时的陶诗言依然在刻苦钻研。很快,他的科研内容又从对东亚大气环流的研究扩展到对中国梅雨的研究。
这一年,以陶诗言为主编的论文《东亚的梅雨与亚洲上空大气环流季节变化的关系》在气象学报发表,专著《中国的梅雨》由中央气象局出版。其中《中国的梅雨》是陶诗言在气象科研成果中主编的第一部专著。在这部专著中,陶诗言仍然是以国家需求为重,对灾害天气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国梅雨的有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
梅雨,是发生在中国和东亚地区夏季的主要雨季天气之一,在中国东南部,梅雨天气的发生对旱涝灾害有很严重的影响。1949年以前,气象界许多关于梅雨的讨论大都是从气团的角度出发。1949年后,由于这方面的资料逐渐增多,对梅雨的研究也随之深入了一大步。
陶诗言从东亚大型天气过程的变化对我国长江流域的梅雨进行研究。通过研究,陶诗言指出,梅雨实际上是东亚大气环流季节过渡时期或突变的产物。这种看法虽然早在1950年代初期就有人提出来了,但直到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这种观点才得以深化和发展。另一方面,长江流域的梅雨也与东亚中高纬度的环流形势有关,尤其与中高纬的阻塞形势密切相关。
陶诗言在研究中还详细指出,中国的梅雨开始一般在每年6月初,在这个时期,亚洲上空的大气环流经历一次明显的季节调节,在对流层低层,印度西南季风突然爆发,我国华南夏季风盛行;中高纬的长波形势发生调整,由3波变成4波,尤其是东亚沿岸的大槽西退到大陆上,在鄂霍次克海上空出现高压脊或阻塞形势;低纬环流系统也发生一次重大变化,伴随着以上这些环流特征的变化,静止锋和华南雨带迅速北移到长江流域,于是梅雨天气出现。
根据气候资料以及1951年至1957年的天气图资料,陶诗言还对中国梅雨期的气候特点、梅雨期与亚洲上空大气环流季节变化的关系、梅雨期长波形式、梅雨期东亚的基本天气过程以及梅雨期暴雨的天气过程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
经过分析,陶诗言总结出,东亚梅雨期的开始和结束是很有规律的,梅雨期与亚洲上空大气环流的季节变化有着很密切的联系。梅雨期的开始是发生在亚洲上空的东西风带向北突然推进的时期。梅雨期的结束跟日本上空西风急流消失并且东风出现的日期很接近,这种大气环流有季节变化,在年与年之间,虽然在时间上有一些出入,但变化的形式却是一致的。此外,在梅雨期间东半球甚至北半球上空有典型的长波形式,在这个长波的形式下,东亚出现典型的基本天气过程,因而引起长江淮河间一次次的梅雨气旋发生。
陶诗言对中国长江流域梅雨的研究结果,无疑对东亚梅雨期的了解以及梅雨产生到结束的预报问题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这同一时期,陶诗言还与叶笃正、顾震潮等开始了对我国西藏高原的气象科学研究。
西藏高原是我国、也是世界最高、地形最复杂的大高原,因此也被誉为世界屋脊。西藏高原复杂多变的地形形成了它独特的天气、气候和大气环流。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西藏地区逐渐建立了不少气象观测站,气象事业也随之发展。
陶诗言与叶笃正、顾震潮主要对西藏高原上的环流、天气和气候以及青藏高原对东亚环流和天气的影响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研究了有关青藏高原的动力作用及其影响的许多事实。通过研究,几位科学家总结出了青藏高原的冷源和热源作用以及对邻近地区天气和气候的影响,并完成了专著《西藏高原气象学》。
1959年,陶诗言与叶笃正、顾震潮以及大气物理研究所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杨鉴初共同完成的专著《西藏高原气象学》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在《西藏高原气象学》这本书中,4位科学家总结了当时对西藏高原气象研究的成果,全书分为气候学、天气学和动力气象3个部分,其中不但讨论了高原各地的气候特点,也讨论了高原上天气系统的重要性质和分析预报工具,同时还描述了高原上空环流的构造和变化,从理论上探讨了这些构造和变化的物理原因。
《西藏高原气象学》是陶诗言与另3位气象学家对西藏高原气象进行研究后完成的第一部,也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部西藏高原气象学著作,由此也为中国气象学家研究青藏高原气象学揭开了序幕。因此亦可以说,一部《西藏高原气象学》,既开辟了我国青藏高原气象学这一新的学科领域,又是对我国高原气象事业的杰出贡献。
从“武汉保卫战”的功不可没到东亚寒潮路径及寒潮爆发的研究成果,从对东亚大气环流的季节突变研究到完成专著《中国的梅雨》与《西藏高原气象学》,短短的几年中,陶诗言不仅一直坚持气象研究完成多部专著,更为新中国天气预报的建立、发展,培养了大批天气预报专家。这是他为新中国的气象科学作出的卓越贡献。
而谈起这些,陶诗言院士则很谦虚地把这一切归于自己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归于在“联合天气分析预报中心”的实践积累:
“假设我当年到国民党空军当预报员,那就没有今天了……这些都是在‘联心’实践经验的总结。到19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我的有关寒潮路径、北半球大气环流突变与长江流域的梅雨等一系列文章,都有来自于‘联心’的一些经验。
到‘联心’工作是我学术成长的一个转折点。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从感性知识转到理性知识。我用5年的实践,把天气预报上升到一个理性认识阶段,所以说没有在气象局‘联心’的工作,就没有我今天。比如说,在东亚大气环流方面,如果没有我们这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成这个文章的。从‘联心’回科学院之后,我继续搞研究,继续搞我的预报,我没有放弃我的预报。中央气象局在1956年成立了一个气象研究所,就是现在的气象科学研究院,成立的时候聘请我担任他们的兼任研究员,我还带了3个徒弟,这些徒弟现在还在中国气象局大院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