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必然要经历1950年代初的政治磨砺,即便像施雅风那样解放前便参加革命始终忠诚于党的知识分子也未能逃得了运动的风吹雨打。
甘肃境内的一座雪山
留守南京迎接解放后,一直到祁连山考察恋上冰川,其间七八年,施雅风由助理研究员升为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仍然是地形地貌而未脱地理学的范畴,但因为形势的变化,随着部门的不断调整,他的工作也随之不时变化,更因为他解放前地下党的政治身份,研究工作之外又多了行政职务。
(一)被中国科学院接收
南京一解放,施雅风所在的南京地理研究所立即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当时,它的去向有两个:中国科学院、教育出版系统。按常理看,作为专业研究部门的地理所理应由中国科学院接收,但是,有人偏偏对地理学的重要性表示怀疑,反对中国科学院设立地理研究所。而教育出版系统有意接收,为的是让地理所负责编写地理教科书。让受过系统专业训练、具备较强科研能力的人从事编教材的工作,岂不是浪费科研资源?这让施雅风他们无法接受。
尽管此时的地理所只有十人,研究员只有一人,副研究员和助理研究员各两人,但施雅风他们还是认为地理学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和显现重要作用,因此拒绝纳入教育出版系统,进入中国科学院成为他们的努力方向。他们联名给中科院副院长竺可桢写了一封信,从五个方面强调地理学的重要性。
竺可桢到底是地学出身,自然深知地理学的重要。他认为,中科院应该有地学部,而地学又离不开地质和地理,因此分别设立地质所和地理所十分必要,如果说地质所是为工业服务的话,那么,为农业服务的应该是地理所。
1949年11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随后在半年中,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设立了15个研究所和三个研究所筹备处。地理研究所便是三个研究所筹备处中的一个,正式设立在1950年5月。筹备处主任是竺可桢,副主任是黄秉维。6月,筹备处筹备委员会议通过地理所下设三个小组,普通地理组,由周立三主持;大地测量组,由方俊主持;制图组,由曾世英主持。
因为主任竺可桢、副主任黄秉维都另兼要职,而且不常驻南京,因此,此次会议还决定,所里的具体工作由周立三负责,而配合周立三的所务秘书则由施雅风担任。这是施雅风解放后担任的第一个行政职务。之所以让他担任此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地理所只有他是中共党员。也是这个原因,不久,他又被选为科学院南京地区党支部的支部书记。
作为所务秘书和支部书记,施雅风的工作几乎包罗万象,既要协助周立三处理科研业务,也要管理行政后勤,还要负责南京地区的党支部活动。因此,忙,是他那时最主要的感受。如果单纯忙业务,他会乐在其中,然而,在1950年代初的政治环境下,他更多忙的是政治学习和各种运动。解放初,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参加学习,开始学习《为人民服务》,后来便是各种配合政治运动的文件。有一阵子,他被组织派去党校半脱产学习社会发展史,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每星期都要抽出三个半天去学习。
对于接二连三的运动,比如,忠诚老实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等等,施雅风当然是积极参加与配合的——身为支部书记,他还是单位运动的主要主持人,但在心里,他对运动中的某些过激做法不以为然。他觉得好像哪里不对头,却说不出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而运动中的他也只能跟着往前走。
(二)创办《地理知识》(2000年改名为《中国国家地理》)
在中国地理研究所是否被中国科学院接收悬而未决的时候,地理所的十来个人都觉得不管能不能进入中科院,总不能闲待着,工作还是要继续的,于是向军管会申请了一笔经费,编辑出版了《地理》第六卷的二、三、四合刊。这本合刊可以说是解放初期地理学界唯一的一本研究性出版物,而且是研究水平很高、专业性极强的学术刊物。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本地理学方面的科普杂志是施雅风参与创办的《地理知识》。刊名就是施雅风提议的,他参考的是《世界知识》这个已经存在的刊物名称。虽说创刊号出版于1950年1月1日,但最早酝酿却在南京解放初期。当时,施雅风是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的组织干事,在他的积极奔走下,地理所、南京大学地理系和一批中学地理教师共同组建了南京科协地理组。《地理知识》便是地理组的一个成果,主创人员除了施雅风,还有周立三、吴传钧、高泳源等地理所的研究员,以及南京大学地理系主任李旭旦(任主编)等。
从施雅风撰写的“发刊词”中可以发现该刊的创刊目的是鉴于当时“人民群众中所流行并被欢迎的地理作品太少”的现状而推广地理基础知识。“地理学是群众性的学问,因为它和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有一些特殊的地理知识。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涉及人与自然的方方面面,有广泛性和综合性。……一个现代公民,必须对世界的和中国的地理事实有基本的认识。”
看得出来,此时的施雅风在经过骤雨般密集的政治学习和政治训练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已深入骨髓。《地理知识》创刊的出发点固然是为推广地理知识,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也不由自主地担负起了政治使命。“发刊词”中的一句话说得很明白:“这册小小的简陋的刊物,就是南京地理工作者,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的愿望的具体表现。”
由于没有经费来源,“创刊号”得以出版全赖大家捐款,因此,出版的第一本杂志只有八页,六篇短文和若干条消息,总共两万字,而且没有插图,没有地图,没有封面,没有封底,没有目录,简陋得令人害羞。尽管如此,它毕竟是地理知识普及性刊物的“第一”,因此首印600份很快销售一空,不但被地理学界认可,还引起上海亚光舆地学社(即后来的“地图出版社”)的关注,他们主动要求出资承印。
从创刊时的600份,到1950年代中期的月发行量五六万份,《地理知识》呈跨越式发展,还受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夸赞,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徐特立说《地理知识》“显示了中国地理学界热忱要求进步、改革的愿望”(施雅风、张九辰:《施雅风口述自传》)。对于它的成功,施雅风自己进行过总结。一来当时全国的科普刊物太少,《地理知识》独树一帜;二来因为是月刊所以信息量大传递也快;三来解放初期的许多中学地理教师没有受过太多的专业训练,《地理知识》客观上成为他们地理学专业知识的充电器。
或许是树大招风,又或许是施雅风尽管入党很早,但他终究是个科学工作者而不是政治家,因此政治敏感性不高,《地理知识》在持续辉煌后,终于“出事了”。
创刊时,《地理知识》归属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中国科协解体后,《地理知识》划归中国地理学会。出事的是1955年出版的《地理知识》第五卷第五期。此时,施雅风临时代理中国地理学会书记(即秘书长)。也就是说,他负有审稿之责。
之前,由于发行量持续增长,外来投稿也急剧增多,光靠施雅风他们几个人又写又编已难应付,急需招聘专职编辑。在投稿的作者中,他们发现了一个人才,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地理专业、就职于武汉市委宣传部的程鸿。他的专业知识不用说,更重要的是他是中共党员,政治觉悟也应该一流。因此,1952年7月,他被调来南京,一来接替奉命到北京陪同苏联专家的施雅风,任地理所所务秘书,二来负责编辑《地理知识》。事情就出在他的手上。
那一期的《地理知识》是专辑,主题是“宣传新中国工业地理的发展”。为配合这个主题,程鸿特别从各地组来了几篇文章,又进行了细致编辑,然后送到北京审稿。虽然施雅风之前被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中某些政治敏感性高的同行提醒过“工业地理的文章要注意保密”,但他并不十分清楚技术保密原则,特别不了解这方面的保密界限。
依一般人理解,只有那些首次公开的资料或数据才有保密的问题,换句话说,已经公开了的便不存在保密问题。当时,施雅风就是这么认为的。其实他在审稿时,已经注意到稿件中涉及的内容大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加上杂志是由邮局发行的,有时间限制,不能耽误,因此没有进一步向上请示,就自行决定发排了。
国家计委首先发现了问题:泄密!施雅风他们被紧急要求迅速追回全部杂志。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除了追回部分市面上的杂志外,尚有不少难以追回,更要命的是,有一些还流入了外国驻华使馆。这使“泄密事件”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中国科学院党委高度重视,下令调查。
事情出来后,施雅风有些不服气,自认已经尽到了审查之责——出事稿件涉及的资料和内容都是公开的。为了验证,更是为了找到自辩的证据,他和其他人一起扎进故纸堆中,一份一份地找,一张一张地翻。结果是,除了一两处外,其余内容都找到了公开出版的出处。施雅风大大松了口气。但是,这并不能洗脱他的“失察”之责。国家计委坚持认为,尽管如此,仍属泄密!为什么?单一的资料被公开,或许算不上泄密,“但经过综合整理,全面暴露,仍为泄密”。
既然被定性为“泄密”,那么,作为终审者的施雅风,作为编辑者的程鸿都将为此付出代价。处理结果是,施雅风被中科院党组宣布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原本应该是撤销党内职务的,由于他在党内并无职务,因此改为“严重警告”);程鸿是留党察看处分并被严格审查。对于作者,则区别对待:原先没有历史问题的,属于“初犯”,处分较轻;原先就有历史问题的,属于“罪上加罪”,处分较重。
“泄密事件”沸沸扬扬了三个多月,直接影响到《地理知识》第六期的出版,以及之后每期的内容。7月份,五、六期合刊出版,在编者话中有这样一段说明:“本刊五月号因故未能发行,不得不将五、六月号合刊出版。”虽然编辑工作仍然由程鸿担任,但他从此变得小心谨慎。没有人敢写文章了,投稿量骤减。即便有来搞,看内容也能感受到作者欲言而嗫嚅的惴惴心态。
因为是涉及工业地理方面的内容而出的事,因此,中共中央宣传部科学处特别发文,要求地理学者多从事农业地理的研究,尽量别去触碰“工业地理”这条高压线。从此,《地理知识》不得不收回发展的眼光,不得不摒弃全面开拓的思路,而只局限于安全保险的农业地理小框框。尽管许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施雅风不无怨气地感叹当时的过激反应严重影响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但在当时,他只能无奈接受,甚至还得做出深刻检查。
(三)编撰《中华地理志》
中、苏双方合作编撰《中华地理志》是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向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提议的。这封提议信是由苏联地理学家、苏联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副所长沙依奇柯夫带到北京的。沙依奇柯夫访华的目的是为了写一本有关中国的国家地理著作。陪同沙依奇柯夫在华考察的是施雅风。那是1952年的秋天。施雅风陪了这位苏联专家三个多月,考察足迹遍及北戴河、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绍兴等地。
之后的1953年3月,施雅风正式从南京调到北京,职称也由之前的助理研究员升格为副研究员。调他到北京,为的就是编撰《中华地理志》。
对于合作编撰《中华地理志》,一方面,中国科学院异乎寻常地重视,态度很积极;一方面,苏联专家在提议后便杳无音讯,是认为不可行,还是觉得不大有意义,不得而知。中方认为,无论苏方态度如何,编撰《中华地理志》大有意义,因此,即便苏方完全不参与,我们自己也要将此工作进行下去。1953年初,《中华地理志》编辑部正式成立(行政上设地理所北京工作站)。
施雅风调到北京后,与竺可桢、周立三合作制订了一个初步计划。这个计划得到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批准后,编撰工作正式上马。由竺可桢任总编辑,全书100万字,分两部分,自然地理部分由罗开富主编;经济地理部分由孙敬之主编,施雅风负责业务组织工作,并主要负责地形部分的编写。
尽管原定计划三年,结果全部出版前后花了十年时间,但无论从内容看还是从学术价值上说,这部巨著都符合原计划的要求,为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和地理学科研及教学起到的作用显而易见。
(四)参与筹建学部
正如编撰《中华地理志》是听从了苏联专家的提议,中科院组建学术秘书处和四个学部也是参考了苏联科学院的做法。
先成立的是学术秘书处,秘书长是钱三强、陈康白,副秘书长是秦力生、武衡(毕业于清华大学地质系),秘书有八位。调施雅风到学术秘书处参与筹建学部是武衡的提议。当时,施雅风正在编撰《中华地理志》,并不想分心分身到学术秘书处,但架不住武衡“一周两天搞专业研究,四天做学术秘书处的行政工作”以及“工资关系仍留地理所,党的关系调到中科院”的反复游说,只好勉为其难地应允了下来。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55年6月,承担着为国家建设制订科学工作发展长远规划和研究计划的中国科学院四个学部正式成立。在北京饭店新楼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时,周恩来总理亲临会场。四个学部分别是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施雅风隶属生物学地学部,负责第三组(地质、地理、气象)的联络工作,职务是学部副学术秘书。(另两个组分别是动物组、植物组)。该部主任是竺可桢,副主任分别是生物学方面的童第周、陈凤桐,地学方面的许杰、黄汲清、尹赞勋。
同时,第一批学部委员(1993年10月起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名单共233人,在经过推荐提名、科学院高层领导拟定、报中央批准等一系列程序后确定。以地学部为例,除了李四光、竺可桢,施雅风在浙江大学的老师黄秉维、涂长望,以及他熟知的原中央地质调查所的黄汲清、尹赞勋和资源委员会的谢家荣,还有武衡,都在名单之列。
(五)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
作为学部副学术秘书,施雅风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应付日常行政工作,有时甚至一星期要参加十几场会议,这不免让他这样一个原本应该专注学术的研究性人才有些不以为然。在他内心深处,他更愿意投入研究,致力于野外考察,撰写论文。因此,当他意外获得了一个青海湖考察机会后,便忙不迭地收拾了行装随即出发。
这是负责原子能研究的二机部的任务。出于保密需要,施雅风并不知道考察的目的是为了日后在此设厂,他和随行的地质部的陈梦熊,水利部的李维质,中央气象局的易仁明只被要求了解青海湖附近地震、水文、地质情况,至于为什么,他们不过问,不打听。这次考察,施雅风除了完成供二机部参考的考察报告外,又根据大家野外调查收集到的第一手资料,执笔写了一篇论文《青海湖及其附近自然地理的初步认识》(刊于1958年的《地理学报》)。这个时候,他又找到了作为一个专业研究员的感觉。
在学部成立的两年时间里,施雅风很有主见地认为学部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从形式上说,学部是一个庄严又神圣的科学圣地,但从内容上说,它无权又无钱,因此很难更深入地开展工作。当然,他这样说并非全盘否定学部。一些国际性的学术会议都是由学部组织的,一些科学奖也是由学部评定的,在他看来,那期间,学部最重要的贡献便是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
这个浩大的工程,施雅风也参加了,历时大半年。事后,对于地学,他将此次规划的意义总结了三条,一是影响了全国的地学研究工作;二是影响了全国院校地学专业的设置;三是推动了一些地学领域新研究机构的建立。
规划工作完成后,中宣部科学处召集各省委宣传部管科学的相关人员齐聚北京,了解科学规划要点。施雅风受邀为他们讲解以“中国自然资源考察研究”为题的自然资源考察研究规划的内容。
(六)编制“中国自然区划”
为了参与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施雅风不得不辞去了《地理学报》常务副主编的工作,因为他太忙,忙得不可开交。他另外还有一个身份,中国科学院自然区划工作委员会的秘书,十二年远景规划中的第一项,便是“中国自然区划和经济区划”。
在此工作中,施雅风主要从事中国地貌区划的编写,分工研究撰写了中国地貌形成的构造条件、外营力的多种特征和综合分区,还参与编制了1:400万比例的地貌图、区划图和华北、西北及四川地貌说明书。这些成果最终被纳入《中国地貌区划》(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中。
也正是为了完成地貌区划的研究任务,施雅风才会于1957年6月去了一趟大西北,才会在此次西北考察中走到了马厂雪山,才会在马厂雪山第一次零距离接触到冰川。从此,他的研究从地貌转向了冰川,成为中国冰川研究第一人。现在看来,之前的几年,编撰《中华地理志》也好、制订十二年远景规划也好、编制“中国自然区划”也好,其实都是在为他日后转向冰川研究做技术上和心理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