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三卫志》试探

现存天津地方志,以清康熙十四年(1675)薛柱斗纂修的《天津卫志》为最早。至于《天津卫志》的祖本,明代正德十四年(1519)和万历二十年(1592)两种《天津三卫志》,在清乾隆初年(18世纪中叶)就已失传了。
本文拟据所见资料,对明修《天津三卫志》试作探测。
《正德天津三卫志》创始于胡文璧。在此以前,天津无志书。天津建置很晚,虽然金朝有“直沽寨”,元朝有“海津镇”,可是都还没有条件写志书。到了明永乐初年(1404—1406),才设置天津卫和左卫、右卫,是为“天津三卫”。当时明成祖朱棣设卫的动机,据《明成祖实录》记载:
上以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且海口田土膏腴,命调缘海诸军士屯守。(南京印本卷三十二,永乐二年十一月己未〔二十一日〕)
直沽地属静海、武清,海口地属沧州、宝坻(今汉沽)。武清、宝坻隶顺天府通州,静海,沧州隶河间府。天津三卫是军事建置,“所辖之地,固错综于郡县间”,不属地方,直属北京后军都督府。明代地方志,如现存的《嘉靖河间府志》虽也涉及天津三卫,终因受体例的限制,对于有别于地方区划的军事建置的特殊情况,叙述简略。
天津从设卫到派遣兵备道的八十多年中(1404—1490),由军事据点发展成“一大都会”,地位日益重要,统治设施日渐加强。正德十四年,吕盛在《天津三卫志跋》中说:
天津之名,起于北都定鼎之后,前此未有也。北近京师,东连海岱,天下粮艘商舶,鱼贯而进,殆无虚日。首建天津及左右三卫以防御之。次及城池,则滨海之险有其蔽矣;次及屯田,则军国之需有其备矣;次及学校,则作养之士有其所矣:次及阅场,则讲武之夫有其地矣。国计所当重也,出纳之不得其平,侵冒之或滋其弊,故又设户部分司以监之;民命所当恤也,军民杂处,似不能无纷争之情,商贾所聚,似不能无盗贼之患,故又设按察分司以隶之。(《天津卫志》卷首)
可见天津三卫的事情,实在不少。编修志书,实属必要。再看在弘治三年决定增设“山东按察司副使一员,整饬天津等处兵备”时,发给首任副使刘福的敕书:
天津三卫系畿内近地,东濒大海,北拱京师。因无上司钤束,以致奸盗窃发,军政废弛,地方骚扰不宁。今特命尔整饬彼处兵备,专在天津驻扎。自天津至德州止,沿河附军卫有司衙门,悉听管辖。尔须不时往来巡历,操练军马,修理城池,禁革奸弊。遇有盗贼生发,即督应捕官员率领军夫、民快,火甲,相机扑捕,勿令滋蔓。巡司、驿递衙门损坏,即与修理。兵夫吏役人等,时常点闸。河道淤浅,与巡河御史、工部管河官会议疏浚。运粮官民船只往来停泊,须令人防护,勿致劫害。一应军民词讼,应受理者即与问理。官员有犯:文职五品以下,听尔拿问;五品以上并军职,奏闻区处。其操练一事:河间、德州,已有署都指挥薛瑛专管,尔不必预;天津则分守通州署都指挥同知王宣已尝往来提督,尔须协和行事。但有捕盗事情,应与薛瑛、王宣约会者,计议而行。仍听经该巡抚都御史节制。故谕。(南京印本《明孝宗实录》卷四十五,弘治三年十一月乙未〔十七日〕)
又可见天津兵备道统辖文武军民,事务纷杂,责任重大。没有必要的基本情况的资料手册,很难进行有效的统治。
正德十年(1515)胡文璧任天津兵备道后,面对“旷百年无文献之传”的现状,决心创修卫志。先和户部分司主事汪必东商量,汪氏因为“前无纪述,靡所凭据”,不肯承担。胡氏却认为,过去没有,现在还不修,以后更不好修了。他不怕首创的困难,就“官属、生儒、诸父老所能言者”,周咨博采。“稽方界,核故实,采异闻。授诸生具草,躬笔削而成之”。
原书体例,据张常《万历续修天津三卫志跋》说:胡文璧“前无所因,草创简约,惟艺文独详”。又据彭国光重修牌文,彭氏认为由于卫志没有及时续修,以致天津三卫的“教化之纯疵、风俗之厚薄、贤才之登进、武职之承袭、军民之利病、营伍之更番、建置之兴废、事体之沿革、户口钱粮之增损、祥瑞灾异之互见、御制诗敕之褒封、忠孝节义之纪传、文艺吟咏之标题、寓居隐逸之迁延、物产商贩之盛衰、民谣巷议有关风化者,亦未可轻议不录。……诸如此类,概自正德十四年以后,湮没遗忘,不知其几。何以继盛美而示将来!”
从以上引文中,可见胡志虽属初创,材料还不够丰富,已能有彭牌、张跋中所列各项,实属难能可贵。
志书刚修完,胡文璧就得罪了当时在天津管理皇庄的太监张忠,“逮诣诏狱”。志稿到正德十四年才经其后任吕盛付刻。原版藏在户部分司衙门,后来被焚。印本流传不多,在万历彭国光和张常续修时,原书已极难寻找。
彭、张续修本在万历二十年修成后,又有续修,如万历二十二年梁云龙的申详,就入志中。续修本据彭牌中所提要求:“除原志仍旧外,其余:应补者增之,应革者注之,天津形势、城池、卷首各应图绘者绘之。”看来,其体例较胡氏旧本又有所改进。
可惜清康熙薛柱斗修《天津卫志》时,另立体例:“记载皆以今时为主,其从前沿习,并浮浪之事,概从芟削。”“官职、丁地、赋税,悉循经制,凡经废革者止载大纲,以记事实之所由始。”薛氏还认为“诗文碑记,旧志太繁。惟择其简要者录之。”经过这么一删削,在今天已不能从薛志中追寻明志的面貌了。
《天津三卫志》的体例,如上文所举,可说是比较完备可取的。至于所收资料是否有裨实用,是否能反映当时历史实况,因原书早佚,不能悬揣其全貌。所幸明天津巡抚毕自严,在天启二年(1622),为“北河军夫”一事,上给皇帝的《河军向隅彼此聚讼疏》中引用了《天津三卫志》作为历史佐证,和工部驳难。现将事实经过,作一综述,借此可见明志编纂的精善,远非薛志所能比拟;就此事所收录的材料来看,原始要终,极能说明问题,也绝非“浮浪之事”。同时,借此还可以具体地了解明代天津三卫实际情形的一个侧面。
明朝每年400万石的漕运粮米,是统治者的重要物质支柱。漕运河道受到非常重视。不只有漕运总督总其成,沿河各地还设官派差,分段负责。在北直隶的运河分为南北两段:北河流域在顺天府属地方,河道400多里,有浅59处,额设军民人夫约1400人;南河流域在河间府属地方,河道650里,有浅95处,额设浅夫964人。
弘治三年天津设道之前,通州分守兼辖天津三卫。天顺年间(1457—1464),顺天府通州武清县耍儿渡口岸冲决,工程浩大。通州分守临时借调天津三卫军夫300多人,协助堵决。完工后又留下守浅。因循未撤,竟成定例。从此每年由天津三卫出315人,分守自河西务到天津北的河道200里,浅22处。每年还办纳桩草柳栽银270两。因为久假不归,借夫苦累不堪,万历二十二年(1594)天津道梁云龙建议,诸军夫每人给月饷一石。这一点补助,实际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倒带来许多麻烦。这些军夫散住在沧州、南皮、盐山、庆云,远离通州五六百里。每年三月,就得到通州报到,然后发往信地修防。长途往返,十分不便。而且,迟到要罚,回家取衣裳要罚,请病假也要罚,罚金每天追银三分。此外又有“看厂名色,衙役使费”,每年也不下一百九十多两。这些军夫到了通州,大大小小的头目认为奇货可居,百般敲诈奴役。军夫被榨取得力尽财穷的时候,只有脱逃。脱逃以后,在逃军夫冒着极大的危险,原卫还得佥派补充,负担越来越重。天津三卫的军民,早已难以忍受。加以近期天津三卫本身处境恶化,旧事重提,才有“拔苦救生”的请求。竟引起一场尖锐的争议。
天启二年正是辽东战争吃紧的时候。建州女真酋长努尔哈赤在辽东攻城夺地,步步进逼,关外形势十分紧张。这时,天津已成了后方供应基地。衙门林立。过往军队的驻扎、调遣,极为频繁。天津军民负担越来越重。当时的河间府海防清军兼理屯田水利同知卢观象就说:
天津年来增设督饷部院、海防抚院、赞理饷司、督饷道、监军道、屯田厅、兵粮厅、总府衙门,标、正,镇海五营,游击、中、千等官不下百十员。一切夜役、军役、旗牌、巡捕、杂役,皆取足于津军。而海船兵船厂工杂役,海口押运,赞司溜扬,抚院营房打造,屯院开河筑围;今又议大修津城,改筑三面,掘南西二河,工以十万计。一切非常之役,俱取足三卫之军。
真是“自救且不赡,尚能代人守信哉!”
就是在这样形势下,天津三卫军民提出撤回北河借调军夫的要求。经过天津各级衙门层层查议,最后由天津巡抚毕自严咨会工部。可是工部借口北河工程紧急,要求“三卫官夫,照旧立刻发工。其桩草等项钱粮,照额出办,不许稽迟时日”。一面行文天津巡抚;一面把事情归罪于三卫指挥倪家荫等“紊乱漕规”,主张“从重提参正法”,奏报皇帝,得到“浅夫着照旧规行”的圣旨。工部胜利了,地方官大为不满,提出抗议。不只追溯过去,说明不是正役;分析现势,指出天津急需;还进一步揭露派去分守北河信地的三卫浅夫,大部被当地头目占役,早已名存实亡,并非真正需要。这样一来,弄得大皇帝也无可奈何,只得出尔反尔地批个“着该巡按官(指顺天巡按御史)议妥具奏,该部院知道”。
从上文不难看出,北河军夫问题是一件关系天津三卫军民切身利害的大事。为此,天津最基层的官(天津三卫十五千户所)查阅了《天津三卫志》,将事情的缘由申报到卫。天津最高级的官(钦差巡抚天津等处地方备兵防海赞理征东军务兼管粮饷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毕自严)也查阅了这部卫志,并题奏皇帝。毕自严在疏中说:
查阅卫志,载有正德九年天津兵备具奏办理浅夫始末,至万历十九年而彭兵备移文密云道议给工食,至万历二十二年而梁兵备申详各部院始给月饷,无不备载志中。盖一书之中,三致意焉。夫津人之荼苦既如彼,卫志之记载又如此。此凡有吊古忧民之心,孰无改弦易辙之念。
志书能修到这个样子,才不是虚应故事,哗众取宠,才称得起有裨国计民生。再看清代《天津卫志》,北河军夫问题,只在整饬天津道梁云龙的传里留给我们“北浅增粮,借夫养而津民生”一句无头无脑、使人百思而不得其解的话了。
天津是比较后起的城市。明清两代、开埠以后和新中国成立以后,是它发展变化的三个重要阶段。能有像上文推测的那样资料又丰富又系统的已佚《天津三卫志》,我们研究明代天津历史就有了坚实的依据。而今天却不得不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了。
编纂地方志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现存志书的数量很大,修志经验也很丰富,并形成不同的流派,在许多问题上至今还有争议。现在我们又面临重修新志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建设中遇到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有的是老问题,也有不少新问题。我们如果能够明确工作目的,认真总结经验,高瞻远瞩,统筹兼顾,共同努力,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就一定能编出既能说明历史上的旧问题,又有助于解决新问题的新志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