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格森《性格的滑稽》(节选)

导言——
选摘自柏格森《笑》(徐继曾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三章的第一节和第五节,内容有删节。
作者柏格森(Henri Bergson, 1859—1941),法国哲学家,获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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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一个人物是好是坏,关系不大,而如果他与社会格格不入,就会变得滑稽。事件的严重与否关系也不大,只要能安排得不动我们的情感,就能引起我们的笑。总而言之,人物的不合社会和观众的不动情感是两个根本条件。除此之外,还有第三个条件,这个条件包含在前两个条件之中,而我们迄今为止的全部分析,其目的都是为了把这个条件揭示出来。
那就是机械作用。我们在本书一开始就指出,我们也始终注意到,只有机械地完成的事情才是根本可笑的。不论是在缺点还是品质当中,人物不知不觉地做的事情——不由自主的姿态、无意间流露出来的话,都是滑稽的。一切“心不在焉”都是滑稽的。“心不在焉”的程度越深,喜剧的格调也就越高。像堂吉诃德那样已成体系的“心不在焉”,是所能设想的最滑稽的事物了,它是在紧挨着滑稽的源泉的地方汲取出来的。再看任何一个别的滑稽人物。不管他在一言一行中是多么有意识,他之所以滑稽,是因为在他身上有他自己所不认识的一面,有他自己所忽略的一面。只是因为有这一面,所以他才可笑。高度滑稽的话语是赤裸裸地显示某一缺点的天真的话语。如果这个缺点能够看到它自己,能够认识自己是个缺点,它怎么还能这样暴露自己呢?时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滑稽人物刚用泛泛的词句指责某种行为,自己马上就身体力行起来。《贵人迷》里汝尔丹的哲学教师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刚刚就不要发怒作了一番说教,自己就大发脾气。又如《女学者》里的法狄屋斯刚嘲笑了读诗的人们,自己就从兜里掏出几首诗来。表现这些矛盾的行为的目的何在呢?还不是为了让我们亲眼目睹人物的无意识性!对自己的漫不经心,和从此产生的对别人的漫不经心,这是我们随时可以看到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事物,就可以看到,这里的“漫不经心”正好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不合社会”。僵硬的真正原因就是不看周围,特别是不看看自己。如果一个人既不认识别人,又不认识自己,怎么能按照别人的样子来塑造自己呢?僵硬、机械、心不在焉、不合社会,这四者都是相互沟通的,并且都是造成性格的滑稽的原料。
总之,如果在人身上把引起我们敏感,激起我们情感的东西排除在外,那么,其余部分就可以变得滑稽,而滑稽的程度和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僵硬的程度成正比。我们在本书开始就提出这种思想。我们也通过这种思想的各种主要后果证实了这种思想,也已把这种思想应用到喜剧的定义上去。现在我们要更紧地抓住这个思想不放,来说明它怎样使我们有可能标定喜剧在其他一切艺术中的正确地位。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切性格都是滑稽的,如果我们把性格理解为人身上预先制成的东西,理解为如果人的身子一旦上了发条,就能自动地运转起来的机械的东西的话。这也就是我们不断地自我重复的东西,从而也就是我们身上那些别人可以复制的东西。滑稽的人物是一种类型。反过来说,与某一类型相似之处就含有滑稽的成分。我们可以跟一个人长期交往而在他身上没有发现什么可笑之处,然而如果我们偶然在他身上找到与某个剧本或者某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相似的地方,就用这个众所周知的主人公的名字来称呼他,那么这个人在我们心目中就有点可笑了。尽管小说中的那个人物可能并不滑稽,然而跟他相似就滑稽。一个人让别人把他身上的那个“他”抽掉了,那就滑稽。一个人钻进了一个现成的框子,那就滑稽。而最滑稽的莫过于使自己成为别人很容易钻进去的框子,莫过于使自己僵化为某一类型的性格。
高级喜剧的目的在于刻画性格,也就是刻画一般的类型。这,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次了,然而我们还是不惮重复,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公式足以作为喜剧的定义。事实上,喜剧不仅给我们提供一些一般的类型,而且它是各门艺术当中唯一以“一般性”为目标的艺术。在我们给喜剧规定这个目标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说出了喜剧的特点,说出了其他艺术不能做到的事情。……
……在喜剧中,共同性就在作品本身之中。喜剧刻画的是我们遇见过,在前进道路上还将遇到的一些人物。喜剧记下的是相似的东西。它的目的在于把一些人物类型显示在我们眼前。在需要时,喜剧还创造一些新的人物类型。它和其他艺术的区别就在这里。
一些著名喜剧的标题就说明了这一点。“恨世者”、“吝啬鬼”、“赌徒”、“马虎人”[1]等等都是一些总称名词。即使性格喜剧用专有名词作标题,这个专有名词也很快就由于它的内容的重量而卷入普通名词的洪流。我们说“一个达尔杜弗”,可是我们不说“一个费得尔”或者“一个波利厄克特”。[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悲剧诗人很少会想到在他的主角周围聚上一群可以说是主角的简化版的配角。悲剧的主人公代表他那一类的独一无二的个体。你尽可以模仿他,然而这时候你就有意无意地从悲剧转为喜剧了。谁也不像某一悲剧的主人公,因为这个主人公跟谁也不相像。反之,当喜剧诗人已经把某一中心人物在脑子里酝酿成熟的时候,他会出于本能地在这中心人物周围配上一些具有同样特色的人物。许多喜剧的标题用的是复数名词或者集体名词,例如《女学者》、《可笑的女才子》、《令人生厌的社会》[3]等等。在这些剧本中,代表同一基本类型的许多不同人物同时出现在舞台之上。把喜剧的这种倾向分析一下,该是饶有兴趣的事情。在分析过程中,我们也许首先就会看到和医生们指出的一个事实有点儿相像的东西。医生们指出,某一类型的精神错乱症患者时常由于一种神秘的吸引力而爱接近同一类型的患者。下面所说的不一定真正是医学上的问题,不过我们已经说过,喜剧人物通常是一个心不在焉的人,而心不在焉是可以不知不觉地发展成为精神错乱的。然而还有一个原因。如果说喜剧诗人的目的是表现一些类型,也就是一些可以复制的性格,那么,他除了把同一类型制出几种不同的副本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达到他的目的呢?博物学家处理同一类属的生物,用的也是这样的办法。他把这一类属的生物一一列举,然后对它的主要品种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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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喜剧的观察方法……是一种从外部进行的观察。无论喜剧诗人对人性的可笑之处多么感兴趣,我想他是不至于去探索他自己身上的可笑之处的。而且即使他去探索,也是不会发现的,因为只有在我们身上的某一方面逃脱我们的意识的控制的时候,我们才会变得可笑。因此这种观察是以别人为对象的。也正由于这个道理,这种观察获得一种在以自身为对象时所不能具有的一般性。这是因为这种观察仅及表面,只能及于由人们的共同思想感情所构成的表层,不能再深入一步。即使它能再深入一步,它也不愿这样做,因为这对它没有什么好处。过分深入人格,将外部效果和过分深植的内因结合起来,就将损害外部效果的可笑之处,最后将使可笑之处荡然无存。为了使我们想笑,我们应该把引我们发笑的原因安排在心灵中既非表层又非深处的中间地区。因此,应该使我们觉得这个效果至多是个平均数,表现人类的一个平均性质。跟所有平均数一样,这个人类的平均性质也是通过收集分散的数据得来的,通过将多种类似情况加以比较,从中找出它们的本质得来的,一句话,就是通过物理学家处理多种事实,从中得出规律的那种抽象概括的工作得来的。总而言之,就观察从外部进行,结果有概括性质这两点来看,喜剧的方法与目的和归纳性科学的方法与目的具有同样的性质。
我们已经绕了一个大弯,现在又回到了在研究过程中已经得出的双重结论。一方面,一个人除非有类似于心不在焉的气质,除非有像寄生虫一样活在他身上又不和他构成一体的东西(这也说明这种气质为什么可以从外部进行观察,为什么可以纠正),绝不会成为可笑。另一方面,既然笑的目的就是纠正,那么自然希望能同时纠正尽量多的人。所以喜剧所用的观察是本能地以一般的东西为对象的。它在众多特性中选择那些能重复产生,从而也是并非与人的个性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的特性——可以说是一些共同的特性。在把这些共同的特性搬上舞台时,喜剧创造一些显然属于艺术范畴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有意识地以取悦于人为目的。然而这些作品又与其他艺术作品不同,因为它们具有一般性,并且还有纠正人、教育人这个潜在的意图。我们完全有权利说喜剧是介乎艺术与生活之间的中间物。它不像纯粹艺术那样毫无功利观念。在组织笑的时候,喜剧把社会生活当作笑的自然环境,甚至于依从社会生活的某种冲动。在这一点上,喜剧又同艺术背道而驰,因为艺术是与社会的决裂,艺术要回到纯朴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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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首先是一种纠正手段。笑是用来羞辱人的,它必须给作为笑的对象的那个人一个痛苦的感觉。社会用笑来报复人们胆敢对它采取的放肆行为。如果笑带有同情和好心,它就不能达到目的。
也许有人会说,笑的动机至少可能是好的,人们惩罚一个人时常是由于爱他,也会说笑在制止某些缺点的外在表现的时候,也是为了我们的更大的利益,促使我们改正这些缺点,促使我们的心灵更趋完美。
关于这一点,可说的话很多。大体说来,笑当然起着一种有益的作用。我们的全部分析一直就是要说明这一点。然而并不因此就可以说笑总能击中要害,也不能说笑是从善意出发,甚至于还不能说笑是从公平无私出发的。
为了能击中要害,笑就必须是思考的产物。而笑却只不过是自然装在我们身上的一种机械装置所产生的效果,或者也可以说是长期的社会生活习惯装在我们身上的一种机械装置所产生的效果。笑不顾一切地一往无前,你要打他一拳,他就还你一脚,也没有闲工夫去看看他踢到了什么地方。笑对某些缺点的惩罚,几乎有点像是疾病对人的某些过度行为的惩罚一样,打击了无辜的人,饶过了有罪的人,谋求一般的效果,而不能分别考察每一个具体的情况。凡是不根据有意识的思考而按照例行途径办成的事情都是这种样子。把所有的结果平均一下来看,笑可能是公平的,但是就具体情况仔细来看,情形并非如此。
就这一意义来说,笑是不能绝对公平的。不妨再重复一遍,笑也是不能出于善意的。它的任务就是通过羞辱来威慑人们。如果自然没有为了这—点而在最优秀的人们身上留下丝毫恶意,至少是丝毫狡黠的话,笑是不会达到它的目的的。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许还是不必过分深究为妙。我们是不会从这种研究当中得到什么令人愉快的东西的。我们会看到,紧张的缓和或扩张只不过是笑的前奏,笑的人立即就想一想他自己的行为,多少有些洋洋得意,把别人看作是由他操纵的木偶。在这种自负之中,我们很快就会掺进一点利己主义,而在利己主义背后,随着笑的人进一步分析他的笑,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了一种不那么自发产生而比较苦涩的东西,也就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萌芽。
在这里跟在别处一样,自然为了善而利用了恶。我们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所关怀的也是善。我们觉得,随着社会日趋完善,它的成员的适应能力越来越大,社会内部也日益趋于平衡,这样大的一个团体所不可避免的表面的紊乱也将日益减少,而笑把这些波动突出地表现出来,从而卓有成效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海面波涛汹涌,翻腾不已,底层却一片宁静。海浪互相激荡,互相冲击,努力求得平衡。一抹轻盈欢快的雪白的浪花,镶嵌在变幻不已的巨浪周围。有时候退回大海的波浪在沙滩上留下一层白沫。在海滨嬉游的孩子把这白沫掬起一把,过了一会儿,看到手心里留下的只是几滴水珠,比把它冲上海岸的波浪里的海水更苦更咸,不免要感到几分惊讶。笑的产生也和这泡沫一样。它表示在社会生活的外部存在着表面的骚乱。笑立即把这些动乱的形态描绘下来。笑也是一种带盐分的泡沫。跟泡沫一样,它也闪闪发光。它是欢乐。但是把它掬起来尝尝味道的哲学家,有时候却会从里面发现少量苦涩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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