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53年,忽必烈从四川西部的松潘地区兵分三路南下,“革囊渡江”,千里奔袭云南,第二年攻灭大理,并俘获了国王段兴智。蒙哥赐其金符,命他统领旧地,成为元朝云南境内最大的土官。同时又置宣抚使对其监察,并设立了十九个万户...[继续阅读]

    清代中期的昭通,以乐马厂为代表的银业“大旺”,成为全国最大银产地之一;支撑整个王朝货币铸造业的滇铜开发及京运,昭通水陆交通的疏浚与开发等,带动清代中期的昭通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繁荣的时代。...[继续阅读]

    东汉灵帝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各方豪强经过此消彼长的兼并之后,最终形成曹操、刘备、孙权三大集团。三国分裂带来的恶果,正如《三国志·蜀书》记载的反叛蜀国的南中大姓雍闿所言,“今天下鼎立,正朔有三,是以远人惶惑...[继续阅读]

    汉末天下大乱,中平五年(188)刘焉向朝廷提出了一个影响后世历史的重大建议,即用宗室、重臣为州牧,凌驾于刺史、太守之上,独掌一方,安定百姓,史称“废史立牧”。刘焉自请入益州为牧,数年后卒于成都,其子刘璋继领益州牧,但所能控...[继续阅读]

    西南自古就是一个纺织文明发达的区域。贵州赫章可乐自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墓葬中,发现黏附有纺织品的器物二十余件,经织物纤维鉴定,不仅发现了蚕丝和麻,同时也发现了羊毛纤维的印痕。(3)威信瓦石悬棺葬中发现有丝、麻纺织品残...[继续阅读]

    尽管经历晚清长期动荡,昭通经济社会未能从残破中恢复,但在20世纪初来华的美国旅行家盖洛眼中,它仍然是云南省仅次于昆明的“第二个重要城市”。南来北往的马帮和挑夫,将云南的药材、蜂蜡和黄铜等运往四川,又将四川的布匹和...[继续阅读]

    抗日战争时期,内地避乱民众及外省客商纷纷涌入昭通,昭通人口密度增大,商品消费量增加;特别是自1942年昭通—威宁公路通车后,由于地处川滇黔要冲,各种货物南来北往,社会经济繁荣一时。本地区自然资源较多,大量的农副产品和山...[继续阅读]

    魏晋南北朝时期,国家分裂动荡,王朝更替频繁;地方行政混乱,政区变化无常,其主要表现之一是郡的虚增滥设。以西晋宁州为例,其所辖郡数从四郡增至七郡、八郡,西晋末年已达十五郡;东晋时期先后属于宁州的有十七郡。《南齐书·州...[继续阅读]

    近代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因为文化差异,受到民众排拒。滇东北昭通地区虽远处西南内地,但却是天主教进入云南的最早地区,也是以后基督新教的重点传播地,因而在长期磨合过程中,先后发生过多次民教冲突。天主教传入云南,经...[继续阅读]

    天宝战事后,姚州、南宁州、嶲州及黔州部分地区,均没于南诏。《新唐书·南蛮传》说,天宝末,阁罗凤驱东爨,“自曲靖州、石城、升麻、昆川南北至龙和,皆残于兵”。《南诏德化碑》亦云:“威慑步头,恩收曲靖,颁告所及,翕然俯从。...[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