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清代的《说文》之学
2004-02

中国文字学到了清代有了很大的发展,这跟考证经史,推重汉学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要通五经就不能不通小学,而小学里最重要的一部书就是《说文》,所以《说文》之学在清代最为盛行,以《说文》学名家的很多。段玉裁(1733—1815)有《汲古阁说文订》和《说文解字注》十五卷,桂馥(1733—1802)有《说文义证》五十卷,王筠(1784—1854)有《说文释例》二十卷和《说文句读》三十卷,钱坫(1744—1813)有《说文斠诠》十四卷,朱骏声(1788—1856)有《说文通训定声》十八卷。其他有关《说文》的论述极多,不胜枚举。
他们对《说文》的研究,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一)校勘许书。《说文》经过历代传写到宋代刻板,讹夺已多,明代毛晋、毛扆用宋本雕,又出现一些错误,所以段玉裁首先根据不同的宋刻本和徐锴《说文解字系传》、熊忠《古今韵会举要》以及其他古籍校订汲古阁本的讹误。段氏以后又有几家刊正《说文》,进一步改正宋以后传本的疏失。
(二)解释许书的体例。为读通《说文》,首先要了解《说文》的体例。钱大昕在《十驾斋养新录》里最先指出《说文》中有注文连篆文读例。如“参”字下注文是“商星也”,应读为“参商星也”。段玉裁作《说文解字注》更随注阐发许书通例,王筠极为推重,王氏又作《说文释例》一书,多所发明。后来又有人对《说文》中的“一曰”、“读若”、引经等等作考证。
(三)疏证许书的训解。《说文》中保存了很多的古字古义。在清代最先注解《说文》的是段玉裁。他引证经传子史来解释许说,并且从形体和声音两方面说明字义,最有创见。同时注《说文》的还有桂馥、王筠。桂馥的《说文义证》搜集的古书训解最为完备,对研究许书的训解很有帮助。后来王筠又参照段、桂两家书作《说文句读》,简当易读。
(四)说明古今字和假借字。文字在使用上因时代的不同而有古有今。段玉裁说:“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广雅疏证序》)许慎书中有些是古字跟后代通用的字形不同。清人研究《说文》,根据许书的训释而说明古某字与今某字相当,以见文字的孳乳和演变。古人写字,有时同音或音近假借。古书所以难读,往往由于文字有假借。清代研究《说文》的人,如段玉裁、王念孙、桂馥、朱骏声对古书的假借字都有所发现,解释了不少经传中文字训诂的问题。
(五)根据《说文》的谐音字研究古音。古音的研究自宋代就已经开始。郑庠有《古音辨》,吴棫有《韵补》。到明代陈第又作《毛诗古音考》和《屈宋古音义》。主要都是根据《诗经》和《楚辞》等韵文考察古韵。到清代又开始注意到文字的谐声。段玉裁据《诗经》押韵分古韵为十七部,又按照《说文》的文字谐声系统把声旁按十七部列为谐声表,以与《诗经》押韵情况相印证,在考证古音方面创出另一种方法,识见超卓,引起很多学者注意。后来就出现不少《说文谐声谱》之类的著作。影响所及,也就有人利用文字的谐声系统研究古声母的类别了。
(六)根据《说文》的文字谐声系统因声以求义。形声字声旁相同的字,其意义有时相近或相通,在清人的小学著作中,段玉裁阐发的最清楚。他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广雅疏证序》)又说:“声与义同原,故谐声之偏旁多与字义相近,此会意形声两兼之字致多也。”(《说文解字注》示部禛字注)他在《说文注》里举出很多谐声字声中见义的例子。如凡于声字多训大,凡从皮之字有分析之意,凡巠声之字皆训直而长者,如此之类很多。这样把形音义贯串在一起来研究,执简驭繁,掌握规律,使知识条理化,成为新的语言文字之学,这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