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会员 《内经》关于病因的认识,大体上包括外感因素、内伤因素、情志因素、地理因素和先天因素。对于病机的阐述,概括地说来包括三个方面,即阴阳失调、正邪盛衰和升降失常。
外感病因,是阐述风、寒、暑、湿、燥、火等气候的变化与疾病关系的。“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风雨寒暑、阴阳喜怒、饮食居处”。其中的风、雨、寒、暑就是泛指自然界可能会导致人体患病的各种因素。自然界的各种气候变化并不是一定会造成人体的疾病,能否造成疾病,取决于人体和气候两个方面的原因。人体方面,取决于人体正气的强弱,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就是这个意思。气候方面,取决于气候的正常与否。如果气候按着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的正常顺序交替变化,就不易造成人体的疾病,即或致病也较轻微;如果气候的变化异常而剧烈,岁气不和,或非其时而有其气,就很容易造成人体的疾病,所谓“因岁之和,而少贼风者,民少病而少死;岁多贼风、邪风,寒温不和,则民多病而死矣”。 在各种外感因素中,《内经》认为,风邪是最活跃的致病因素,指出“风者,百病之长也”,“善行而数变”,“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气象学的事实也证明,自然界寒热温凉的气候变化,都要通过大气的流通来实现,《内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以“风”来统领外感致病的各种因素,不是没有道理的。
内伤病因方面,主要有饮食不节和劳逸失度,这同样会造成人体的疾病。《内经》中认识到,饮食的过饥、过饱,都会造成人体的疾病,如“饮食自倍,肠胃乃伤”;“高粱之变,足生大疔”;“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澼为痔”,“故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这些都是由于饮食不节造成的。此外,《内经》中关于五味失和的论述是很详细的,如“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宫,伤在五味。是故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乃绝……”,“多食咸,则脉凝泣而变色”等,这些内容虽然从字面看来有些拘泥,但如果灵活地理解,还是有参考意义的,且“生于五味,伤于五味”的观点,具有深刻的哲学内涵。劳倦内伤,包括过劳和过逸,二者都会对人体的生理功能有所影响,如“劳则气耗”,“有所用力举重,若入房过度,汗出浴水则伤肾”,而“五劳所伤”即“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的提出,更是对中医病因学具有深广的影响。
情志因素,指的是精神、心理变化的致病作用,《内经》用怒、喜、思、悲、恐,或喜、怒、忧、思、悲、恐、惊来表述,这些情感变化同外感致病因素一样,有着正常和异常的不同。正常时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外在反映,而如果精神变化过于剧烈或持久,就会损害人体脏腑的功能进而导致疾病。如所谓“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喜乐无极则伤魄,魄伤则狂”,“心在志为喜,过喜则伤心”,“脾在志为思,过思则伤脾”等。另外,《内经》中对于情志因素造成的疾病,治疗时提示出一类“以情胜情”的方法,因为基于整体观念的认识论方法,《内经》中认为,各种情志变化分别与相应的脏腑密切相关,而五脏对应于五行,具有相生、相克的制约关系,这就为“以情胜情”的治法提示了途径,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所说“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等就是以情胜情治法的具体内容。现在看来,其具体的做法虽然不一定完全可取,但作为治病的一种“精神疗法”,还是有其提示和启发意义的。
《内经》还认识到,由于居住环境的差别,会使人易患不同的疾病,这便是地理因素与疾病的关系。如《素问·异法方宜论》中说,“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处,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风,水土刚强,其民不衣而褐荐……故邪不能伤其形体,其病生于内”,“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故其民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说明《内经》于地理因素对人体的影响已经有所认识。此外,对于先天因素与有些疾病的关系,《内经》中也曾提到,如关于癫疾的病因,认为如果人生下来就患有这种病,则是由于孕母在胎孕期间受惊所致,所谓“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大惊,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癫疾也”。
关于病机方面,《内经》中对于脏腑病机、六气病机、气血津液病机等均有所论述,但从总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的整体角度来讲,则基本上可概括为阴阳失调、正邪盛衰和升降失常三个方面。如“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阳胜则热,阴胜则寒”,“重阴必阳,重阳必阴”等,是讲阴阳的病机变化。“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是讲人体正气与疾病邪气的虚实变化,“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清气在下,则生飱泄;浊气在上,则生瞋胀”,是讲气机升降的病机变化,另外如“风胜则动”、“热胜则肿”、“燥胜则干”,是讲外因致病的病机变化,“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思则气结”、“惊则气乱”,是讲内因情志致病的病机变化,所以《内经》有关致病机理的阐述是有丰富内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