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最早的兵书《军志》和《军政》
1996-12
人们迄今尚未发现著述年代最早的完整兵书,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年代久远或难以保存而散佚的缘故。即便如此,人们还是能从古文献的记载,看到一些曾经出现过的早期兵书,其中最常见的是《军志》和《军政》。史家和兵书著述家对《军志》和《军政》的引用,虽非长篇大段,但也是一些精辟的章句,它们实为研究早期兵书的珍品,不妨转录于下。
(1)《军志》佚文
现已发现早期兵书的佚文有九处。
《左传》提到《军志》的佚文有三处。
《军志》曰:“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这三条引文载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其意是说:“军事行动要适可而止”、“要知难而退”、“有德的国家不可抗拒”。
《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引文载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其意是说:“先发制人,可以瓦解敌人的意志。”
《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此引文载于《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其意是说:“先发制人,可以瓦解敌人的意志;后发制人,要等待敌人士气的衰竭。”
《十一家注孙子》中保存《军志》的佚文有两处。
《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其意是说:军队“停止行进时要扎营,行进时要随时能转换为战阵”。见《军争篇》杜牧注。
《军志》曰:“阵间容阵,足曳白刃;队间容队,可与敌对。前御其前,后当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为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为速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具救。”其意是说:军队布列“阵中要有阵,以便保持充足的战斗力;队中要有队,以便同敌人对抗。前锋防御敌人的前锋,后卫抵挡敌人的后卫,左队防左边,右队防右边。动作起来要鱼贯而行,停立下来要成为雁行,长兵器要与短兵器相搭配,短兵器要与长兵器相搭配。军队撤退,阵地转移,要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前进时不要慌忙奔跑,退却时要迅速撤走,队形有四头八尾,与敌人接触处就是头,敌人冲击中间时,两头要一起相救”。
《太平御览》转引《吴子》佚文中的《军志》一处。《军志》曰:“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其意是说:“将帅谋划时要保守机密,士卒行动时要整齐一致,进攻敌军时要迅速快疾。”见《太平御览·兵部四·将帅》引《吴子》佚文。
唐杜佑辑录李靖著作时引用《军志》佚文一处。《军志》曰:“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理为宝。”其意是说:军队“一旦失去地利,士兵就会迷惑,全军就会困难重重,以至失败。或饥或饱,或劳或逸,地利是最可宝贵的。”见杜佑《通典》引《军志》。
唐李筌《阃〔kun 捆〕外春秋》中保存的《军志》佚文有两处。
《军志》有言:“攻不足而守有余。”其意是说:以同样的兵力,“用于进攻则力量不足,用于防守则力量有余”。
《军志》有言:“穷寇勿迫,归众勿追。”其意是说:“对陷于绝境的敌军不要过于逼迫,对正在撤回其本国的敌军不要急于追击”,以便瓦解敌军作困兽犹斗的意志。
(2)《军政》佚文
《孙子兵法》中保留了《军政》的两条佚文。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其意是说:“因相互间距离较远而听不见讲话,所以设置锣鼓;因相互间距离较远而看不见动作,所以设置旌旗”。见《十一家注孙子·军争篇》引文。
《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其意是说:“见到条件可以就进攻敌人,知道条件困难就退却。”又说“敌人强大就避开他。”见《十一家注孙子·军争篇》引张预注。
由于缺乏记载,所以《军志》和《军政》的成书年代已不可确考。但从《左传》多次提及,可推测它们至迟在西周晚期已经问世。又从它们的内容和当时的习惯分析,所引各条似非出自一人一时之作,而是西周晚期以前兵家和政治家言论的汇集。依据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学者们认为它们是迄今所提到的最早兵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我国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晚期,已经有2300多年了,其间进行了神农伐斧燧(一说补燧)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舜禹伐三苗之战等原始部落战争,以及阶级社会中商汤灭夏桀之战、周灭商纣的牧野之战、周宣王对外族之战等数十次战争。其次,战争中不但使用石兵器,而且使用了精致的青铜兵器和相当牢固的战车,木板船已经用于运兵,城郭建筑已经初步完固,金鼓旗帜已经代替声音和动作而能在较远的距离上,指挥较大规模的作战。战争实践经验的积累,军事技术的进步,甲骨文和金文对军事活动的记载等,都为战争经验的总结创造了条件,最早的兵书《军志》和《军政》便应时而生了。
“有德不可敌。”这是《军志》在总结战争起因和胜败的基础上得出的一条结论。夏桀昏庸无道,民怨沸腾,危机四伏。有德的商汤,德政修举,人民拥护,他先统一邻国,翦除夏的羽翼,尔后又率领敢死之士6000—7000人,战车70辆,打败夏桀,建立了商朝。商朝末年,纣王无道,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徽子出奔,民众积怨。有德的周武王,收揽人心,大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统率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战车300辆,一举占领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建立了周朝。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都是由于国君桀、纣的无道而引起,因汤、武的有德而取胜的战争,所以《军志》便根据这类有德伐无道而必胜的战争经验,得出了“有德不可敌”的结论。
“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强而避之”等论述,是要求战争指导者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有取胜的可能便进攻,有失利的危险便退却,遇到强敌就避开,使自己始终掌握主动权而立于不败之地。
《军志》和《军政》的其他条文,也都是关于兵法和战法的论述。它们为数虽少,但已是春秋战国兵书著述第一次高潮到来的前奏。
(1)《军志》佚文
现已发现早期兵书的佚文有九处。
《左传》提到《军志》的佚文有三处。
《军志》曰:“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这三条引文载于《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其意是说:“军事行动要适可而止”、“要知难而退”、“有德的国家不可抗拒”。
《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此引文载于《左传》宣公十二年(公元前597年),其意是说:“先发制人,可以瓦解敌人的意志。”
《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此引文载于《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21年),其意是说:“先发制人,可以瓦解敌人的意志;后发制人,要等待敌人士气的衰竭。”
《十一家注孙子》中保存《军志》的佚文有两处。
《军志》曰:“止则为营,行则为阵。”其意是说:军队“停止行进时要扎营,行进时要随时能转换为战阵”。见《军争篇》杜牧注。
《军志》曰:“阵间容阵,足曳白刃;队间容队,可与敌对。前御其前,后当其后,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鱼贯,立为雁行,长以参短,短以参长。回军转阵,以前为后,以后为前,进无奔进,退为速走,四头八尾,触处为首,敌冲其中,两头具救。”其意是说:军队布列“阵中要有阵,以便保持充足的战斗力;队中要有队,以便同敌人对抗。前锋防御敌人的前锋,后卫抵挡敌人的后卫,左队防左边,右队防右边。动作起来要鱼贯而行,停立下来要成为雁行,长兵器要与短兵器相搭配,短兵器要与长兵器相搭配。军队撤退,阵地转移,要以前为后,以后为前,前进时不要慌忙奔跑,退却时要迅速撤走,队形有四头八尾,与敌人接触处就是头,敌人冲击中间时,两头要一起相救”。
《太平御览》转引《吴子》佚文中的《军志》一处。《军志》曰:“将谋欲密,士众欲一,攻敌欲疾。”其意是说:“将帅谋划时要保守机密,士卒行动时要整齐一致,进攻敌军时要迅速快疾。”见《太平御览·兵部四·将帅》引《吴子》佚文。
唐杜佑辑录李靖著作时引用《军志》佚文一处。《军志》曰:“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军困败。饥饱劳逸,地理为宝。”其意是说:军队“一旦失去地利,士兵就会迷惑,全军就会困难重重,以至失败。或饥或饱,或劳或逸,地利是最可宝贵的。”见杜佑《通典》引《军志》。
唐李筌《阃〔kun 捆〕外春秋》中保存的《军志》佚文有两处。
《军志》有言:“攻不足而守有余。”其意是说:以同样的兵力,“用于进攻则力量不足,用于防守则力量有余”。
《军志》有言:“穷寇勿迫,归众勿追。”其意是说:“对陷于绝境的敌军不要过于逼迫,对正在撤回其本国的敌军不要急于追击”,以便瓦解敌军作困兽犹斗的意志。
(2)《军政》佚文
《孙子兵法》中保留了《军政》的两条佚文。
《军政》曰:“言不相闻,故为金鼓;视不相见,故为旌旗。”其意是说:“因相互间距离较远而听不见讲话,所以设置锣鼓;因相互间距离较远而看不见动作,所以设置旌旗”。见《十一家注孙子·军争篇》引文。
《军政》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又曰:“强而避之。”其意是说:“见到条件可以就进攻敌人,知道条件困难就退却。”又说“敌人强大就避开他。”见《十一家注孙子·军争篇》引张预注。
由于缺乏记载,所以《军志》和《军政》的成书年代已不可确考。但从《左传》多次提及,可推测它们至迟在西周晚期已经问世。又从它们的内容和当时的习惯分析,所引各条似非出自一人一时之作,而是西周晚期以前兵家和政治家言论的汇集。依据现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学者们认为它们是迄今所提到的最早兵书,这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我国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晚期,已经有2300多年了,其间进行了神农伐斧燧(一说补燧)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舜禹伐三苗之战等原始部落战争,以及阶级社会中商汤灭夏桀之战、周灭商纣的牧野之战、周宣王对外族之战等数十次战争。其次,战争中不但使用石兵器,而且使用了精致的青铜兵器和相当牢固的战车,木板船已经用于运兵,城郭建筑已经初步完固,金鼓旗帜已经代替声音和动作而能在较远的距离上,指挥较大规模的作战。战争实践经验的积累,军事技术的进步,甲骨文和金文对军事活动的记载等,都为战争经验的总结创造了条件,最早的兵书《军志》和《军政》便应时而生了。
“有德不可敌。”这是《军志》在总结战争起因和胜败的基础上得出的一条结论。夏桀昏庸无道,民怨沸腾,危机四伏。有德的商汤,德政修举,人民拥护,他先统一邻国,翦除夏的羽翼,尔后又率领敢死之士6000—7000人,战车70辆,打败夏桀,建立了商朝。商朝末年,纣王无道,重臣比干被杀,箕子被囚,徽子出奔,民众积怨。有德的周武王,收揽人心,大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津东北),统率虎贲3000人、甲士4.5万人、战车300辆,一举占领商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建立了周朝。商汤灭夏和武王伐纣,都是由于国君桀、纣的无道而引起,因汤、武的有德而取胜的战争,所以《军志》便根据这类有德伐无道而必胜的战争经验,得出了“有德不可敌”的结论。
“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强而避之”等论述,是要求战争指导者要量力而行,适可而止。有取胜的可能便进攻,有失利的危险便退却,遇到强敌就避开,使自己始终掌握主动权而立于不败之地。
《军志》和《军政》的其他条文,也都是关于兵法和战法的论述。它们为数虽少,但已是春秋战国兵书著述第一次高潮到来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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